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之贡献

先生以五十六岁之中寿，而服务于出版界达三十七八年，努力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近代事业家中实所少见。先生从事书业之动机有二：一为当十九岁时，因购书不易，以为从事书业可一面自立，一面有书可读；二则以为书业关系国家文化前途至大，且预测将来必大发展，故立下决心，终身从事书业。民国前七年，先生在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时，书业商会正在发起筹备，先生被推为章程起稿员。正式成立后，任评议兼书记，且兼职业补习夜校与《图书月报》主任。民国后，书业商会改为书业同业公会，继续任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主席等职，以至于今。先生自视书业为终身职业，故对于书业之希望最大，曾在《书业商会二十周纪念册·序》中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辛亥革命爆发，先生预料满清必覆，民国即将成立，君主时代之教科书，必不适用于民主国家，乃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首先发行中华教科书。我国教科书因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同时以中国字典多陈旧不适用，与欧阳仲涛、范静生先生等发奋编《中华大字典》，费四年数十人之力，始完成，字数四万余，较《康熙字典》之字数尤多。数年前，《全国图书馆协会月报》犹评为现在惟一之字书。大字典完成之后，即继续编辑《辞海》，经百余人前后二十年之时间，而于民国二十六年完成之。先生于序中谓，将再以一二十之岁月，经营一百万条之大辞书，其志愿之宏，可以概见。先生太高祖宗伯公，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前后二十年，且于嘉兴城外甪里街，建枝荫阁，藏四库副本，枝荫阁虽于洪杨之乱毁于火，但其家本载之甚详。民国九年起之十四年间，命中华书局陆续辑印《四部备要》一万一千三百○五卷，分订二千五百册，悉出自先生之主持。又以儿时知有《古今图书集成》，壮而编书撰文常利用之，时思寻求雍正铜活字本影印之，卒于民国二十三年得陈炳谦先生转让南海康有为氏藏本，而将原书五千册缩印为八百册，廉价发售。此外，三十年间，中华书局出版新旧书籍近二万种，皆先生主持之力。其一生事业，固全在书业，对于书业各部门之知识，如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均能窥其堂奥，在书业界可称全能，而其对于文化之贡献，亦非一般人所能跂及。（此段根据各书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