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回族仍未形成，而是在“回回”这样一个族群模糊的称号下，活跃于元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和作用，远非唐宋时期以侨民身份留居于中国的外国穆斯林可比。元代中西交通大开，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庭户，之万里者如出邻家”[8]。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富于经商传统的“回回”商人，又开始活跃于连接内地和中亚、西亚经济往来的丝绸古道上。西域“回回”进入甘肃河西地区“多方贾贩”而留居者为数不少。有史记载:“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乙卯，蒙古主徙甘、凉、肃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被徙者户四百三十六，口一千四百七十九。”[9]说明“回回”在河西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当地地方志载，肃州(酒泉)东关内两条各一里多长的街道上，经商者“番回居大半”。其经营内容大多为珠宝、犀牙、玉器、香料等，亦有部分从事旅店和茶肆。元代“回回”的经营活动，对位于西北地区的传统商路的恢复和繁荣、丝络沿线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唐宋以来即存在的商业网点的保持，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代进入甘宁青地区的“回回”，除了以经商为目的的穆斯林商人以外，还有穆斯林士兵、官吏及其所携家眷和部属。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屯田。当时在河西走廊一带，“回回军”则是屯兵垦田的主要力量。“回回军”是“西域亲军”中强有力的一支军队，在灭南宋后，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中，执行着“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任务。由于戍边屯田于甘肃的“回回”人多，元王朝选派“回回”人兀伯都剌、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后为丞相，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宝赤、合散等，俾耕种之”[10]。到英宗时，为了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肃回回屯戍河西者银税”[11]。这时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随“回回”官吏而来的部属也为数众多。蒙元时期，进入青海的西域“回回”、蒙古“回回”主要进行军屯，还分别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元朝建立后，变军屯为民屯，青海的“回回”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宁夏回族的农业经济基础也是从元代开始奠定的。忽必烈曾命张文谦管理西夏中兴等路，张文谦命郭守敬、唆脱颜巡视西夏河渠，“郭守敬‘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发施南新附军1382户，往宁夏等处屯田。次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958户屯田。”[12]
元代“回回”工匠对甘宁青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贡献。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军事集团，经济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其所需生产、生活用品以及作战工具，基本靠商业贸易所得。当蒙古军队进入西域和中亚之后，攻克一地，便搜罗、征召、俘获各种手工匠人(大多为“回回”工匠)东归。大批的“回回”工匠、技师，随着蒙古军征战各地而遍布中国，甘宁青地区邻近西域，自必有许多“回回”工匠进入当地。蒙古问鼎中原，大批“回回”工匠被遣往中原汉地立局造作，同时也有不少“回回”工匠被遣往西北地区。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就曾“签宣德、西京、平阳、太原、陕西五路人匠充军，命各处管匠头目，除织匠及和林建宫殿一切合干人等外，应有回回、河西、汉儿匠人……通验丁数，每二十人出军一人”[13]。
元代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回回”工匠，后来有不少转变为民间匠人。尤其是庞大的手工业队伍给元朝政府的财政开支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而按例民匠须纳税服役，于是元朝政府遂将部分官营工匠转为民匠，以减少政府的开支。早在宪宗二年(1252年)，就曾诏令“诸投下壬子年原籍除差畸零无局分人匠，自备物料，造作生活，于各投下送纳或纳钱物之人，依旧开除外，不当差人户，收系当差”。“诸漏籍户投充人匠，改正为民，收系当差。”[14]部分“回回”工匠从官营手工作坊里走出来，进入民间，使得西域手工业与甘宁青地区手工业之间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西北地区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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