政治感化：甘地对绝食理论的贡献

二、政治感化：甘地对绝食理论的贡献

从前面我们对绝食一般知识的介绍，不难发现，绝食（无论是否作为抗争的手段），其本身的历史早已源远流长，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为人们根据各种各样的目的广泛地实践了。但是，绝食（尤其是政治绝食）长久以来，都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正如理查德·G.福克斯（Richard G.Fox）所指出的，1910年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竟尚未收入“政治绝食”一栏⁽¹³⁾。在甘地之前，人们对绝食的关注，都集中在私人、宗教生活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则不过是个边缘的话题。偶尔出现的一些绝食抗争——如爱尔兰共和军的绝食斗争，充其量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深远的影响。

恰恰是甘地，这个印度圣雄，以其奇迹般的一个又一个的绝食（甘地的公共绝食前后达14次），以其牵动亿万人的心、令全世界屏住呼吸的奉献行为，引发了人们对绝食斗争的密切关注。从甘地之后，人们才开始认真对待这种政治抗争行为，严肃讨论其道德合法性，也才开始逐渐学习和广泛采用这种政治斗争方法。

所以，维基百科（中文版）将甘地视作为“最早用绝食来进行正式政治抗议”的第一人⁽¹⁴⁾。有的论者（如福克斯）更是认为甘地之后的许多最为著名的绝食抗争，如密特斯·斯尼达（Mitch Snyder）、凯撒·查维斯（Cesar Chavez）等人，都是在效仿甘地。事实上，他认为，“甘地的绝食已经变成一种基本范式了”⁽¹⁵⁾。今天，人们或者效仿、或者批评甘地的绝食理论和实践，但是绝不可能跳开甘地的政治绝食来谈论绝食抗争。甘地的政治绝食理论及实践，成为绝食政治斗争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峰。

甘地绝食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高度的认同，根本而言，来自甘地对绝食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这在于：

（一）精神性绝食与政治绝食的统一

无论何种绝食（医疗性的、宗教性还是政治性的），甘地都反对把绝食简单地作为一种停止就食的肉体行动。他说：

“只有一个人有自我克制的意图时，绝食才是有效的……绝食和其它类似的训练都是为了达到自我克制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或者只是身体绝食，并没有精神上的绝食，那只是一种伪善和灾难。”⁽¹⁶⁾

绝食是一种自我克制，是为了克制“人的动物性冲动”⁽¹⁷⁾，是要剔除精神对肉体的依赖，是为了高尚的精神生活而采用的⁽¹⁸⁾。绝食绝非一种癫狂，一种自我虐待，一种对自己施加的没有意义的“暴力”；它是要让肉体服从精神的需要，成为个人自我完善的工具，而不让肉体蜕化为个人的全部或者主人⁽¹⁹⁾。对于“坚持真”的非暴力主义者而言，绝食恰恰可以净化行动者的内心，克制“坚持真”斗士的私心杂念，加强其自律性，让自己成为谦逊、坚定、超脱的非暴力抗争勇士。在这个意义上，绝食（尤其是短期的绝食）可以成为非暴力抗争的重要训练手段、行动宣言和非暴力宣誓，在大规模非暴力抗争的准备阶段，得以在广泛大众中采用。

而对于那种适用于更尖锐的政治斗争，采取更为激进手段的长期绝食或绝食至死的方法，也同样需要深刻的精神内涵。这种绝食的行动者，需要是一个深谙绝食之道（或绝食科学）的人⁽²⁰⁾，它还需要绝食者有着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坚定确信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它甚至需要绝食者有一种“内在的声音”（Inner Voice）来作为指引⁽²¹⁾。这种绝食的行动者，需要有对结果的超越，要放弃患得患失的功利心态，纯粹地把自己献给“真”（或者神），而把结果视为“真”（或者神）的恩赐⁽²²⁾。总之，没有内心的力量，不懂这种内心力量的科学的人，是不应该采取这种行动的。⁽²³⁾

为此，在甘地的概念中，绝没有仅仅为了政治斗争而采取的绝食。作为非暴力的最后武器，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性的行动，一种信仰的行动⁽²⁴⁾，一种最后的救赎。也就在这个意义上，福克斯把甘地的绝食视为是一种精神性绝食与政治绝食的结合。⁽²⁵⁾

这种结合，使甘地式的政治绝食，具有其他政治绝食（如饥饿抗议）所没有的特殊性质、功能和效用，极大地丰富了绝食的社会抗争方式。

在性质上，它使精神性的绝食脱离了纯粹个人或团体的信仰行动，将其精神要旨——如自我克制、净化自我等——引入了社会政治领域，结合了政治绝食的抗争或斗争功能，极大地发挥了绝食抗争的潜力，并使政治绝食不再是简单的禁食抗议，具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基础。这种做法把两种看似独立、各不相干的绝食类型融为一体，构成了甘地独有的绝食抗争特色。

在功能上，甘地的政治绝食，不仅具有抗争、宣传或提醒关注的功能，更具有净化、忏悔、自律、祈祷、处罚、自罚等功效。其形式也更加丰富化，从简单的绝食至死，到短期绝食（1日至3日）、定期绝食（7日至21日或更长）、绝食至死等；可以是适用于群体的绝食（尤其是净化类的绝食），也可以是少数精英的绝食，等等。

在社会运用上，各种不同功能的绝食也发挥出各自不同的社会功效。如净化类的绝食，成为塑造非暴力变革氛围、准备非暴力运动的重要阶段；自罚、处罚类的绝食（如1922年的反对暴力绝食），成为领袖领导运动、控制运动节奏、防止暴力发生的重要工具；宣传性的长期净化绝食，如1933年开展根除贱民制度的绝食、1943年反对操纵暴力指控的绝食，都成为进行政治宣传、表明政治立场的有效手段，等等。

这些都是传统的单纯的政治绝食类型所没有的，其在理论和实践的突破，都可归结于对这两种类型的绝食的融合。

（二）以政治感化重塑绝食精神

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已经集中介绍了甘地绝食的感化性特征，而夏普也将甘地的绝食列为独立的、以“政治感化”为核心的一种绝食模式。⁽²⁶⁾在本处，我们不再对“坚持真”绝食的政治感化特性进行赘述。我们的目的是对比甘地语境中的几种绝食类型，突出绝食独特的感化性特质。

在甘地的语境中，他主要谈及的是三种类型的绝食，即“饥饿抗议”、“坚持真”绝食，以及“坚持错”的绝食（Duragraha Fast）。

饥饿抗议，是囚犯们（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进行各种抗争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手段，后来又逐渐演化为英文的“绝食”反抗的基本用语⁽²⁷⁾。甘地最早谈及这种绝食的是南非时期，在其主编的1909年的《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杂志上谈到当时英国女权主义者在狱中的绝食抗争。他认为这种旨在要求被释放的饥饿抗议并非“坚持真”，“它们是诉诸暴力的”⁽²⁸⁾。其后，甘地也多次介入印度囚犯的饥饿绝食，如1937年对安达曼斯（Andamans）⁽²⁹⁾、1939年对丹丹监狱（Dum Dum Jail）、1941年对德欧利·坎贝监狱（Deoli Camp Jail）⁽³⁰⁾的囚犯绝食抗议事件，甘地都采取制止的态度。因为，在甘地看来，囚犯服从自己的刑期和牢狱管理规则，是政府运作和狱方当局管理的需要。“坚持真”斗士开展文明不服从，反抗当局的统治，触犯了有关的法律，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处罚——这本就是强调“自我受苦”和“文明抗争”（civil resistance）的“坚持真”本意。囚犯，尤其是政治囚犯，应该作一个模范的囚徒，应该带头示范、服从监狱管理规则。绝不应该提出要求释放或其他违反监狱管理规则的请求，只有当狱政当局采取一些特殊的侵犯囚犯的举措，如羞辱囚犯、给予不当的食品、侵犯其宗教自由、狱政人员违反法律虐囚等情况，才能采取包括绝食在内的反抗措施。⁽³¹⁾基于这个理由，甘地宣称自己“通常反对囚犯的饥饿抗议”⁽³²⁾。

对于基于印度传统的“静坐绝食”（Sitting Dhurna），这种出于讨债、乞讨等纯粹私人的甚至是非法的目的而采取的绝食行为，甘地则更加反对。这种绝食，是一种“坚持错”绝食。因为，“坚持真”的绝食不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更不能用于诸如乞讨这种非法的目的。采用绝食来讨债，或采取绝食要强迫对手服从自己的私人要求（如有信众以绝食威胁要求甘地寄送相片或到访某地），这些作法是让行动者本身蒙羞，它比暴力斗争更为恶劣，因为“即使在相互打斗中，我们也能让对手有反击的机会”，但是这种用于私人或非法目的的绝食，却完全不让对手有妥协的机会。⁽³³⁾这种行动无异于一种胁迫和无知，完全是一种“野蛮和暴力”。⁽³⁴⁾

对此，甘地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极力主张社会舆论决不能纵容、同情这种绝食，宁可让这种绝食者自负其责，也不能向其自私或非法目的妥协半步。⁽³⁵⁾

甘地之所以反对这两种绝食，都与绝食的本性有关。因为，表面上看，绝食似乎没有给对方带来任何的损害，只不过是行为者的一种自我受难的过程。但是，事实上，它会给对手带来许多无形的压力，包括道德的、社会舆论的、良心的。毕竟，当对手拒不满足绝食者的要求时，可能就会直接造成绝食者的死亡。而绝食过程中绝食者忍受饥饿和死亡威胁的痛苦，也无疑是一种反复叩敲对方良知、慢性释放道德压力的过程。绝食，让双方都面临着一种难以退让的困局：一方以自身性命相威胁，另一方，则要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这种要价——为对方的痛苦和生命负责。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绝食是一种暴力，一种对对方的威慑。如果没有在恰当条件下的适用、恰当的运作、追求恰当的目标的话，它就是一种蛮横的强迫手段。不是被对手视为野蛮、无知，就是一种政治勒索，严重的情况还会导致局势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的升级，使敌我双方陷入“双输”的局面。为此，绝食抗争必须要有其道德性，要摆脱懦弱的外表，获得对手的尊重，只能是以“非强迫性”为特征，以“感化”为目标，从而使这种传统的抗争模式焕发新的光彩。这是甘地对绝食理论的独创性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