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感化的适用，甘地坚持的几个信条

三、绝食感化的适用

回到我们的问题，绝食感化，在理论上如何可能呢?绝食如何才能够有效地感化对手，既能达到绝食的目的，又没有给对手施加任何强迫性?在这里，我们将依据甘地关于“坚持真”的各种绝食的言论，构建甘地的绝食感化理论，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政治感化是有效性与非强迫性的统一⁽³⁶⁾。从实践的角度看，人类行为的这两种属性是可以分开的：可以是有效但强迫的，也可以是非强迫的却又无效的行为。我们可以分开对两者进行审视。

但是，在甘地的话语系统中，这两个属性，对于绝食或其他“坚持真”行动来说，却是同一的；在理论上，是难以完全割裂开来的。其理由在于甘地坚持以下几个信条：

（1）“真”必然胜利。

在甘地的话语系统中，应然和实然是完全能够同一。作为至上存在的“真”（Truth），它既是道德性的要求，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甘地说：“真就是神，或者说，神除了真以外别无他义，我们在所有的宗教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一种神圣的法则——那些依照真（或神）的法则而行动的人，从来都不会遭遇失败。”⁽³⁷⁾

如果有人质疑说，事实上就有不懈地追求“真”而失败的例子，那么甘地的回应则是，这或者在于我们对“胜利”的理解有偏差，又或者在于我们自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他这样说：“有些时候，那些依照‘真’而行动的人看起来失败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感觉而已。在现实中，他们从来不会失败。但结局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失败了。但是那些对我们而言是失败的，经常对它自身来说反而是胜利的。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³⁸⁾

他又说：“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符合‘真’的手段并尽力为之，最后却失败了。那么我们不应该责备‘真’，而是要检讨我们自己。如果有些特定的结局是不能有益于我们的，神就不会让它发生，即便我们是如何地希望它能出现。”⁽³⁹⁾

因此，无论何种结局，都有其真义：问题只是在于行动者的认知或行动能力上，但绝非“真”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坚持真”的人从来不会失败。他们只要依照“真”的要求——爱和非暴力，坚决地采取“坚持真”的斗争方法，最终就必然会是胜利的。

（2）手段比目的重要。

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甘地认为手段是比目的（或说结果）更为重要的。既然“结局是在万能的神手里的”⁽⁴⁰⁾，神总有其深义，那么对有限存在的个体而言，也只能是贯彻“真”之法则，尽“坚持真”之义务了。

其次，这也与深具甘地特色的“目的—手段”观念有关。甘地反对“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恰如种子与树的关系一样”⁽⁴¹⁾。不是目的决定手段，相反，就如什么样的种子长成什么样的树一样，手段才决定结局的出现——“人们获得的结局恰是其采取手段的结果”。⁽⁴²⁾

所以，如果我们冀望于神圣的（好的）结局的出现，那么，我们就不能采取恶劣的手段，也不能总以结果或目的为念。只要坚持善的手段，必会产生善之结果。行动的重心在于手段，而非结果（或目的）。对手段的关怀——而非目的，才是政治感化的取胜之道。

（3）绝食者必须超越结果关怀。

为此，对于“坚持真”斗士而言，他们需要具备某种品质——对结局的超越。既然结局必然胜利，结局是在神之手中，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那么“坚持真”斗士所能做到的只是服从“真”的职责，依照“真”（及非暴力）的法则行动。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行动中超越对结局的关怀，超越那种患得患失的作法。

对绝食者来说，尤为如此。“一个纯洁的绝食，就像职责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我并不关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⁴³⁾

绝食既然是一种对神的奉献，是一种祈祷，是对自己坚持的“真”的牺牲，那么绝食者的“生命就在神的手里”⁽⁴⁴⁾，他不能总以结局为念，这样会玷污了绝食，使绝食者无法内心平静，保持超然和纯洁的态度，最终引诱其采取不恰当的手段，让“坚持真”绝食蜕变成为“坚持错”的绝食。⁽⁴⁵⁾

由于这三个原因，甘地很少谈及自己绝食的有效性，更不去探讨绝食如何才能获得其预期的目标。对一个“坚持真”的斗士来说，问题只是如何去行动，如何行动才能符合“真”（及非暴力）。只要完美地满足了这一点，结局自然就会是善的——虽然它未必就是行动者所希望的那样子。对绝食而言，就是要保持“非强迫性”，严格依据“真”的法则采取绝食行动，这才是绝食感化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

进而，要依照“真”及非暴力的宗旨来进行绝食，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依照“真”的精神，严格限定绝食适用的情形；第二，采用恰当的绝食方法步骤；第三，遵循绝食感化的动力机制。

作为一种极端的“坚持真”的抗争方式，绝食是严格自我限定的，其内容包括绝食事由、情景、对象、主体和内容等五个方面。这种自我限定既构成了“坚持真”绝食的道德基础，又是“坚持真”绝食得以顺利开展、获得感化成效的前提。通过这种自我限定，“坚持真”绝食可以在实践上，明确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绝食（如“饥饿抗议”、“静坐绝食”），避免对绝食手段的错误适用。同样地，这种自我限定，可以让绝食在“坚持真”的信念指导下充分发挥作用，为政治感化提供可能。

具体而言，一个正确的“坚持真”绝食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公共的、正义的事由。

绝食只能适用于具有公共意义的（而非纯粹私人事务的）、正确的（或正义的）事由上。这一点，绝食与其他的“坚持真”抗争方式是一致的。因为“坚持真”是一种非暴力的斗争方式，它要求的是用“感化”来让对手转变态度或观点，促使双方建立新的和谐，其路径是通过自我受苦，那么这种要求必须是正当的，也必须是非私人事务的——私人事务意味着行动者将在“坚持真”中获益，是基于自私的目的，与自我受苦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按照甘地的话说：

“‘坚持真’决不能运用到个人的收益上，只能用于他人的福利。一个‘坚持真’斗士必须准备承担苦难和个人损失。”⁽⁴⁶⁾

当然，是否涉及个人利益，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除非行动者以纯粹第三方身份介入，否则，任何抗争都无可避免地涉及个人利益。这样“坚持真”岂非不能适用于某种群体的自我抗争?甘地并不这么保守，以绝食为例，他认为：

“不能采用绝食来获得私人的利益，如增加绝食者本人的工资。但是在某些情景下，它可以用于代表某个群体来试图增加工资。”⁽⁴⁷⁾

其区别乃是，是否是仅仅涉及个人的，还是作为团体抗争的一部分。那么，在甘地的观点看来，纯粹基于个人利益（如讨债）来绝食，是一种“坚持错”的绝食，而作为团体抗争的一部分，那么是可以允许的。⁽⁴⁸⁾

（2）最后的非暴力武器。

绝食作为一种极端的斗争工具，它必须慎用。如果说“坚持真”是社会（政治）抗争的最后手段，那么绝食则是“坚持真”抗争的最后手段。它必须是在所有正规的、非暴力的手段都已经采用并证明是失败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用的措施⁽⁴⁹⁾。否则，其做法完全蔑视现有的各种社会抗争手段，只不过是唯利是图的一种方法，形迹近于无赖，更妄谈获得绝食反对对象的同情、尊重和感化了。

为此，甘地批评阿瓦利“将军”（General Awari）因反对国大党中央拒绝给予其所属那格浦尔（Nagpur）选区以议席而进行的绝食⁽⁵⁰⁾。其主要原因在于，阿瓦利并未遵照有关法定的程序，如向国大党中央委员会（Working Committee of Con-gress）、全印度国大党全体年会（AICC）等提交诉求，就直接诉诸绝食手段。甘地认为这种绝食是一种无礼的“强迫”性举动，它完全无视组织纪律的，如果得逞的话，它会危害公共生活，使“公共生活毫无价值可言”。⁽⁵¹⁾

（3）不可用于反对对手。

在受苦的本性上，绝食与其他“坚持真”抗争方式不同。如文明不服从中，“坚持真”斗士因对法律的触犯而导致政府的处罚。处罚是外在的主体（政府）造成的。而绝食则完全不同，绝食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政府（或对方）强行施予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或对方）进行绝食是不公正的——因为对方并没有施加处罚的意愿，却要承担处罚的责任和后果。这无疑是一种暴力。⁽⁵²⁾

为此，甘地认为绝食不能用于暴君，只能用于爱戴自己的人（Lover）⁽⁵³⁾。并且，并非用于满足或获取自己的权利，而是为了绝食反对对象的利益。比如，儿子可以用绝食来使父亲克服酗酒的习惯，但是不能对父亲绝食来获得财产或一件美丽的衣服⁽⁵⁴⁾。因为绝食是为了“改造（Reform）爱自己的人”。它不能“改造”那些不爱自己的、甚至敌视自己的人——如戴尔将军（General Dyer）⁽⁵⁵⁾，它也不能出自于利己的目的。

在这里，甘地强调，暴君（Tyrant）和爱人（Lover）应该作为更广泛的理解：

“那些行为违反正义的人就可称为‘暴君’；那些同情你的人就是所谓‘爱人’”。⁽⁵⁶⁾

因此，在理论上，“坚持真”的绝食不能用于对手，而只能用于自己阵营（以及同情自己的人）；绝食是要改造自己人，而不是强迫对手。这一点，是“坚持真”绝食比其他“坚持真”抗争方式适用领域更窄，也与“饥饿抗议”、“静坐绝食”的其他绝食传统完全不同——后者恰恰把绝食作为迫使对手服从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有这样的限定，是因为绝食者及其反对对象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共通的基础——双方具备某种“爱”的要素。只有这种基础，才能使双方对这种极端的手段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政治感化才有可能。恰如父子、夫妻、师生之间，爱让双方对绝食充满关怀，可以扪心自问，激发各自内在的道德潜力，使行为错误者改变邪恶，使意志薄弱者坚强信念，促成感化的实现。否则，失去这种基础，绝食无非是一种“饥饿抗议”，一种要挟和强迫，难以获得反对对象的尊重，爱之感化与驱动也就毫无可能了。

（4）改变对方态度，而非强加观点。

虽然“坚持真”以感化（或改变）为其宗旨，但是，绝食的感化，比其他的“坚持真”更具有自我限制的特点，它绝不是改变反对对象的观点（Opinion），以使之迁就绝食者。它改变的只是对象的态度（Attitude），只是对象对与绝食者共享的某些观点动摇不定，或者缺乏贯彻坚定意志，或明知故犯等情况才能采用。比如，儿子对父亲绝食，要求其克服酗酒恶习。这种行为在于父子之间都承认酗酒的恶劣性。儿子的绝食，是要激发父亲的善性、巩固其意志、增加其勇气，以克服恶劣的习惯。按照甘地的话说：

“人们可以通过绝食来改造志同道合者的工作和思想，但决不能用于那些友善但观点不同者。所以，潘迪·莫蒂拉·尼赫鲁（Pandit Motilalji Nehru）⁽⁵⁷⁾虽然是我的一个亲密的好友，但我决不会通过绝食来改变他，使他迁就于我在议会选举问题上的观点。然而，我可以对孟买的暴徒绝食——虽然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因为我们是为了同一个事业⁽⁵⁸⁾而奋斗的同志。

我们无权通过绝食来使他人服从我们的观点。这将会是一种暴力。但是，我们有义务通过绝食来使那些与我们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更加坚定，以免让他们在压力面前变得脆弱。”⁽⁵⁹⁾

为此，甘地说绝食是“要让对象更加坚定其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是要把绝食者的观点强加到对象的身上”⁽⁶⁰⁾。这种约束比“爱人”的条件更进一步了。

以此观之，绝食确实将“坚持真”的“以感性巩固理性”的特征发挥到极致。⁽⁶¹⁾盖因绝食之时，绝食者已有舍生取义的断念，其立场已不容半分动摇。为此，若用于对手，则毫无协商妥协之余地，必致勒索、无赖之质疑，更有强迫之特性。但若用于持同样观点的人，则不存在观点上的强加和迫使，只不过是加强其践行自己所持“真”（即观点）的力量，克服弱点，奉行不悖而已。这种情形自然不是强迫，而有以绝食之感性巩固绝食反对对象之理性的功效。

（5）绝食者熟悉绝食之道。

即便上述的多种客观条件得到满足，绝食仍然不能轻易地采用。它仍然需要一个主观的条件——绝食者熟练掌握“绝食科学”（或绝食之道）⁽⁶²⁾。“坚持真”的绝食，毕竟与“饥饿抗议”、“静坐绝食”的抗争方式不同，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胜任的，没有经过正确训练的人是无法恰当采用这种手段的⁽⁶³⁾。这种训练是要达到几个基本素质，按照甘地的话说：

“纯粹的身体绝食而没有心灵的支撑，是毫无意义的。它必需是一个真心实意地对内在声音的服从，一个惟‘真’是盼的渴望。因此，绝食只对这样的人有效：为合乎‘真’的事由而奋斗不休的人、即便是对手也仍热爱的人、那些摆脱动物激情的人，以及那些放弃世俗野心和拥有物的人。那些没有提前准备和具备充分训练的人，是不能采用我所指的那种绝食。”⁽⁶⁴⁾

结合甘地的相关文献来看，绝食者必需具备的各种要素，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懂得绝食的基本原理。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本章“以政治感化重塑绝食精神”），要明白，无论何种绝食，都不仅仅是肉体禁食，它有内在的精神。即便是绝食反抗，也不是自杀或自残⁽⁶⁵⁾，它不是简单的政治抗争手段，是富有精神意义的抗争。总之，“所有绝食的精神基础都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净化”⁽⁶⁶⁾。只有净化，才能剔除动物性欲望，让精神成为肉体的主宰，使身体成为使命的工具，克服物欲，实现使命。

第二，要实践“坚持真”的内在精神。

这包括坚持、热爱“真”的精神、对对手没有怨恨、仍然热爱和善待对手、超越对结果的期待、保持内心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信仰——对“真”（或神）的无限坚信和无私的实践；还要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内在的乐趣”⁽⁶⁷⁾，把绝食视为从内心困苦中解脱出来、纯洁自我的善法，等等。

第三，要具备一定的绝食经验，懂得正确调整身体、进行绝食。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来讲，“坚持真”绝食都有许多复杂的、高度的要求，其宗旨要做到让使命、精神、肉体的三位一体。这绝非“纸上谈兵”、“一蹴而就”，没有相当的经验积累，是无法达到的。从甘地的绝食史来看，这一点也是在不断摸索和调整中逐渐完善的。比如，对肉体绝食的正确方法，甘地是在南非的第二次长期绝食（1914年因学生出轨进行的14日绝食），才逐渐懂得的⁽⁶⁸⁾。到1924年，他才公开一些进行绝食必要的身体调节法则，以为后人参考⁽⁶⁹⁾。在精神层面上，即便是在1939年，仍然有甘地自己不得不承认的“拉吉科特绝食”的失败。为此，甘地建议，要达到绝食所需的各种素质要求，人们是需要一些绝食经验的。他说：

“那些想要进行‘坚持真’绝食的人当然必需拥有一些精神净化的绝食经验。而进行身体净化绝食的经验也是非常有益的。”⁽⁷⁰⁾

值得一提的是，甘地从不认为这种“坚持真”绝食是以绝食者的声望、社会地位作为前提的，他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比如对于一位名为斯瑞·斯瑞拉姆卢（Shri Sriramulu）的“不出名、贫困的国大党人”⁽⁷¹⁾为进行废除贱民制度而进行的绝食，甘地曾公开表示支持。这也与那些强调短期功效、唯利是图的绝食完全不同。

如上文所示，这五个“坚持真”绝食的适用条件是如此地严苛，以至于甘地认为很少有人可以恰当地使用这种手段——虽然他也强调对自己适用的法则对别人也同样适用、绝食具有普遍的运用前景，等等⁽⁷²⁾。在现实中看，甘地很少鼓励别人绝食，对那些想要绝食或正在进行的绝食，也以反对为多⁽⁷³⁾。甘地甚至说：“那些想进行‘坚持真’绝食的人，都应该在行动之前征求我的意见和许可。如果这个建议被吸纳了，甚至在我的一生，都可以不需谈及绝食的法则了。”⁽⁷⁴⁾

即便如此，只要合乎这几个要件，可以构成“坚持真”的绝食，甘地绝不吝啬赞美之词，不仅给予道义支持，甚至进行同情性的绝食来支援。如1932年，甘地就为帕瓦丹（Patwardhan）的绝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同情性绝食。⁽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