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理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植根于现代工业经济或工业文明之上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进行考察而产生的理论体系，它就只能在西方的先进国家里应用并发挥作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的东方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文化保守落后，它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不是奔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先行补资本主义的课，然后再搞“二次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到旧中国来说，他们认为：尽管它已经有了现代工业经济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现代工人阶级，但是工人数量极少、工业质量极弱，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强大压迫，有什么条件可以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吗？即使革命成功了，社会主义又能发展中国吗？对这个认识，其要害在于：当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条件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有没有条件在中国催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进一步地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作出理解。
第一，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的政治问题，千万要避免“唯经济论”的干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千真万确的公理，无须作繁琐的论证。但是，政治并非只能直观地、被动地反映经济的现实存在及其发展要求；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利用自身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与优势，主动、积极、能动地为经济服务。在推翻旧社会后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25]的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是可以提出夺取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任务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政治革命能否成功，经济发展状况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也很重要，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程度上，甚至对革命成败也能起到十分重大的、乃至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其斗争形式的作用。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26]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史，完全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在同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上实施“托陈取消派”路线，完全投降敌人使革命遭到严重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十月革命”的政治模式，还是把中国革命引向了绝路。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个胜利还深刻地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可能也有条件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必须中国化，千万不能对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西方政治经验照抄照搬。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就是中华民族政治解放的科学哲学。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灌输方式实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宣言》中所归结的“两个彻底决裂”（简言之，就是消灭私有制，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身处备受剥削、受压迫、被侮辱、被蔑视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群体，不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但同整个人类利益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他们就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因此，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经济解放（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便成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初步实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两个彻底决裂”的伟大使命。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说：“‘阶级利益’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考虑自己解放的条件。‘阶级利益’使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易于接受”只是一种可能性；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呢？列宁讲了两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一是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二是把崇高理想同具体利益结合起来。对于前者，列宁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地对待，等等。社会主义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27]对于后者，列宁说：“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2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把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紧密地同土地革命战争实际结合起来，树立了“灌输”工作的光辉典范。1934年1月，他在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材料强调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批评“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也不理睬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结果工作成绩极少。同时又大力地表彰了江西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它们是把革命战争同关心群众生活紧密结合的优秀典型。毛泽东说：“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其结果是：“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29]
第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中，不可把灌输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同实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在政治文明的体系结构中，政治意识不仅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一个即将改旧换新的政治文明来说，它的政治意识是先于制度而在旧的母体内产生的，其作用：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批判旧思想、弘扬新观念，为新政治制度的诞生鸣锣开道；二是为新的政治制度设计，提供价值理念的指导和工具理论的支撑。因此，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虽然其革命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是，它的发展目标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30]中国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来指导，这个指导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在社会理想上把党的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严格区别；在政权性质上把新民主主义政权同社会主义政权严格区别。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虽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那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将来去实现的纲领）；但是，在抗日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实行最低纲领，即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建立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31]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毛泽东对当时一些恶意宣传家鼓吹的所谓“一次革命论”，即企图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的理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驳，其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准备全面地向敌人投降。当然，革命队伍内也存在着某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糊涂认识，以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合在民主革命的任务上去完成，等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作了耐心的批评教育。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价值观到制度的安排
人类阶级社会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革命阶级的先进政治意识，是受到反动生产关系桎梏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被压迫人民要求开始新生活的现实反映。它产生于没落的甚至十分腐朽的旧社会母体内，起着教育和鼓舞被压迫阶级、阶层的群众向旧制度开火的伟大作用。在先进政治意识的启发和教育下，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呢？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旧制度、旧社会还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即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二是在力量对比上，革命势力太弱，反动势力太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32]先进的政治意识反映了革命阶级的利益要求，推翻旧制度的斗争是革命阶级实现自身利益要求的第一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行动。伴随这个破坏性的、一般还是暴力式的革命行动的建设，就是包括革命者自身的组织建设和以纳粮征税及其他简单机构设置为表征的政权建设。一旦他们夺取了全部国家政权，那时的首要任务就是依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原则和价值理想的追求，设计为时代和国情所需要的政治制度，规范社会成员或各个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标准。
无产阶级获得了国家政权之后，应当实施怎样的政治制度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资产阶级开创的政治经验中，其主张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共和制，构建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政治。为什么要采取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呢？列宁在1916年有一个解释：“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33]至于怎样构建共和制的细节，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陷入空想。1871年法国发生内战，马克思高度关注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进展，及时地总结了巴黎公社所开创的人类政治文明新经验——“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34]“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国家政权；为了掌握已经获得的国家机器，首要的措施就是“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来保证政府的存在。这不仅是为了镇压剥削者及其他反动分子反抗新政权的迫切需要，而且还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35]这就是说，只有以革命暴力为后盾，无产阶级才能有实施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的可靠保证。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开创了工人阶级不是“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他说：“公社——这是社会重新把国家政权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重新把国家政权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力量……”[36]列宁在后来评论说：“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37]这个政治形式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38]巴黎公社实行了真正的人民普选制，是“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39]这就是说，“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40]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用更加宽广的眼光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说是道非；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作生死较量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还在公社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科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作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41]后来，列宁在《纪念公社》这篇文章中也指出：“巴黎的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42]从往后急促发展的历史来看，46年之后，列宁、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十月革命”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78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使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到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两极对立的世界中，社会主义势力在人口与经济力量方面，大约已各占世界的1/3。至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和人民解放运动，都在波浪式地蓬勃发展。这种状况说明，以巴黎公社为起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经从一种价值理念，迅速地依靠先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它的制度化历程。但是，这种“制度化”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列宁早就有言，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化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怎样将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公社精神”——“社会重新把国家政权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内化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去。还在巴黎上空硝烟弥漫的时候，马克思就十分关心公社如何处理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在历史上，国家同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它为阶级斗争双方不至于两败俱伤所需要，而且“靠社会供养”；另一方面它又是“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认为，公社只要将国家“迄今所吞噬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肌体”，“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43]20年后即1891年，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更是明确地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44]如果说“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45]，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只是一种强调与担心；那么，到“十月革命”之后，这就成为一个十分严峻、十分复杂的政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现实问题。列宁对俄国人民开创了以苏维埃作为新型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苏维埃之所以是最高的民主制形式和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的含义）、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因此，他反复告诫各级党政机关的当权者：“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不仅仅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让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使国家能够有计划地坚定走向社会主义，不是从上面‘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发动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去掌握管理国家的艺术，去掌管全部国家政权。”[46]另一方面，他对苏维埃工作的现状又很不满意、十分担忧。他说：“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种状况就在新型民主的苏维埃内部，埋伏了将其演变为旧式官僚国家机器的种子。1919年3月，列宁向全党发出警告：“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翌年，他更是大声疾呼：“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1921年3月，列宁痛斥“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个脓疮”。他晚年集中精力研究了苏维埃新型国家机关建设问题，其结论是“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47]
历史上一切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历艰苦曲折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步取代旧事物。政治制度（尤其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新旧交替，更是充满了坎坷曲折甚至腥风血雨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交织、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都是符合逻辑而不可避免的。20世纪90年代之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究其原因，首要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跟不上时代进步的要求，特别是传统社会主义对信息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不适应；但是，造成这种不适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秘密就在于官僚主义与腐败，造成了正在走向社会肌体的政治制度逆反为社会发展的寄生赘瘤。
【注释】
[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1359页。
[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9～1360页。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9页。
[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2页。
[5]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287页。
[6]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4页。
[7]参见《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1页。
[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13]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65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1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7～1358页。
[16]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7页。
[19]《毛泽东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6页。
[2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2页。
[2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2页。
[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7～568页。
[2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27]《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139页。
[28]《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369页。
[2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3～124、602页。
[3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7页。
[3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7页。
[32]《毛泽东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9页。
[33]《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7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3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42]《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12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45]《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46]《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47]萧斌：《对劳动人本政治观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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