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创新文化建设

三、文化自觉与创新文化建设

“文化自觉”的思想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来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

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要建设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文化，前提是应该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个自觉认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具有合理的内核，如倡导施行仁政、强调社会和谐、主张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数千年来对国家的团结稳定、民族的和谐相处、为人的道德修养都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着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是我们今天构建创新文化可以继承和利用的优秀资源。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社会等级观念、中庸心理气质、实用理性思维以及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等对整个民族精神创造力的负面影响。在经济、科技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不要认为过去的传统已经消失，也绝不能低估传统文化对创新的压制。事实上，中国人的排斥“异端”的中庸之道，实用理性的民族性格，遵奉权威的社会心态，以及重守成轻创新、重思想齐一轻精神自由等文化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可以出学者、专家、工程师，但出不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因此，要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梳理和反思，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摒弃其消极有害的部分，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实现文化上的创造性转化，为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文化上的支撑。

在创新文化的建设上，我以为，我们尤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培养民族的求真精神，超越功利主义价值观，确立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纵观科学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科学的兴盛不是突然出现的，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百余年，迄今在技术上已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当然，急于求成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民族心理上，永远要培养自己求真的精神。科学是求真之学，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我们弘扬科学精神，最根本的是要在我们民族中培养起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萌发出来的热爱真理、追求知识的求真态度和理性觉悟，让人们的精神境界超乎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尽管从“五四”运动起国人就喊出了欢迎“赛先生”的口号，但那多是出于“船坚炮利”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精神真谛，现在我们依然需要花大力气培养自己民族的求真精神。从价值理念的层面上说，发展我国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确立一种非功利的学术价值观——理想主义价值观。在当代，科学研究日益成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必须充分肯定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缺乏的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想主义。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解决科学体制、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应该对我们民族的学术传统进行认真的反思、清理乃至重建。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多倡导一些“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理想主义是绝对必要的。

鼓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学者要有必要的紧迫感。19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题，发表过一篇在科学界有影响的文章。该文章强调了基础研究以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他说：“在整个科学史中，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10]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真理，它绝不讲求实用，但事实上也可能无所不用。正如吴大猷先生曾指出过的，虽说科学发展的结果，有可能极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科学家的出发点，却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就其本原来说，只能是由求知的好奇心驱动，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为求真理而认识”的科学精神不同于“为求实果而认识”的技术精神。科学探索不以“实用”为目的，而在于“求知”；科学是以“好奇取向”而非“实用取向”。因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政策应该是有区别的，不能笼统地讲“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工作的管理必须充分考虑科学研究的特殊性，要尊重科学家在科学领域的自由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从社会建制上说，已经进入到所谓“大科学”时代。在“大科学”时代，由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大部分科学家从事科研不再是纯粹的“因兴趣而起”，而是“为职业而做”，但无论如何，国家必须保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事自由研究，因为科研不是纯粹的功利行为，它能够在更深远的层面上体现人类的智慧。因此，尊重创新首先要尊重科学家个人的选择。科学上的自由探索，需要宽松的研究环境，需要宽容的学术氛围。杨福家教授有一篇题为《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的文章，他讲的“大爱”就是宽容精神。他说，正是这种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John Wiles）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科学研究倡导宽容精神，允许人们“失败”，通过“宽容错误”以“激励进取”。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探索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失误、失败的可能性。科学创新往往是从错误中挣扎发展起来的，所以科学研究既要明辨是非，又要宽容待人。一项研究课题一经立项，就应该出成果、出文章，是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的。宽容精神也是一种民主精神。要容许相互对立的学说同时并存，允许学者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充分尊重不同见解的发表和坚持的权利。只有这种思想兼容、百家争鸣的开明精神才能保证各种假说互相撞击，有利于形成科学的理论。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关心和爱护在探索中受挫的科研人员，支持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此，要大力发展奋力攀登的创新文化，营造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理解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个性特点，允许他们在学术上发表新见解新主张，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护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活力。同时，也要在研究机构里保持一定的压力和竞争势态。美籍华裔科学家蒲慕明指出，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这种紧迫感可来自科学家要提升自己的渴望，周围同事和学生的挑战，同行的竞争，或者仅是“不发表，就毁灭”的压力。一个“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学术环境，对所有形式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聪慧、勤奋及良好的训练，已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的赞赏。但正是国外研究机构那种“必要的紧迫感”才使他们能迅速地成为世界各主要研究机构中的高产出者。我国研究机构在创新文化的建设上，既要注意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又要使科研人员感到必要的压力和紧迫感。当这些机构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后，“中国制造”的重大学术成果才会很快出现。

弱化中庸文化心理，倡导冒险和竞争意识，重视思想的独创性。中国人具有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气质：“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11]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人在处世上，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追求折中与和谐。由此而衍生的“知足常乐”、“安分守己”、“退一步想”、“不为人先”等保守退避心理，对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多数人遇事以忍让退避为“上策”，言不敢离经叛道，行不敢越雷池一步，画地为牢，墨守成规。久而久之，使人养成了“怕出头”、“怕变革”的心理。自己不进取，也反对别人出头，反对别人变革，形成一种奇特的“东方式的嫉妒”。儒家思想还反对竞争，在儒家经典中很少提倡竞争，阐述优胜劣败的道理，信奉的是百年老店、祖传秘方。更反对探索和冒险，安土重迁，追求五世同堂，讲究中表联姻。那些出海涉险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甚至被朝廷视为匪类和化外之民。但要探索真理，不可能不冒险、不远离家国、不毁伤身体乃至牺牲性命。反观西方，登山、航海、探险、上天甚至一些无实际意义的冒险与竞争，都得到社会乃至统治者的肯定^[12]。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以及“未思进，先思退”、“成事在天”、“不求甚解”等等消极说教，也大大扼杀了中国人探索创新的活力。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然而在我们身体里搏动的依然是儒家的文脉。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学术几近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中国学者很难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敢思考。开始是不敢，后来就是不能，由于不敢，造成了后来的不能。科学活动自身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提出独创性的思想，追求独创性的精神，是科学得以不断进步的创生基础。一个人只有超越传统的范式，拥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独特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这样才能创新。我们要在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发出响亮的“中国之声”，就必须根除传统文化中反对冒险、轻视创新，追求折中、守一等保守退避心理的劣根性。应该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使人们“敢闯”、“敢冒”，让每一个学者都能独立发表他的观点。

保证充分的思想自由，允许学术“异端”的存在，鼓励建立各种学说、学派。科学的本质在于自由，科学所内涵的文化灵魂是“自由探索的精神”。只有自由之精神，才能保证科学系统之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才能保证科学家探索世界的永恒兴趣，从而保证科学的健康、良性发展。科学研究若失去了自由之精神，便失去动力、活力，便没有了创新，没有了进步。美国最早提倡大学必须进行科学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19世纪70年代就明确提出，大学的“最好的教员是自由的、有竞争力的，并且愿意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这里，他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自由的”。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对科学、教育的第一笔捐款是1891—1910年资助1891年刚成立的芝加哥大学3 500万美元。他向该校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必须坚持思想自由和教师的教学自由。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共同签署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文件中，也充分重视科学家的“智力自由”和“科学家的首创精神”。之所以如此反复强调思想自由，是由于思想自由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3]。“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要鼓励科学上各种观点自由探讨，给科学家包括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提供畅所欲言的环境，要允许学术上的“异端”观点的存在。在科学史上任何一次突破都是“异端”战胜传统，新的发现取代旧的理论的结果。中国有一个对异端进行讨伐的传统，谁敢提出异端的观点，谁就会倒霉。因此，国家在立法方面应进行某些调整，要容许学术“异端”的存在，要保护另类观点。如果不保护另类观点，我们就不可能有学派，没有学派，我们就不可能有大师，没有大师我们就不可能作出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在当今中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都有着相同的境遇——没有学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学术来说，没有学派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没有学派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因为科学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每个学派都有其独特的视角、话语和方法，各种学派相互论战、取长补短而得出的东西就可能与世界关系的同构性高一点。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有学派。有学派才有争鸣，才有观点的碰撞，才会产生思想的火花。鼓励建立各种学派，是我国当前创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除遵奉权威的社会传统，鼓励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建立鼓励学术批评的文化氛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认为，合理的怀疑主义是科学活动的基本规范，它主张科学家绝不应不经任何分析批判而盲目地接受任何东西；科学家有责任评价和质疑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允许别人对自己的成果的怀疑。这条标准要求科学家要具有合理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能盲从，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绝对权威的结论。在我国的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坦诚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究其原因，这无疑同儒家的遵奉权威的教育思想以及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有着深刻的联系。墨守成规和遵奉权威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儒家有“天地君亲师”之说，先生授课不容许弟子驳难，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如果要改换门庭另立新说，那就更是叛师离道、十恶不赦了。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键。听从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遵奉权威的教育模式和文化传统是当今中国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14]。因此，我国创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破除遵奉权威的社会传统，建立起鼓励学术批评的文化氛围。对于学术批评报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过度的礼貌和虚伪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学者间批评性的坦诚建议，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健康发展，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都是极其重要的。

削弱权力本位的价值观念，强化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中国为何缺少学术大师？有人以为，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组织部门没有真正地做到“人尽其才”。中国有不少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以后，上级就委以或行政或学术的官职，做了官，各种事务性工作自然也就多了，也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了，学术上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我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当今的中国学者中又有多少人能抵得住仕途的诱惑呢？有官有权即有一切（职称、项目、经费、奖励、荣誉），乃是中国学术界极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当然，这一所谓“社会共识”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极其有害。重名利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权力的崇拜胜过对学术的尊重，是影响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有记者曾向美国华裔教育家刘全生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许多教授好像当领导只能上不能下。但在美国，许多人当了几年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后，主动要求再当普通教授。中美两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刘全生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次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刘全生认为，这就是美国的大学观念。大学校长虽然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但从观念上来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一样，只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在美国的大学，对学术尊重胜过对权力的尊重，这也是美国社会很重要的价值观念。反观我国的大学，“行政官僚”的声望远高于教授，而“官僚教授”受人尊重的程度又远高于普通教授。提高我国的学术创新水平，除了要加大经费投入以外，在全社会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中国要削弱甚至根除官本位、权力本位的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有一个过程。眼前我们需要在科研管理、大学管理的制度上真正有所改变，如削弱管理机构对科研资源的垄断权力，强化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在研究机构实行首席科学家制，等等，以切实提高学者的职业社会声望。

【注释】

[1]“创新”一词，作为理论上的术语，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在熊比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不是一个技术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人们一般理解的技术创新是指新技术的发明，而熊比特所说的创新则是将这些技术发明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也就是将科学技术注入经济过程所引发的经济系统的变动。因此，就创新一词的原始意义而言，它不同于科学研究上的发现，也不同于技术开发中的发明。

[2]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9—210页。

[3]《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4]于光远先生在《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一文中说：物理学家吴大猷前几年说过一句话：中国创用“科技”这个概念是最大的不幸。它对基础科学、理论科学的发展很不利。我认为他的这个讲话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我是赞成的。只是觉得他说的“创用”两个字不这么符合事实。1956年，我们开始搞全国1956—1967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第二年制定规划的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国家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1958年，这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合并以后那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研究以后就用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名称。“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名词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一次连在一起使用。用得多了“科学”和“技术”两个名词就简化成一个名词“科技”开始用开了。后来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老是把科学、技术简称为“科技”。“科技”变成一个名词不是某一个人提出的，它是经过研究作出决定，然后使用开来的。因此说“创用”一词未必合适。参见《论科学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5]引自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页。

[7]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

[8]《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9]吴海江：《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2期。

[10]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无用的科学》，《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9年第1期。

[1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12]潘家铮：《正视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负作用》，《光明日报》2002年5月17日。

[13]李佩珊：《诺奖百年看中国》，《科学新闻周刊》2001年第30期。

[14]Poo，Mu-ming.Cultural Reflections.Nature，Vol.428，11 March 2004，pp.2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