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角度看苏共兴亡原因及对中共文化建设的启示

从文化自觉角度看苏共兴亡原因及对中共文化建设的启示

周华玲^[1]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这就是说，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意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意识，尊重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并面向现代对传统文化做出必要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意识，推动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一、苏共兴亡的历史追溯——文化自觉的缺失

（一）列宁主义的诞生——苏联崛起的文化原因

列宁对苏共自身的文化建设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已经觉察到文化落后造成了无产阶级政权扭曲的现象，而这种落后性一时被取得伟大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激情所掩盖。对此，列宁用生命中全部的也是最后的力量来疾呼并掀起“文化大革命”浪潮，他还强调要创建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同西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学习他们的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强调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

列宁主义文化学说的成功正是苏联崛起的文化原因。列宁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般结论，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俄国革命要求的列宁主义理论，并用来指导俄国革命，取得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列宁的过早去世使其极为重要的文化革命思想和具体建议没能在全党达成共识，引起重视和继续深入的探索。

（二）苏共自身文化建设的日趋单一化、教条化——苏共亡党的文化命运

1．斯大林文化模式概述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但是，由于思维方式和理论水平所限，更由于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偏激化，斯大林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对列宁的思想特别是晚年思想的认识缺乏深度，而且重视不够，甚至有些方面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原意。“结果，文化建设的有机过程，对世界文化的消化吸收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高级模式的塑造都被以最粗暴的方式中断了。在俄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自我孤立时期、精神空虚时期。”^[3]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有过一段“解冻”时期，党内情况有所变化。但由于没有彻底认清这些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所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所以除了把所有责任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在全党造成不少思想上的混乱外，并没有真正激起全党认真思考关于斯大林文化模式和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4]实际上，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自己同样也接受和纵容搞个人崇拜，他们的执政风格也是专断的。

2．苏共亡党的文化命运分析

第一，苏共缺乏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和批判继承。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不少党员官兵因转战欧洲，亲身了解到自己国家与西方国家巨大的文化差距，萌发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二战后，由于党内思想理论上的普遍的教条和僵化，加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苏共更加确信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因此，苏共不但没有意识到需要吸收更优秀、更先进的文化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建设，进行理论创新和能力提升以适应新时代，却一味把这种文化改革呼声视为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盲目崇拜”的产物。苏共二十大以后，自身的文化建设有了一个比较新的开端，思想理论建设开始提倡“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和政治空谈。^[5]但是，这场初衷良好的改革由于种种因素未果而终，最终斯大林模式得以恢复并被强化。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一个不得已的行动，苏共自己和苏联整个国家已经病魔缠身。

第二，苏共缺乏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由于把一切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都看作“腐朽”﹑“颓废”的文化而加以坚决排斥，由于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苏共处处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动进攻”。^[6]

第三，苏共缺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长期泛滥，不仅致使苏共的批判能力、创新精神等日趋下降，更使其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道德力量日渐缺失。党内到处弥漫着浮夸、虚假和阿谀奉承的氛围，党性、党的文化建设甚至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和道德感都被撇在一边。这种风气的加剧，导致很多党员干部心态畸形和道德堕落。

二、历史的启示：中共文化建设从文化自觉到文化主动

中共吸取苏共兴亡的文化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从文化自觉到文化主动的新境界，反映了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规律认知的新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新进程。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把党的本质同先进文化联系起来，对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趋于成熟。我们党的文化自觉还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认同，对外来文化的自觉辨识，对腐朽落后文化的抵制，对先进文化的自觉追求。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表现出一种更加自觉的追求和更加主动的行动。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前进的方向

当今世界，各国党派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增强上台执政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2006年才提出来的一个崭新命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有能够为我们指引正确前进方向的思想武器，有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共同理想，有能够提供给我们适应时代发展所需的精神食粮，有能够告诉我们社会交往中正确的行为准则。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文化产业是20个世纪晚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2000年10月，这一概念就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反映了共产党人对这一新生事物敏锐的意识和主动的把握。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到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发展文化产业从产业形态、产业布局和结构、增长方式、市场主体、产品流通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等作出详尽的部署。十七大报告，更是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方式进行了精辟论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到地位的承认，再到主动大力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形势

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与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也就是要改革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在文化资源配置、文化利益分配和文化权力分配的关系，最大限度的解放文化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20个世纪80年代初，文化体制改革开始提出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党的十六大再次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十六大以后，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更加明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试验，顺利推进。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积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领域。

（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权益是人的重要基本权益，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这些权益只有通过实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来切实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的高度提了出来并被主动付诸行动。200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题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五）坚持文化执政能力建设，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把先进文化作为党的思想和精神的旗帜，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第一次，充分展示了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主动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纳入党的执政能力范畴，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昭示了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揭示了执政党对文化建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注释】

[1]周华玲，女，2006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硕士研究生，现为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广西机电技师学院）讲师。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3]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什么如此曲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李宗禹：《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5]仔.伊利切夫：《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J］，《共产党人》，1962（16）。

[6]苏共中央：《1968年四月全会决议》［N］，《真理报》，196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