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甘地绝食研究状况分析

二、当前甘地绝食研究状况

对于现有甘地绝食的研究状况，我们分为两部分处理。第一部分，是对当前国内外对甘地绝食研究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评价。第二部分，则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绝食研究的整体状况和主要观点，并讨论当前研究及各种观点的优劣及其改进可能。为了节省篇幅、提高阅读的便利性，以及方便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我们将这两部分分开处理，把更为完整的、篇幅较大的第一部分作为“文献综述”置于附录1，而在导论中直接进入对第二部分的讨论，具体如下：

（一）当前绝食研究的整体状况

当前国内外对甘地“坚持真”研究中，绝食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一块。这绝不是说绝食研究就存在空白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对“坚持真”的研究都会谈到这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绝食的研究散见于各家对甘地运动和理论的研究中，或一语带过，或作为考察甘地政治感化的例子来评审，或只是作为其研究的一小部分来进行，总之，绝食这个话题虽然为众多研究者津津乐道，但是很少被置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来考察。这一点在文献方面，就体现为对绝食的评论和研究缺乏系统性的著作，就连专门讨论绝食的论文也屈指可数。⁽¹²⁾

这种状况决定了我们只能尽量化零为整，将分散各处的言论聚合起来，探讨各家对绝食的研究状况。

正如文献综述（附录1）所指出的，绝食研究中存在着三个研究路径（功能主义路径、话语分析和两者相结合路径），两个研究方向（解读研究和评判性研究），并围绕着有效性、伦理性而展开。在此，我们不再重复介绍。

出于研究的必要，我们重点介绍关于绝食政治感化性存在的争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绝食强迫论

这种观点有两类，第一类认为绝食是极端强迫，其强迫性与其他政治行为无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持有这种观点的既有政治人物，也有学者，前者有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贱民领袖B.R.安倍卡（B.R.Ambedkar）、极端教派主义纳苏兰·戈德斯（Nathuram Godse）等人，后者有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马克·朱均斯玛雅（Mark Juergensmeyer）、威廉·罗伯特·米勒（William Robert Miller）等人。⁽¹³⁾

另一类认为，绝食虽然是一种强迫，但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强迫，比如纳什就认为只是强迫对手去面对某些情景，而没有强迫对手去接受某些结论。迈克尔·W.宋雷特纳（Michael W.Sonnleitner）则从动机、目的和机理上去区别绝食与其他的强迫。琼·V.邦杜兰特（Joan V.Bondurant）从强迫施加的主观意图，以及强迫施加后受苦的对象的不同来区别这一点。⁽¹⁴⁾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旨在表明，绝食的强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强迫，从而在道德上能比其他强迫带来更多的证明。这种观点的最高峰是同意甘地对自己绝食强迫性的解释，是一种完全“基于爱的强迫”，是一种“父亲挽救堕落的儿子的”强迫。⁽¹⁵⁾其实，这就走向消解绝食的强迫性。

2.绝食无效论

一些论者认为甘地的绝食，尤其是从长期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成效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有贾彦塔努加·班德尤帕蒂雅亚（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他认为甘地绝食的三大目标（反对英殖民者、印穆团结和根除不可接触者制度）都失败了。而阿法克·坎（Afaque Khan）、S.M.伯克（S.M.Burke）和萨林·阿丁·阔拉斯（Salim Al-Din Quraishi）也支持了这个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观点都指出了绝食及“坚持真”的一些不足，即缺乏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系统分析，总是把手段限制于情感呼吁和个人示范之中，无法有效解决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如教派冲突、不可接触者制度等）。⁽¹⁶⁾

希曼苏·罗易（Himansu Roy）还指出甘地的这种社会抗争的社会实验意义，认为这种实验基本上是失败的。尤其是它不能带来教派和解，反而成为印巴分治、印度分裂的帮凶。⁽¹⁷⁾

3.绝食救赎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者或政治家认为，甘地进行的多次绝食，恰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忏悔”，迫使人们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良知。所以，它旨在提高人类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绝食是一种伟大的救赎。持有这种观点的包括一些虔诚的甘地追随者，如佩阿雷拉尔（Pyarela），以及一些同情甘地的传记作家和研究者，如E.斯坦尼·琼斯（E.Stanley Jones）、M.M.维玛（M.M.Verma）等人。⁽¹⁸⁾

4.绝食奇迹论

一些论者和政治家认为甘地的绝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多次在危难关头扭转乾坤。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包括丹尼斯·多尔顿（Dennis Dalton，1993）、哈罗德·科沃德（Harold Coward）、B.R.南达（B.R.Nanda）、伊纳蒂斯·杰苏达珊（Ignatius Jesudasan）等人。⁽¹⁹⁾

而一些政治家和历史人物，如印度最后一任总督L.路易斯·蒙巴顿（L.Louis Mountbatten）将军，就认为甘地的绝食力量可以媲美一支军队。⁽²⁰⁾

另外一些人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虽然有时也对甘地绝食称道有加，但是也存在一些批评。如尼赫鲁对甘地1932年反对贱民分治选区制度的绝食的评论，就由刚开始的极度愤怒，认为甘地在“边缘问题上”牺牲自己，毫无价值，到最后表示理解，认为他是“伟大的心灵魔术师”。⁽²¹⁾

5.绝食情境论

另外一些研究，采取更为客观的立场来看待甘地绝食。它们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不拘泥于笼统性的整体定位，而是根据不同的绝食情况，而给予不同的评价。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路易斯·菲斯特（Luois Fische）、霍拉斯·亚历山大（Horace Alexander）等人。⁽²²⁾

如菲斯特对甘地的四次绝食（1924年、1932年、1947年、1948年）分别做了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1924年的绝食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甘地对印穆团结背后的深刻历史、社会因素分析不够，而对另外三次绝食则赞誉有加。⁽²³⁾

其他的一些研究者，如班德尤帕蒂雅亚、坎和拉格哈文·N.伊耶（Raghaven N.Iyer）等人，则从绝食成功所需的条件性出发，探讨如何让绝食更为有效的客观条件，他们先后提供了以下几个要素：对手的品质、社会系统、绝食者素质、正确运用、领导人的重要性等。在他们看来，绝食感化的成败，取决于不同情形下这几个要素的满足程度，而不能简单一概给以肯定或否认。⁽²⁴⁾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从前述几种观点来看，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下列的缺陷和不足：

1.各种观点各有偏颇。

比如绝食强迫论，它包括两种观点，其意图恰恰截然相反。第一种观点认为绝食是一种与其他强迫方式没有区别的强迫，实质是在否定整个“坚持真”的感化性特征。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绝食是另类的强迫，他们试图要说明，绝食即便是强迫，在本性上也与其他强迫存在实质的差异，从而为绝食强迫（或者绝食感化）的独特性提供理论依据。

但是，尽管是两个派别，却都是从一种效果主义的观点来看绝食。就第一种观点，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强迫（coercion）、压力（pressure）、力（force）、力量（power）的区别。因为，绝食要产生效力，必然具备压力、力和力量等要素，但这未必就是一种强迫。这一种观点把所有绝食给对手带来的不便和影响都视为强迫，显然混淆了这种区别。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目的是建设性的，是在进一步勾勒绝食的动力机制与其他非感化政治的机制的区别。从这一派出发，确实可以进一步揭发感化机制的独特机理。

然而，无论哪种观点，它们都是一种外部功效主义的观点，它们都没有从绝食的内部机理去探讨绝食是否具有强迫性的问题。因为，强迫性的存在，必须是主客体的统一，具体来说，必须主体有强迫之主观意向，客体有强迫之客观效果。而甘地的绝食，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绝食者对其施加了大量的适用条件和运作原则的限制，目的在于实行感化而非强迫。就这一点来说，缺乏对主体避免强迫的努力的审查，而轻易下判断，显然过于片面。

而从实践来看，绝食对不同客体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比如对“自己人”、“同情者”等，未必有强迫性的效果；而对“对手”、异见者，则有可能造成强迫性的感觉。这一点，在本书第五、六章中会有详尽的论述。

再者，绝食无效论，也是采取功能主义来评判绝食，在这一点上的不足与绝食强迫论一样。绝食无效论的不足，还在于过度简化甚至夸大绝食的失败。比如，就三大目标而言，其实就是责人所不能。评论者完全没有进入甘地的语境，没有看到甘地从来都不把绝食视为完成三大目标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手段。相反，那些大型的群众社会运动才是这三大目标的主要变革方法。由此，判断绝食无效，显然是一种误判。

从甘地对绝食目标的定位来看，虽然多数绝食的目标都与这三大政治目标有关，但甘地从未将这三大目标作为直接的绝食诉求来实行，而是在其中选取最为具体、细微的部分来界定绝食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多数的绝食目标都能得到实现（具体可见本书第五章的分析）。所以，简单判断绝食无效，显然没有看到绝食目标的复杂性的事实，因此难免有偏颇的嫌疑。

第三，绝食救赎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些宗教家、具有深厚宗教情怀的作家或甘地主义者提出的。所以，这种观点更多从宗教价值或道德示范价值的角度来看甘地绝食，这使得对甘地绝食的判断，带有更多的价值判断，而少了一些事实评断，从而模糊了绝食功效的本真。

当然，对比于纯粹功效主义的观点，这一派的观点，启发我们必须结合内部解读与功效主义的两种方法，才能对甘地绝食感化的现实性作全面的判断。

第四，绝食奇迹论的不足与绝食救赎论非常相似，它们通常也是一些推崇甘地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但更进一步的是，这一派的许多评价大多是即兴而发的，只在特定场合针对某次绝食发表议论，甚至出现同一评论者在不同时段有相互冲突的评论。以尼赫鲁为例，就出现时而怀疑（1922年），时而高度评价（1932年）的情况。

就整体上看，这种判断也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比如从历史上的评论来说，也仅仅是1932年、1947年甚至是1942年的绝食能够获得这样的评价。其余的绝食，则无法达到这个高度。

第五，绝食情境论的观点和方法，更贴近事实。不足之处在于其非系统性，这些研究仅仅是对几次绝食进行对比分析，没有将所有的甘地绝食（共14次公共绝食）全部纳入，进行全面分析。因此，无法对绝食感化进行全面审视，从而无法全面判断感化存在的可能及其程度。

2.对绝食研究重视不足。

对绝食研究的各种观点存在不足，相当程度上与对绝食研究重视不足有关。零散的研究、分散的言论、作为附属主题来处理等研究现状都体现了这一点。有些论者（如邦杜兰特）认为，绝食只是“坚持真”运动的一个环节，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坚持真”。这种观点显然就混淆了作为净化类的绝食与作为抗争的政治绝食两种类型，并因此低估了绝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论者［如朱迪斯·M.布朗（Judith M.Brown）］更为重视大型群体性“坚持真”的研究，而低估作为个人实践的绝食的作用。当然，对绝食研究的不足，还在于其内在机理的复杂性，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政治感化：甘地对绝食理论的贡献”所指出的，甘地的绝食毕竟是一种精神性绝食与政治性绝食的统一，因此，如果没有对精神性绝食有足够的理解，显然也难以理解甘地的绝食世界。所有这些，造成了对“坚持真”绝食研究的忽视，也是导致绝食研究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

3.研究视野、方法存在单一化的倾向。

从上面的分析看，各种对绝食的研究都存在视野、方法单一的不足。现有的研究，要么仅仅从功能主义的角度，从外部特征和功效来评判绝食，没有看到绝食的内涵和自我限定，没有看到感化的内在机制，显然是隔靴搔痒，难得绝食之精髓。而仅仅从内部解读的角度来看绝食，又容易掉入甘地或甘地主义者（Gandhian）的陷阱，沉迷于甘地的话语系统而无法自拔，难以看清其外在效益。

更为具体来说，有些研究或者局限于绝食对象的反应，或者从甘地绝食的宗教价值来阐发，只有少部分的研究结合了绝食主体（指甘地）的言论等来研究甘地绝食。这些单一的视野和方法，是甘地绝食研究中出现“盲人摸象”、片面、偏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现有研究现状的启发意义

综合当前甘地绝食研究的发展和不足，我们认为可以获得以下几个启示：

第一，须将甘地的绝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进行全面、系统、专注的研究。惟有如此，才能充分审视甘地绝食的思想和实践，充分吸纳各方意见，理性全面分析甘地的绝食行为。这是克服以上各种局限的首要前提。

第二，研究的方法上，必须采取话语分析与功能主义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思想与历史的对比研究的办法。我们必须既理解绝食（乃至整个感化性政治）的内涵和意义，又客观判断其功能效果；既考察其理论体系，又观察其实践运作情况；既重视绝食主体的思想观念，又要结合历史情形及各方反应。总之，必须综合这些要素下判断，才能避免偏颇偏激。

第三，研究的问题必须围绕着甘地的“萨蒂亚格雷哈”精神展开。把绝食作为一种“萨蒂亚格雷哈”来展开研究，进而反思“萨蒂亚格雷哈”的意义和局限，核心问题就在于绝食（乃至整个“萨蒂亚格雷哈”）的有效性和非强迫性上，这两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恰是甘地绝食（或“萨蒂亚格雷哈”）成败的指标和内在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