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公共绝食的整体性分析

一、甘地公共绝食的整体性分析

所谓公共绝食情况的基本分析，主要是要介绍甘地历次绝食的基本情况，并从各种划分标准将其划为几种类别，加强我们对甘地公共绝食的了解，为后面的分析打下基础。

（一）甘地的历次绝食

绝食之于甘地，乃是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甚于眼睛。甘地说：“它们（绝食）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可以没有眼睛，却不能没有绝食。眼睛对于外部世界的意义，恰如绝食之于内心世界一般。”⁽¹⁾绝食是内心世界的“眼睛”，它照亮和指引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对重视精神多于物质的甘地来说，自然比肉眼更为重要。

甘地的一生恰也是由各式各样的绝食组成。早在童年，甘地就从虔诚的母亲身上感受到了绝食自律的浓烈氛围，并且效仿起来⁽²⁾。在南非时期（1894年至1914年），甘地逐渐探索和实践采用绝食来进行身体治疗、克制性欲和培养自我克制宗教精神的方法⁽³⁾。到最后，绝食也逐渐地被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教育学生、进行社会经济斗争和政治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各种绝食（医疗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在甘地身上，都有集中的体现，它们都是甘地体验“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难能可贵的是，三种类型的绝食，在甘地体验和“坚持真”的精神指导下，更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医疗性的肉体绝食方法，使甘地能够掌握科学绝食方法，巧妙绝食，确保完成绝食任务，又不至于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于使身体在绝食后愈发健壮、愈老弥坚，为其事业顺利开展提供物质基础。而宗教性与政治性绝食的合一，如前所述（第四章），恰是甘地公共绝食的最大特色，也是使甘地绝食获得新生命力的重要因素。这种三位一体，融合各种绝食方法精华的绝食，其具体体现就在于甘地的公共绝食了。

纵观甘地一生，运用绝食来进行社会活动的，共有17次。其中3次是属于教育学生性质的⁽⁴⁾，其余的14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绝食。其简要情况可见表5.1（更详细的内容可见附录2）：

（二）对甘地绝食的类型分析

由表5.1可见，甘地绝食在形式、目标、反对对象、内容和功能等方面，都具有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特点，它体现了甘地对绝食的熟练技巧和巧妙运用，深谙绝食感化之精髓。可以从以下几个分类来看：

1.按目标分类

甘地各次绝食的具体目标，都会因绝食目的、政治形势等方面的影响而有所不同。而目标本身也可以作广泛的或具体的解释。在这一个分类中，我们所强调的是广泛意义的目标，也是甘地一生政治的几个大的目标，而不是指某次行动的具体的目标、要求等（这些我们在政治功能分类中进行补充）。

甘地的公共绝食，事实上围绕着三个主要的事业（或目标）展开，其具体情况如下：

表5.2　甘地公共绝食的目标情况表

（1）根除贱民制度

根除贱民制度是甘地一生重要的一项工作。虽然在一些政治家的眼里，如尼赫鲁，这不过是一个“边缘的话题”⁽⁵⁾。贱民，指的是印度教的排除出四大种姓之外，只能从事宗教上被视为不洁的工作，而遭到种姓阶层（Caste Hindu）排斥和歧视的阶层。⁽⁶⁾他们处于印度社会的最底层，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诸多方面，都遭到有种姓阶层及其他社会阶层的歧视和剥削。甘地同情贱民的遭遇，反对将贱民制度作为印度的一个经典教义和戒律，相反，他认为根除贱民制度是印度教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说“宁可印度教灭亡，也不能保留贱民制度”⁽⁷⁾。

甘地高度重视解放贱民的运动。他把贱民称为“哈里真”（Harijan），意思即是上帝之子，表明贱民并非不可接触的，反而却是骄傲的上帝之子。从1933年开始，他便把自己主编的政治性杂志起名为《哈里真》（Harijan），并在其后相当长时间专注于贱民解放运动。

绝食之所以与贱民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与贱民解放运动本身的性质有关。与贱民领袖如安倍卡等人采取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性的方法不同，甘地认为贱民运动，必须是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方法，包括进行广泛的宣传、开展此起彼伏的志愿者服务运动、重新解释经典、开放井水和庙会等。其方法基本上必须是非暴力的方法，是要让有种姓阶层受到感化，从自我纯洁出发（Purification of Hindu Heart），真心改变观点，自觉平等对待贱民。⁽⁸⁾

解放贱民运动方法的基本特性，决定了绝食在其中起特别突出的作用，乃至成为甘地绝食次数最多的领域。这种类型的绝食总共有5次之多（表5.1中的第6至第10次皆是），并且各次的作用都不相同。1932年9月的绝食，是要防止印度教遭受分割而采取的第一次关于解放贱民的绝食。也由这次绝食开始，甘地感受到了解放贱民运动的紧迫性，随即启动了随后几年连续的解放贱民运动。第7次绝食（1932年12月）、第9次绝食（1933年8月），都是带有抗议性质，是为了进行“哈里真”运动（即解放贱民运动），而对英殖民政府的干预行为进行的抗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做法似乎类似于“饥饿抗议”，它似乎与甘地的绝食不可用于强迫对手的观念冲突。但从中也可见甘地对贱民解放运动的重视。第8次绝食（1933年5月），则纯粹是一种净化性、表达性的政治绝食，长达21日的绝食，要表达的是绝食者对这项运动神圣性的坚持，和对其跟随者自我净化的要求。第10次绝食（1934年）则是甘地一贯的反对暴力的绝食，其目的在于防止解放贱民运动沦为暴力行动，将其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内。

（2）独立运动中的暴力事件

争取印度自治或者独立，当然是甘地一生最为核心和重要的事业。但是就其抗争方式而言，绝食并不占主导的地位。这部分在于绝食难以大规模地采用，从而无法获得强有力的影响；更在于，绝食本身的道德要求——绝食不能采用于对抗对手，不能用于强迫对手改变观点等方面。独立运作中的主导方式，仍然是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文明不服从等大众性抗争方式。但是绝食，尤其是甘地本人的绝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主要的功能在于控制“坚持真”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暴力行为，保障“坚持真”运动不走形，不沦为暴力革命。为此，表5.1中第2、3、4、12次绝食，都与克制暴力有关。其中第2、4次（1919年反罗拉特法的暴力事件和1922年的乔里乔拉暴力事件而引发的绝食），都不仅反对暴力，更导致了运动的停止。绝食本身还具有领导人对运动失控公开自罚的功能。第12次（1943年反对发动暴力指控）绝食，虽然直接指向的是英殖民政府的恶意指控，但是事实上也是一种反对暴力的行为，起到了很好地恢复和平局面的作用。这三次绝食要么停止运动，要么在运动失利后进行，绝食只是表明自己对暴力的态度，所以采取了定期绝食的办法。而1921年反对抵制威尔士王子造访中的暴力事件而进行的绝食，则试图让运动重回非暴力轨道，继续进行运动，所以采取绝食至死的办法——这样在绝食目标达到后，局势恢复了，就可以继续进行运动了。

（3）印穆团结

自从巴布尔建立莫卧尔王朝，强行在国内扶植穆斯林势力以来，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两教积怨很深。英国的入侵、莫卧尔王朝消亡、两教习俗不同、两教在现代政治经济竞争中表现差异，等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两教的冲突。两教和睦，成为现代印度政治的重要课题。

对于印穆团结，甘地将其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在甘地看来，它是印度获得独立的一个力量基础。甘地是首位能将两教团结起来，共同发动反抗英殖民统治的领袖，甘地也因此能够成为一个公认的全国领袖，而最终得以掌握印度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权。⁽⁹⁾即便如此，在度过短暂的哈里发运动（1920年至1922年）蜜月期后，印穆关系陡转直下，复归貌合神离、相互杯葛乃至兵戎相见的局面。

甘地对于印穆关系的处理，仍采用“坚持真”的非暴力办法，以平时强调信仰自由、信仰平等、各教互相尊重、领袖带头、印度教徒率先示范等为主⁽¹⁰⁾；在教派冲突后，以领袖带头表示友好、理性说服、召开祈祷会、建立和平协议等方式来缓解紧张局势，促使双方重归于好。绝食则是最后一个办法。

在针对印穆关系的绝食中，1924年（表5.1第5次）是一种表达性的绝食，既要引发各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又为了净化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促使大家重视和内心平和，保障两教关系和睦。而1947年、1948年的两次绝食（第13、14次），则以绝食至死的方法来推动，其目的是要以自己最高的牺牲，来促使两教乃至国民从教派杀戮中冷静下来，恢复和平。这两次绝食，也重新塑造了甘地在穆斯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形成了甘地与穆斯林的第二个蜜月期。⁽¹¹⁾

（4）其他：经济斗争、宪制改革

其他一次绝食（表5.1第1次），发生在阿默达巴德工人为争取经济权益而进行的罢工中。这是甘地的第一次公共绝食，也是唯一一次用于经济斗争的绝食。

另外一次是1939年反抗拉吉科特王公的绝食（表5.1第11次），是唯一的一次针对政治改革的绝食和唯一的一次针对地方统治者的绝食。这次绝食进程反复曲折，甚至成为甘地绝食的“滑铁卢”，是唯一一次甘地承认自己失败的绝食。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予以详细分析。

2.按反对对象分类

就绝食对象的选取来说，甘地都是有经过全盘细致的考虑的，而就其实践而言，也可看到基本恪守不对“暴君”或反对者绝食的基本理论要求。可见表5.3：

表5.3　甘地公共绝食的反对对象情况表

由表5.3可见，甘地14次公共绝食中有10次的反对对象都是“自己人”，如普遍意义的国民、施暴群众、教派仇杀者、印度种姓教徒、工人等，都是甘地事业的同情者，这种适用严格遵从“坚持真”绝食的基本道德。唯有针对英殖民政府、王公的4次绝食才是反对对手的，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坚持真”绝食的道德是有所背离的。⁽¹²⁾

值得一提的是，甘地也曾经设想或被建议就一些事情或对象进行绝食，后来都被其放弃了。比如1947年印巴分治前后，就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甘地用绝食来反对穆斯林联盟的独立主张，或者以之迫使国大党人放弃妥协。这些都被甘地拒绝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反对对象并不恰当。因为通过绝食来迫使对方（穆盟或国大党）服从自己的观点，会造成对对手的强迫。而国大党中央既然已经通过妥协的协议，就应坚守“组织无过错”的观念，遵从其决定。⁽¹³⁾

3.按方式分类

绝食方式的划分是一种基本性的分类。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功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形。绝食的主要方式包括两种：

一是定期绝食。有时也称非条件性的绝食（Unconditional Fast），有时也称能力范围内的绝食（fast according to capacity）。顾名思义，这种绝食时间是自我限定的，它可以是3日、5日、7日，也可能是长达21日的。它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条件，它是在绝食者的能力范围以内进行——在危机的时候，不排除绝食者进行部分进食或者干脆放弃绝食。这些特点使它明显区别于绝食至死。

二是绝食至死，或者称有条件的绝食（conditional fast）。这种绝食有具体的诉求和停止绝食的前提条件，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绝食，乃至以生命为代价。

这两种绝食方式的不同运作方法，使其意义、功能和适用的情形完全不同。

就定期绝食而言，在一些情况下，其抗争的剧烈程度远不如绝食至死——毕竟是在能力范围内的，也没有提出不可妥协的停止绝食的条件。其作用与其说是在抗争（无论对己对对手），还不如说是在一种坚定的政治表达——政治宣示、宣传和期盼。以这种极度的奉献行为，来宣示对自己的事业——如根除贱民制度、保障教派团结——的坚定信念，以这种奉献来叩击社会的良知，唤醒他们沉睡的理性和爱心，期盼支持和参与这种正义、正当的事业。当然，在甘地的语境内，它还有自我净化，净化同情者和同志的作用——因为净化是“坚持真”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环节和要素之一。⁽¹⁴⁾

对绝食至死而言，则其抗争或对抗性达到极端的程度。它以各种诉求的满足为停止绝食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使局势更为紧张，另一方面，也因提出的诉求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功能。比如可以要求停止暴力、要求诉诸某种行动，也可以是要求坚持信念、不放弃罢工，还可以是要求政府满足某种便利（如进行哈里真运动、自行清扫卫生等）。

体味两种绝食方式的不同，其目的在于审时度势、甄别不同场合和需要，采取不同的绝食方式，方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就甘地的历次公共绝食而言，其两种绝食方式的采用情况如表5.4：

表5.4　甘地绝食方式分类表

从表5.4可见，定期绝食有短期（3日、5日、7日），也有长期（21日）的区别。短期的定期绝食，全部是反对暴力、要求克制、恢复和平的绝食。长期的绝食则恰好分别对应于甘地绝食的三大目标——印穆团结、贱民解放运动、非暴力独立运动。虽说有巧合的可能，但也说明了甘地对这三大目标的重视程度。绝食至死共有8次之多，其实际绝食时间都不超过一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抗争方式在独立运动中运用只有1次（第3次），而用于贱民解放运动有3次（第6、7、9次）、印穆团结有2次（第13、14次），它符合了“坚持真”绝食更适合于对“自己人”、更适用于内部事务的特征。

4.按政治功能分类

上面所述不同绝食方式的功能的不同，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根据甘地绝食实践，其具体功能包括：

（1）克制暴力。

多数的甘地绝食，都与之有关。在表5.1中，只有5次（第1、6、7、8、11次）与暴力没有关系，其他的各次要么反对暴力，要么反对策划暴力指控，要么宣示反对暴力的宗旨，因此，都有直接的关系。

（2）自罚。

在克制独立运动中出现暴力问题上，甘地作为领袖，有时会具备自我处罚，表示承担领导责任的意义。比如第2次、第4次绝食都有这种功能。

（3）激发（积极的）行动。

如果说克制暴力，是激发消极的（克制的）行动，那么绝食还具有激发积极、主动行动的功能。包括坚持罢工（第1次）、废除对贱民的歧视（第6次）、寻求积极的和平解决办法等功能。

（4）迫使当权者满足正当要求。

这表现在与英殖民政府、王公、印度政府的几次绝食抗争中，其具体目标分别为要求提供进行贱民解放运动的便利（第9次）、给予志愿者自行打扫卫生的权利（第7次）、践行政治改革协议（第11次）和归还巴基斯坦政府应有的财政份额（第14次）等。

（5）政治表达。

几乎所有的定期绝食都有政治表达的功能。但是，有些绝食在进行政治表达的同时，还具备诸如克制暴力、领导自罚的功能。而有些绝食则更多是纯粹的政治表达、自我净化、鼓励信徒参与伟大事业的功能，比如甘地的三次长期绝食（第5、8、12次）就具有这样的特征。

为此，我们可以对绝食的政治功能作更具体的划分：

表5.5　甘地绝食功能分类表

5.按结果分类

以功效而论绝食的结果，存在以下几种方式：

（1）绝食要求得到满足、绝食停止；

（2）定期绝食按期完成；

（3）绝食要求得不到满足，绝食至死；

（4）定期绝食无法顺利完成，绝食者中途放弃，或者死亡。

就此而言，甘地的绝食——就其短期功效而言——几乎都是成功的：要么提出诉求（1）都能得到满足，要么都能按期完成预定时间的绝食任务（2）。而很少有出现绝食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定期绝食无法完成的例子（3和4）。

但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39年的拉吉科特绝食。这次绝食被甘地自己宣布为失败，事实上也没有达到既定目标。

从甘地历次的绝食及其丰富的分类可见，绝食这种原来只限于囚犯进行无奈抗争的政治手段，在甘地的手里，变成了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目标、不同对象、具备丰富多样的功能和灵活多样的方式的抗争工具，其结果也几乎是无往而不利，每每有所斩获。它体现了甘地对绝食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但是，作为我们关怀的要点，绝食能否完全践行其政治感化性的功能，则需要进一步的审查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