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一经建立就开始了对环境问题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说，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及其为解决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成果，是积极的、有效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领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它为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阶段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开始考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考虑自然资源得到科学利用和合理保护的问题，并且在政策制定上得到了一定的体现。[3]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水平是世界领先的。“在苏联刚刚成立的最初几年，国家和政府就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保护环境，以确保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苏联科学家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并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展开针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事实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以试图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最佳和谐关系为宗旨的科学研究。”[4]除了对生态科学研究的支持，苏联还于1918年就制定了相当完善和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事实清楚地表明，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社会主义提供了使自然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的机会，它使得社会可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自然。其证据就是当今社会主义的现实及其所采取的环境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环境政策被视为一种必需的条件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质量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一部分。”[5]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环境问题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重大成就。苏联在建国后七十多年的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产生了类似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遇到的严重环境破坏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苏联采取了种种措施，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保护机构，加强环境监测，制定环境标准。第二，增加财政拨款，用于环境保护。第三，建立环境保护核算体系。第四，制定各种法律，将环境保护纳入法律保护和约束的渠道。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同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苏联政府在防治公害、治理环境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6]
然而，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它的发展模式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其生产生活方式也与工业文明相适应，因此，它难以对资本主义作出实质性的超越，也就不太可能从价值观与实践上彻底地回应生态危机，从而建设更为美好的生态文明。除上述原因之外，多种因素的限制及自身发展不成熟等因素的共同制约，使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理论优越性并没能避免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同时，这种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和发展上表现为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
从实践上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苏联基本上不承认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没有对全国的环境问题作过详细调查。[7]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人们对环境危机的不满日益暴露出来，苏联政府和环境主义者都对当时的环境问题作出了评估。比如，“1989年，苏联环境保护委员会就环境问题发表正式报告，认为占全国面积16%的土地的生态状况不能令人满意”[8]。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回顾苏联的解体，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总结其深重的历史教训。其中很重要、但是研究相对较少的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绿色倾向”对苏联解体所起的重要影响。从本质上讲，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绿色倾向”，即戈氏的“绿色思想”与流行于西方的“绿色政治思想”，其核心内容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所谓西方的“绿色思想”，即“绿色政治思想”，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中，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出发点，其关注的焦点是全人类的整体生存安全和共同的最高利益，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性质。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绿色思想’指导下，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中融入了许多‘绿色’因素和措施，虽然客观上对苏联的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戈氏与苏联政府在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及具体措施上的重大失误，生态运动与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日渐交织在一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搅乱了苏联政局和社会秩序，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重要伏笔。”[9]正如有学者这样评价西方“绿色政治”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说作为与“绿色政治”有着重要渊源关系的“新思维”是促使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的话，那么，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在“绿色政治”影响和掩护下的基层生态民主民族运动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因素。[10]
从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来看，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并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从而也就难以从价值观和实践上真正超越西方国家。同时，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本身的一些不成熟以及政策上的操之过急，致使生态文明建设表现出渐进性。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实质性超越，才能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历史新阶段。可以说，生态文明的未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寄希望于现实社会主义以及未来的、实现了创新与超越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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