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

时间：2022-04-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吴冰冰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文化自觉，本文结合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演进来理解费孝通先生的一些有关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自觉提出一点看法。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宗教，具体而言就是伊斯兰教，在这种文明中占据着突出的支配地位。因此，伊斯兰文明具有一些突出的文化特点。

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

吴冰冰

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文化自觉，本文结合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演进来理解费孝通先生的一些有关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自觉提出一点看法。

一、伊斯兰文明的文化特点

众所周知，伊斯兰文明（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的体系）的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宗教性。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宗教，具体而言就是伊斯兰教，在这种文明中占据着突出的支配地位。因此，伊斯兰文明具有一些突出的文化特点。

第一，政教合一倾向，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宗教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烈影响。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是对独一的真主的信仰，这种信仰必须通过穆罕默德所传递的真主的启示。这体现在伊斯兰教以清真言的形式所进行的基本的信仰表白之中:“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这种启示首先是通过《古兰经》，其次是通过“圣训”传递给世人。对于穆斯林而言，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组织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宗教信仰的基本要求。伊斯兰教对社会的强烈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伊斯兰教法为依据来组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亦译伯纳德·路易斯）认为:“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世俗主义——宗教与政治权威、教会与国家是不同的，二者可以而且应该分离的理念——是基督教的。”^[1]在穆斯林看来，真主既是唯一的神，也是最高权威，作为政治首脑的哈里发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不只传递了真主的启示，还亲自带领穆斯林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并领导了这个政权。他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理念的完美体现。这是其他大部分宗教先知所没有做到的。

第二，复古的动力和周期性出现的复古潮流。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来说，先知本人及其后继的四大正统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政权的各种实践对于穆斯林而言是完美的典范。因此，穆斯林在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总是把目光转向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代，期望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穆斯林而言，要想了解《古兰经》和“圣训”的确切含义，必须学习阿拉伯语，并研究穆罕默德的生平以及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历史。

这种保持传统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阿拉伯语本身。从伊斯兰教创立至今的1300多年中，尽管阿拉伯语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方言土语，而且当今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已经不讲阿拉伯语标准语，而只是讲方言土语，但是现在所有的书面语和新闻用语还是使用着与1300多年前基本一样的阿拉伯语标准语。阿拉伯语标准语与阿拉伯语方言土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但是因为阿拉伯语标准语是《古兰经》的语言，所以短期内还看不出发生“白话文革命”的可能性。

这种周期性出现的复古潮流可以从伊斯兰教史中清楚地看出来。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创立者伊本·罕百勒（Ibn Hanbal，780～855年），坚决反对“标新立异”（bid’ah，音译“比达”）。“一个在认可的圣训中没有任何先例的‘标新立异’就叫做比达。除非一个标新立异为公议所准许，否则它是与逊奈相违背的……四大正统教法学派……的主要区别就是对标新立异的态度。”^[2]罕百里学派严格拒绝标新立异，认为“标新立异者”（mubtadi’）已经近于不信道者，他们是错误和罪过最严重的穆斯林。因此，罕百里学派异常严格地坚持一切以《古兰经》和“圣训”的文本为依据。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1263～1328年）继承了伊本·罕百勒的主张，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标新立异。对种种新生异端的反对，导致他对《古兰经》和“圣训”文本（nass）的绝对坚持和对“先辈”（salaf）观点的忠诚。这些先辈“是指伊斯兰教最初3个世纪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遵循他们学说的著名学者”^[3]，其中包括四大教法学派的创立者及其最初的追随者^[4]。18世纪的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布（Muhammad Ibn’Abd al-Wahhāb，1703～1792年）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学说，发动瓦哈比运动，号召回到纯洁的伊斯兰，就是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文本行事，追随“先辈”。他所说的先辈，除了包括伊本·泰米叶所说的前辈外，还包括伊本·泰米叶本人及其弟子伊本·卡伊姆·召齐亚（Ibn Qayyim al-Jauziyyah，1292～1350年）^[5]。各种观念在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第三，文化统一的力量。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的语言是阿拉伯语，用其他的语言只能翻译经典的含义，但并不具备经典的效力。包括念清真言和礼拜在内的日常宗教仪式的语言也是阿拉伯语。这就决定了全世界的穆斯林要认识自己的宗教，履行基本的宗教功课，就必须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理论上是伊斯兰世界的“世界语”。通过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编订《古兰经》定本及后世学者的努力，穆斯林有了明确的统一经典。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和前定是所有穆斯林清晰明确的信条；在宗教功课上，有明确的五功，尤其是朝觐，能够极大促进穆斯林之间的交流。统一的语言、统一的经典、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宗教功课，都是促使伊斯兰文明内部走向文化统一的力量。

第四，强大的适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倾向。《古兰经》和“圣训”条文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穆斯林不得不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创制。比如在伊斯兰法的领域，即便在四大哈里发时代，也是“按照实际情况和立法的需要，去大胆地进行创制和解释法律”^[6]。在伊斯兰教的教法领域，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早期教法学派。伊拉克地区的教法学派比较注重运用人的理性，希贾兹地区的教法学派比较注重“圣训”。到9世纪末，伊斯兰教逊尼派形成了四大教法学派并立的局面。这本身就体现了伊斯兰教的适应性和多样性。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不同地区的伊斯兰教开始获得独特的区域特点。伊朗在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开始伊斯兰化，成为一个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基本上被伊斯兰教所替代。经过萨曼王朝统治期间的波斯语和波斯文化的复兴，伊朗保留了波斯民族的语言和民族属性。16世纪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后，伊斯兰教什叶派确立了在伊朗的国教地位。伊朗的伊斯兰文化保持着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属性。虽然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的势力已经非常有限，但是其所主张的善恶二元论的学说却在伊朗伊斯兰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的学者认为，波斯人之所以容易被什叶派所打动，也是因为他们长期的世袭制传统使他们容易接受什叶派对于伊玛目血统的推崇。仅从教派上说，伊斯兰世界就分为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和地区，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伊朗、伊拉克等），以伊巴德派为主的国家（阿曼）和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黎巴嫩）。在什叶派内部，也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伊斯马仪派、栽德派、阿拉维派等不同支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地区，中亚、南亚、东南亚、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特点。正如金宜久先生所说，如果说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是源，那么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教就是流。水从源头出发流到别的地方，总会因为当地的不同环境而具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颜色、水质、流速、水量。要求水流在所有的地方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是不可能的。

复古的力量和适应现实的需求、统一性与多样性和区域化，似乎相互矛盾的传统、状况和力量在伊斯兰文明中并存。

二、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自觉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迫切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第一步是要认识和理解历史，了解传统，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第二步是对本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第三步才是创新^[7]。

对于中国穆斯林而言，文化自觉意味着对多种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反思。讨论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自觉问题，首先要区分其中的两个不同群体，即以回族为代表的群体和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群体。前一个群体与儒家文化接触深入而密切，后一个群体则与中亚和南亚有着密切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对于回族而言，文化自觉首先是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很好地说明了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8]。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任何一个单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杜维明先生提出，存在着儒家式的穆斯林（Confucian Muslim）^[9]，指出了回族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深刻的联系。因此，文化自觉对于回族而言，应该包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究。

回族文化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其文化自觉也必然包含对伊斯兰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回族的伊斯兰文化，事实上受到了阿拉伯、伊朗、中亚和南亚四种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文明具有统一性，但同时具有多样性和区域化的特点。因此，回族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中的其他文化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上，阿拉伯是源，伊朗、中亚、南亚和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文化都是流，因此后者都需要学习和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但是在伊斯兰文明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在思想和精神文化方面，伊朗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一批思想大师，他们的思想影响了阿拉伯、中亚、南亚和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文化，在回族的伊斯兰文献中有很多是波斯语文献，也有很多宗教用语来自波斯语。对于中国伊斯兰文化而言，来自中亚的苏非主义及其教团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总体上，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处于伊斯兰文明网络的接收端，主要是从西向东输入各种伊斯兰文化的要素，向外输出比较少。需要指出的是，处于伊斯兰文明网络的接收端，并不意味着没有创造性。恰恰相反，中国伊斯兰文化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并且形成了一批具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观念、制度和传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化成果和要素没有向伊斯兰文明网络中的其他部分输出和传播。

因为这种伊斯兰文明网络结构的存在，在梳理回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时候，必须避免笼统地将所有伊斯兰因素统统归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更要避免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理解为伊斯兰文明的唯一正统和本源，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同于伊斯兰文明。事实上，阿拉伯民族也是多元一体格局，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穆斯林中也存在不同的教派，即便是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也分属不同的教法学派。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即便在古代大一统的阿拉伯帝国时代，也是多元一体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等不同宗教的信徒，阿拉伯、波斯、突厥、柏柏尔、库尔德等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共同创造了古代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因为如此，对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来源以及伊斯兰文明本身的多元性和区域化要有深刻的认识。

在研究伊斯兰的传统和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伊斯兰教同时兼具复古的动力和强大的适应能力，看到伊斯兰教不是亘古不变的抽象实体，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现实存在。比如现代伊斯兰主义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事实上是在复古思潮下适应现实的结果。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主张回归正统和纯洁的伊斯兰，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施行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事实上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因为专职的教法学家领导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代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是伊朗16世纪以来什叶派宗教学者权威不断发展的结果。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立宪政体，这些目前在伊朗实行的政治制度都是借鉴西方的结果。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域外伊斯兰文明的传统和文化，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在坚持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地适应现实。

回族的文化自觉还必须深入研究西方文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伊斯兰文明是在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中发展的，伊斯兰文明本身包含了西方文明的许多因素。从8世纪中叶开始，经过百年翻译运动，伊斯兰文明引进、消化和吸收了希腊的哲学、逻辑学、科学和医学。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和哲学的发展莫不与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有密切联系。这些学问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传到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并在西班牙托莱多经过另一次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延续长达200年的翻译运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重新回到欧洲。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因此，深入认识伊斯兰文明就必须研究西方文明。其次，近代以来，东方各大文明普遍面临西方的挑战，面临生存危机和社会转型，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明更是依赖经济和科技的优势成为强势文明。东方文明中的所有文化都必须研究和了解西方文明。

三、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与伊斯兰文明

文化自觉的第一步，可能是产生文化自觉的意识。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0]。这说明，文明之间的交流并不能必然导致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

费孝通先生表示，他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看法，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看到的”^[11]。具体所指的是国内人口极少的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鄂伦春族传统的狩猎文化，因为森林的破坏而受到威胁，因此面临严酷的选择，到底是“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12]。可以看出，之所以会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还是因为看到某种文化出现了危机。因此，现实的危机是促使“文化自觉”意识产生的直接动力之一。

除了现实的危机，出于对有可能发生的危机的预见而产生的危机感也有可能催生“文化自觉”意识。这种危机和危机意识的产生，根本的原因是生存的压力，可能来源于社会转型，也可能来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对于中东和中国而言，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文明互动所产生的压力始终存在，甚至社会转型也被视为这种文明互动的衍生物。在这种文明互动乃至文明竞赛中，东方文明普遍面临生存危机。费孝通先生强调，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文化关系中‘适者生存’的无情现实”^[13]。正是危机引发了各种政治、社会和思想变革的运动。“西方武力的冲击粉碎了中东人民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在伊斯兰教社会中酿成沉痛的抑郁。这种抑郁首先表现在改革运动中。”^[14]从这个背景下，紧迫的生存危机导致“救亡”意识优先，追求赶超型发展模式，有其合理性。

但是把存在的问题始终归结于外部原因并总是试图从外部寻求解决的办法，事实上抹杀了文明互动所产生的压力的真实本质。文明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归根到底还是在内部发展出现了问题。文明互动所产生的压力的实质，还是“适者生存”的问题。因此，身处危机之中的东方文明，必须从内部寻找问题的原因。这才能成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真正动力。伯纳德·刘易斯在《错在哪里》（What Went Wrong）一书中将中东的近现代史描述成不断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外部的历史，虽然有其片面的方面，但的确发人深省。如果不能将寻找问题的目光从外部转向内部，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文化自觉的基础，可能就是这种转向。

对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而言，文化自觉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在世界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既保存人也保存文化。当然，全盘保存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和创新。因此，寻找问题的原因必须要深入到某种文化的内部，但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则需要全方位的眼光，既包括内部，也包括外部，是内外的结合。

在中东伊斯兰世界，20世纪初曾风行立宪运动，土耳其还确立了世俗化的模式，将立宪政体和世俗化视作西方强大的原因；两次大战之间，法西斯思潮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找到市场，被视为赶超型发展和对抗老牌殖民主义的有效模式；二战之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一批阿拉伯国家奉行民族主义加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模式，试图仿效苏联式的发展道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以及1970年纳赛尔的去世，使得民众对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感到失望，现代伊斯兰主义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周期性的复古思潮进入新一轮的高潮期。在这个高潮期，又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三个波峰。从外部寻找解决办法和从内部寻找解决办法，成为彼此对立的两条道路。但是无论哪条道路，都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问题。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发展道路，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需要深入地挖掘内在的问题，在这种基础上接受来自外部的积极的价值观念，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人权等理念，将其整合到自身内部。与此同时，需要从中华文明内部发掘来自内部的积极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在内外两个层面从伊斯兰文明中获益。从外部层面看，域外伊斯兰文明诸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从内部层面看，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尤其是回族伊斯兰文化，有助于帮助儒家文化从内部认识自我，发掘属于整个中华文明的积极的价值观念。这两个层面本身也是互动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可以成为中华文明与域外伊斯兰文明沟通的纽带，从而推动中华文明自我的文化自觉；而对域外伊斯兰文明的研究和了解有助于推动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文化自觉。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释】

[1]Bernard Lewis.What Went Wrong？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6.

[2]Alexei Vassiliev.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First Edition，2000.P67.

[3]金宜久:《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4]H.Laoust，Article IBN TAYMIYYA.E12.

[5]Alexei Vassiliev.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First Edition，2000.P74.

[6]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7]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载《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6页。

[8]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

[9]〔美〕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10]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