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还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文明作为社会历史条件，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宝贵经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求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要求个人对这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总和进行全面的占有，“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来说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17]。而这种全面的占有的实现过程，却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实现过程，它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政治力量的驱动。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18]。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19]，只有超越了政治解放，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即人的个体自由与族类自由和谐统一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以政治解放为条件的，没有政治解放作为先导，人类的自由发展就会成为空谈。同时也说明，政治解放必须是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的引领下实施，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想目标，政治就可能走向人的自由的反面。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在面向理想的社会形态时不仅要有物质成果的积累，成就一种文明的政治体制也成为它题中应有之义。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与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主旨，并积极打造社会平等、让人们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社会运行机制。
从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上讲，当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时候，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职责就是扬弃私有制和自我异化，在基本制度上消灭剥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从根本上是为了人类个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根本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位社会成员发挥自己的能力提供制度的保障。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作为族类总体的人还没有完全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人仍然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附于自然。与此同时，作为个体的人也不可能完全从社会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个人必须依附于社会共同体，否则就无法生存。在这一前提下，政治权力的运作也只是保障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能力的发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有保障的。因而，个人能力的被压抑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状况一方面表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使个体能力的发展受到压抑；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占统治阶级地位的都是脑力劳动者，这表明个体能力的不平等也使得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肯定不可避免。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新的特征。由于人类不再从属于自然界，而是使自然界在日益地人化，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族类能力和自由的程度的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个体能力的发展的片面化与个体生理器官的畸形发展的现象，个体自由的发展与族类自由的发展更加失去平衡，形成了巨大的历史背离与反差。在这一背景下，个人的自由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充其量是形式上的，个人的活动很少有自主性而言。
那么，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族类与个体自由发展间的矛盾与背离呢？为什么会有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呢？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20]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片面性，其根源在于分工与私有制的出现，“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1]。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根本上与每个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有关的话，那么，私有制所导致的个体能力的片面化发展，又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就说明了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有效地使“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22]，也即对生产力成果的全面占有。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也只有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才能使个人摆脱片面性与屈从性，个人也才有可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活动，人类才可能摆脱阶级统治，成为独立的、平等的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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