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对网络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关于网络文化安全的定义，由于存在着学科差异，学界争论颇多，未有定论。在信息科学领域，侧重于从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的角度审视网络文化安全的内涵，强调信息内容安全是网络文化安全最主要的构成要素。[1]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安全是在发展信息系统网络过程中重视安全问题，在信息系统和网络之间的利用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采用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建立一个能够适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以及系统、网络和相关服务性质的方法。”[2]在哲学、政治学领域，网络文化安全被理解为“网络文化中包含的各种信息内容的安全”[3]，并可以从物质技术层面、管理制度层面和精神文明层面三个层面来保障。还有一种观点从技术、产业结合的角度解释网络文化和网络文化安全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技术文化，是新媒介技术与文化主体交融的结晶，表现为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生存状态。网络文化安全是指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所爆发出的各种信息内容安全或程序安全问题，并免于遭受来自内部或外部不良网络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保护网络文化主权、保持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保护网络文化产品和网络文化市场安全的一种状态”[4]。
其次，关于网络文化安全的性质，被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网络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范畴，是安全在网络文化领域的具体反映”[5]；“在以网络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中，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干涉，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6]。
再次，关于网络文化安全的体系结构模型，有两种较为接近却又不尽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参照传统的文化结构划分方法，我们将网络文化安全分为三个层次，即网络物质文化安全、网络制度文化安全和网络精神文化安全。网络物质文化安全是网络安全文化的外显部分，也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构成部分，它主要指包括像防火墙之类的各种网络安全硬件设备和软件产品；网络制度文化安全是更深一层次的文化，包括各种维护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网络精神文化安全是网络文化安全的核心，包括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意识、心理、理论等。”[7]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网络行为文化安全的层面，认为：“网络文化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网络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及发生正负社会效应，都离不开网民的行为参与”[8]。另一种观点则是从人—机—环境系统工程角度构建网络文化安全体系，提出了“‘人’——网络文化安全的教育体系、‘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防范体系、‘环境’——网络文化的政策法规、管理及标准规范体系”的思路。
最后，在实证研究方面，对我国网络文化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有学者“依据美国非营利性组织ICRA（Internet Content Rating Association，http：//www.icra.org/）的分级标准和我国公安部制定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并在收集大量网络文化安全相关资料和征求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9]，将涉及网络文化安全的信息内容分为推荐信息和不良信息（也称过滤信息）两大类。其中，推荐信息是指网络文化中值得推崇和发扬的民族文化、利国利民的各种优良信息，从政务型信息、公益型信息和商业型信息三方面指标进行评价；不良信息是指危害国家安全、人民切身利益及人的身心健康等方面的信息，从政治性不良信息、法律性不良信息、健康性不良信息、保密性不良信息、隐私性不良信息、产权性不良信息和破坏性不良信息七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也有学者对上述不良信息评价指标做出修正，即“政治性信息、法律性信息、民族与宗教性信息、虚假欺骗性信息、病毒及软件类信息、健康性信息、隐私性信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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