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理论贡献

国内外学者对于住宅福利的研究在文献综述中有专门的阐述，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角度是对于住宅福利领域的有效实证尝试。将住宅福利作为福利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体现住宅福利这一特定的福利内容，了解其不同供给主体对于福利提升的影响，得出提升住宅福利与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模型。整个过程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主题上都是对于福利社会学研究的有益补充。通过研究，可以让更多的学者关注住宅福利这一福利社会学分支领域的研究，推进福利社会学不断发展。

“被中产”隐藏阶层认同危机，“被消失的中产”揭示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现实困境。将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中产阶层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体现了社会学阶层分析的视角，将中产阶层与住宅福利相关联，分析了住宅福利与职业/阶层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住宅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阶层需要怎样的住宅福利等这些表征住宅与阶层关系的通俗表达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验证。

之所以选取社会中颇受争议的“中产阶层”这一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中蕴含着社会分层理论的重要假设：分层始终具有一些物质方面的特性，牵涉到财产所有权的差异，和/或获取物质报酬渠道的差异。就这一假设在本研究中具体所指，即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体现其阶层属性，其住宅福利的获得和提升与体现其阶层属性的职业特征相关联。

对于学界关于“中产阶层”的纷争，无论是名称还是边界，本研究都无意于卷入其中，但相信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中产阶层这一社会事实是支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本文理清了住宅福利与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明晰了住宅福利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了良性运行的社会结构需要关注各个阶层的住宅福利需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由住宅福利差异所带来的极化与失衡。

住宅福利与阶层分化之间逻辑关系表明：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提升将直接影响到其职业认同，没有良好的住宅福利，就没有良好的职业认同。让许多年轻入职者“干一行、爱一行”的倡导之下需要有现实的条件，良好的居住条件是促成他们对职业满意程度的客观因素之一。

职业认同与阶层认同之间高度的关联也说明，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会经由职业认同而影响阶层认同。要培育足以稳定城市结构和促进城市发展的中产阶层，需要关注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提升。

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行动者从个体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建构了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个体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有明显的影响。在研究中发现，个体的年龄、学历、职称和家庭结构及家庭人数对于其现有居住状况有着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特定的个体行动者会形成特定的居住现实。然而就住宅福利满意程度而言，个体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职称、学历和年龄影响并不显著。这样，与个体行动的居住现实结合起来看，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提升需要重视个体基于自身特征所产生的特定的住宅福利需求成为本研究的重要结论。研究个案记录了这种事实，实证的结果也表明这些特征是住宅福利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年龄形成了不同的住宅福利差异，但年龄不会必然带来住宅福利的提升。这不能简单视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住宅福利会自动提升，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收入与工作业绩也在不断增长之中，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中产阶层个体行动者会将自身的住宅福利需求调适到合理的状态。

职称晋级是构成住宅福利提升的可能途径但目前影响并不显著。职称这一职业等级序列对于职业中产阶层在住宅福利提升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较高的职业等级意味着在住宅福利提升中较高的自由度，个体的努力与住宅福利之间形成互动，个体的能动性得到体现。通俗而论，高职称等级意味着高水平住宅福利的可能，个体如果要改善自身的居住现状，通过努力工作实现职业等级晋升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

学历与住宅福利之间的影响较为复杂，其向度为负折射了当前中产阶层的居住现实。学识和学历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住宅福利的高满意度。研究结果显示，处于学历层次最高的博士住宅福利满意度是最低的。这一点恰好证明了中国城市职业中产阶层的居住现实，通过后天教育努力累积的智力财富在现实的高房价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无怪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委员已经连续三年在其提案中呼吁解决高校青年教师住房问题。由于房价一直处于高位，而青年教师“受教育时间长、积蓄少、收入低、处于婚育期”的特点，导致了他们对住房的强烈需求与无力购买之间的突出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显示了学历与住宅福利之间复杂的建构关系。高学历是获取职业的敲门砖，也是使他们获得中产阶层之名的资本，而现实的住宅福利提升难题却使得他们并无中产阶层身份之实。成为名副其实的“被中产”，这种割裂只能依赖外界的力量才能恢复，就如同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一样，需要时间、需要外力的扶持才能回归到符合常理的状态。高学历已然获得，住宅福利并未得到相应提升，问题的解决方式不言自明，国家与政府、职业与工作组织对此有着不可忽视的责任。

家庭结构和家庭收入对于住宅福利的影响深远且显著。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与其他结构的家庭相比显示出最高的住宅福利满意度；家庭收入越高对于住宅福利提升的空间也就越大。个体通过婚育组建家庭，住房是基础性的需求，这种对于住宅福利提升的愿望会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达到一个峰值。本研究的结论也可以为媒体言论所报道的“丈母娘需求”加以澄清，事实上不是丈母娘在刺激和强化个体的住宅福利需求，而是个体自身组建家庭和使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需要使得住宅福利需求提上日程。家庭计划会在家庭人口数和住宅福利提升上达成合理的均衡，这也体现了个体行动者与住宅福利之间的建构关系。个体因为组建家庭的需要催生了住宅福利提升的需求，现有的住宅福利提升的空间会左右个体的家庭计划，从而影响家庭结构。在家庭收入上，中产阶层住宅福利与个体家庭收入之间形成了正向的相关关系，住宅福利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也增加提升的可能。

在本研究中构成中产阶层的个体行动者的角色地位非常特殊。以提升住宅福利为目标，中产阶层个体行动者是实际的福利受惠群体；但这一福利受惠群体与其他形式获益的福利受惠群体存在着差别。因为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获得不像诸如扶贫助困基金等直接从政府的福利补助中直接受益，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提升需要其自身的努力协同职业的路径与政策的倾斜来共同实现。

个体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职业机会，通过工作业绩和职业地位晋升来达成更高的住宅福利需求，通过国家和政府对于自身职业与阶层住宅福利的政策影响来享受政策优惠，这一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个体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建构了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特质，也能从福利政策的角度减少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个体的努力与工作组织的推进具有同一性。个体处于职业系统之中，职业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仅是其“被中产”的冠名标准，其内部的发展逻辑体现个人努力。职业收入的增加和职称等级的晋升则意味着个体和职业的联动。

工作单位是外在衡量个人能力的物质载体，不同的单位拥有的住房福利资源和协调住宅困境的能力也存在这巨大的差别。工作单位是职工住宅福利提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其作为社会再分配中的重要机制在住房的拥有结构中发挥着不容轻视的作用，担当着难以推卸的责任^[1]。

对工作组织作用的强调并不是传统单位制性质的复兴，而是在住宅商品化背景下对于工作单位深刻影响职工住宅福利的一种写实。工作单位是中产阶层得以“被中产”的组织依托，对于中产的“被消失”也有着拯救的责任。对于职业中产而言，工作组织不仅仅止于为其进入购房市场提供职业收入；在高房价面前，这种手段近似于杯水车薪。所以，工作组织需要更加灵活的手段来满足职工的住房需求。工作单位在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中承受双重的压力，承载双重的期待。

特定的住房政策可以成为提升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推进器，通过住房政策，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需求可以成为客观的、更为良好的住宅福利现实。政府以及出台的针对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的相应的政策支持是最切实有效的途径。

中产阶层个体无法通过自身的途径提升住宅福利时，最直接可行的方式就是外求：从住宅福利政策中获益。

以前面探讨的青年教师的住宅问题为例，人民大学书记所提出的政策倡议就很好地体现了通过政策解决中产阶层住宅问题的路径。为高校青年教师租住房屋提供资金补贴；为高校青年教师提供定向销售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将青年教师的购房纳入政府保障性住房的范畴，拿出一部分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房源定向销售给符合条件的高校青年教师；为高校解决青年教师住房问题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资助，政府主管部门应考虑到高校工作的青年教师住房的实际困难，在建设青年教师公寓用地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为高校青年教师自身改善居住条件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资助，青年教师购买商品房，经查明是第一套自住房，应允许申请首付补助，并给予利息方面的优惠政策^[2]。

所有这些建议共同指向了政策，在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上，政策的建构与政府的主导作用仍将是长时间内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职业福利本质为中国的住宅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当住宅商品化进程中住宅的商品特性被放至最大时，我们发现，处于城市中产阶层的G市高校教师群体并没有因此获益。

如果要用媒体的语言来说明，那就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与商品化住房的购买力之间形成短时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像G市高校教师群体这样的职业中产要提升其住宅福利的话还是得向内求：从职业中获取住宅福利的提升。这样，住宅的属性需要向住宅的福利性回归，因为经由职业和单位所提供的住宅福利与商品化住宅的交换特性相去甚远。个体行动者经由职业从单位获取更高水平的住宅福利成了G市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的最可行的途径。单位对于住宅福利的规划和具体条款成为承接国家宏观住宅政策与中产阶层现实的住宅福利需求的关键一环。

在商品化住宅政策之外，多样化的住宅福利提升路径成为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所依赖的重要形式。这种对于政策的多样化的需求必将催生住宅社会政策转型之中的新思路，本研究是在商品化住宅政策之外对于住宅政策通过职业途径加以实行的一种新的构想，改变以往政策与政策受惠者之间直接的给予与获得的关系，经由职业这一媒介，使政策以更有效的方式多角度达成政策目标。

注释

[1] 边燕杰，约翰·罗根，卢汉龙，潘允康，关颖.“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J].社会学研究，1996（1）.

[2] 刘茜、靳晓燕.人民大学书记呼吁保障高校青年教师住房[N/OL].光明日报，2012-03-12-03-26].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3/261108.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