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

漆　思

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时代精神状况的理性反思与价值觉解。现代性的文化矛盾与价值危机，迫切需要当代人的精神文化自觉，以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精神与价值理想。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要求反思人文精神的疏离，化解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要求对价值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建构当代人的价值理想；要求重建文化认同，探索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文化问题的核心是价值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要求我们直面时代的价值困境并回应其价值诉求，深切观照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关切与价值关怀，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理念与价值理想来推进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一、文化自觉视野中的文化批判

（一）人文精神困境的哲学反思

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本身的文化精神，既指向人的理想层面（乌托邦精神），又关注人的现实层面（世俗精神），它是对人的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怀。因为人具有“自然生命”与“超自然生命”的矛盾本性，决定了人是生活在二重化的世界：头顶着神圣化的“天”，脚踏着世俗化的“地”，真正属于人的位置就在于这“天地”之间的人文世界，真正属于人的精神家园也就正在于这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与世俗化的现实主义微妙平衡而形成的人文精神。在现代性问题的图景中，现代人总是在乌托邦和世俗化的两极化选择中出现偏差，引发了现代人文精神的疏离。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健全的人文精神，在化解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冲突中探寻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文精神的战场上，作为校正宗教神圣化的世俗文化开始勃兴，逐渐占据了上风。世俗化在批判宗教禁欲的神圣化过程中确实极大地解放了人性，肯定了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愿望，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但时至今日，世俗化朝向功利主义的极端发展却带来了市场原则的泛化与感性文化的泛滥，对人文精神造成了空前的冲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这种冲击主要是伴随商品经济意识的渗透、扩张和整个社会生活世俗化、功利化而展开的。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大潮，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世俗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于是就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论战，出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及其内蕴着的乌托邦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冲突，使得统一的人文精神世界开始分裂，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加剧了人文精神的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追求神圣化与内在超越的乌托邦精神与关注现世生活的世俗精神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集中体现在“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之中。但随着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得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严峻的“意义危机”。张灏指出：“‘意义危机’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层面，……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问题变得更加困扰。各种争执不下的新说使得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的。”^[1]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的意义危机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即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准则大都失范，而新的道德规范又未能有效建立；其次是“存在迷失”，即“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已被认为不合时宜，又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存在意义；再次是“形上迷失”，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等形而上的超越性意义无法确证，人们的信仰普遍出现了迷惘与困惑。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2]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意义体系时曾滑向了两个极端：其一是“文革”时期极端的“乌托邦”运动，当时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推行文艺“革命化”、道德“崇高化”、精神“纯粹化”，以塑造所谓“又红又专”的一代新人，实际上却成为一种“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人文精神由于超越了其合理的限度，以“乌托邦”运动的极端方式进行社会文化改造，难以达到人们的初衷而最终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其二是市场化大潮下过度的“世俗化”运动，一反极端的乌托邦理想，以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感性文化空前泛滥，使得精英文化一度失落，人文精神也因过度的世俗化而陷入危机。

上述人文精神的困境，已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普遍忧思，寻找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共同呼唤。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反对过度的世俗化，并不是要抛弃积极的世俗精神；同时我们反对极端的乌托邦，并不是不要超越的乌托邦精神。它们都有各自的合理性限度，二者共同构成并维系着健全的人文精神。特别是今天切不可重蹈“文革”覆辙，以貌似“革命”与“神圣化”的极“左”色彩的乌托邦追求来扼杀人们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应当立足市场经济，不断提升人文意蕴与精神境界，使乌托邦精神和世俗精神形成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平衡，重建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二）价值虚无主义的文化批判

现代化呈现为宗教祛魅的世俗化进程，传统文化的价值信念遭到了极大消解，价值虚无主义开始弥漫于整个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现代人在价值信念的天平上左右摇摆，要么迷恋于世俗化的功利欲望，要么追求乌托邦的超验追求，一度出现了精神信仰与价值意义的迷失。

价值虚无主义的精神困惑，早被被敏感的诗人哲学家尼采所捕捉到：“我谈论的是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因为眼下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正在走向灾难，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像一条直奔向干涸尽头的河流，不再回顾身后的一切，也害怕回顾。”^[3]尼采在现代性的精神荒原上苦苦寻觅突围的出路，借查拉斯图特拉之口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这是一个极具预言性的咒语，凸显了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危机。因为在西方人的价值信念中，上帝所象征的宗教信仰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要靠上帝来确证，也就是依托超越世俗的神圣精神来维系。而现代化是一个把上帝从神坛上驱逐下来的世俗化进程，没有了上帝，人靠自身的理性为人生寻找根据。可是，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无法从功利化的世俗生活获得深层的存在根据，普遍出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失去了对神圣的敬畏，失去了对传统价值的信仰，现代人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放逐和无家可归。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揭示，只是预言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崩溃。马克斯·韦伯则从西方理性化、世俗化的宿命中悲观地断言现代人的自由和意义的双重丧失。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诸多成就中并没有为人的精神家园留出应有的位置，相反，它造成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失落。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变得日益理性化、工具化、金钱化。这种状况正如舍勒所指出的：“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4]刘小枫认为：“现代人类型及其精神气质必然对所有文化圈的传统宗教——形而上学的人理念构成威胁。舍勒对现代性问题的决定性把握是：如何重新调整和校正人的生存根基和精神气质。”^[5]现代思想家大都认同尼采的现代性咒语：生命冲动造反逻各斯，其关注和反思的共同主题是发现现代社会缺乏共同的价值理想。

世俗化尽管给现代人创造了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社会，但是由于未能找到切合人性的真实的价值理想，在这种极度丰裕的现代生活中，现代人的精神价值出现了新的困惑。在当代，这种价值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消费主义、纵欲主义诱发的感性泛滥；（2）个人主义导致“虚妄的自我膨胀感”；（3）拜金主义与泛功利意识造就了新的“名利场”；（4）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消退；（5）道德天平倾斜带来的道义迷失与沉沦；（6）生存压力形成的心态失衡与精神焦虑；（7）戴着形形色色面具的多重人格及人格分裂；（8）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价值错位；（9）“耻言理想，嘲弄信仰、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怎么都行”^[6]的信念危机。

从价值上看，人是一种需要意义的价值性存在，人生在世就要创造属于人的价值意义，要找寻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使人的精神需求遭到了遗忘，人似乎变成了经济的动物和功利的奴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对于价值的指向则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把价值的主宰——人本身忽视了，而是转向了物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一样，现代人把身外的价值凌驾于人本身的价值之上，出现了拜金主义和拜物教，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出现了价值的扭曲。事实上，人在发达的物质文明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在高科技的社会中需要追求一种生活意义和情感，与之平衡。一种真实的价值理想要立足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上追求人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升华。与此同时，现代人由于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根基，忽视了人性合理的世俗欲求，极端地追求乌托邦理想，也导致出现意想不到的悲剧。这种乌托邦精神的思想盲点，在思想根源上正是在于“瓦解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以观念和原则出发的哲学方法论”、“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遗忘人的有限性的虚幻人性理想”。^[7]因此，现代人既要超越世俗的功利主义，又要超越空想的理想主义，要再确立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从而避免走向价值虚无主义。

（三）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体系一步步解体，而新的现代文化尚未完全确立，使得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认同陷入了危机，甚至有人惊呼中国出现了“传统的断裂”！黑格尔在谈到文化传统时深刻地指出：“在科学里，特别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传给后代。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膨胀得愈大。”^[8]文化是一条从古老的源头流向现代的河流，没有认同性的继承自然就不会有创新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要克服文化认同的危机，就要坚持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统一，真正使文化传统融入当代文化生活之中，才能形成适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新文化精神。

对于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危机，赵汀阳认为，文化认同在后殖民状态下成为一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当他者非常强大并且被解释为理想榜样时，就非常可能出现对他者的过分美化，同时也会对自己进行过度反思，从而形成一种爱恨交加的自身认同。例如中国在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及在后来的80年代，曾经两度出现后来被戏称为‘逆向民族主义’的自身认同，即通过‘自由的和奴隶的’、‘进步的和保守的’、‘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洋和土’、‘现代化和传统’等等比较，把各种积极的、成功的、深刻的文化性质都归属给西方文化，而把所有丑陋的性质留给自己，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折磨的自身认同。这样自我贬损的自身认同并非不爱自己的家园，而是给自己一个痛苦以至绝望的定位。”^[10]中国文化认同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继承与创新的割裂上：一种是“无继承的创新”，一种是“无创新的继承”，甚至还有一种是“既无继承又无创新”。

首先，看“无继承的创新”。这种情形主要是以反叛传统的激进主义为代表，其中特别是以“西化”派为中坚。胡适以中国传统文化已丧失时代性来立论，他说中国与西方比较起来是“百事不如人”，因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无疑就是“充分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反传统的急先锋陈独秀将传统儒家文化与西代现代文化完全对立起来，以达到与传统进行彻底决裂。他主张“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者之余地”，^[11]钱玄同甚至提出要废汉字以西洋文字代之。可以说这种极端思维方式迷漫于当时激进派的心灵深处，使得他们认为只要“打倒孔家店”就可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实这种过激的主张并无益于现代文化体系的有效创建，反而导致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造成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与文化虚无主义，使现代新文化的创建缺乏应有的“本土资源”及“支援意识”，当然最终也无法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

其次，看“无创新的继承”。这种情形主要是以维护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中国文化中向来有“注经”的传统，许多书生一辈子皓首穷经，倒头来还是缺少真正的文化建树，几千年来大多数都是传统经典的注释者。康有为虽倡导维新，但骨子里仍存有很保守的东西，后来竟成为封建帝制的卫道士。翻译《天演论》的“新学”启蒙大师严复，以反传统开始，最终还是复归传统。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这些著名学者大都如此，未能超出这一奇特的循环。纵观新儒家，我们可以看到，大都是返本有余而开新不足，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内在超越有余而外在超越不足，抽象继承有余而创造性转化不足。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未能从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缺乏符合时代精神的批判与创新。

再次，看“既无继承又无创新”。这种情形主要在“文革”期间集中暴露出来。当时由于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需要，不仅大张旗鼓地“批判”孔子及一切所谓带有“封建色彩”的传统文化，而且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展开无情的“批判”。这样，就造成了空前的“文化专政”和“文化浩劫”，既不能达到“古为今用”，又难以实现“洋为中用”，流行的只是教条主义的“活学活用”与“现学现用”。在这种极“左”的文化思潮下当然就谈不上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了，只能造成“文化沙漠化”与“文化劣质化”。20世纪80年代的新激进主义者大都重操“全盘西化”的基调，有的甚至喊出了“彻底摧毁与重建”的口号，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完全拥抱西方。其所声张的“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的盲目否定，只能造成文化继承的断裂与文化创新的贫困。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的文化发展理念，显然应当是在传承中发展、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集中凝结在所谓“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上。“古今”指的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外”指的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一旦割裂开来，必将形成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两极对立，形成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的冲突，形成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的对立。文化极端化思维模式的实质是一种二元割裂的形而上学思维，不能辩证地处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实际上，中国文化理想的重建，需要的正是“两极对立的消解”：既要坚持民族主体性又要顺应时代新潮流，既要批判继承又要综合创新，这样才能辩证化解“古今中外”的一系列文化矛盾，才能走出一条中正、和谐的文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2]同时提出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来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经20世纪100年来“检讨中国”、“批判中国”之后，到21世纪的今天开始走向“重思中国”与“重构中国”，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意识不断兴起。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认同处于持续不断的危机和紧张之中，以至于学术界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但关于中国文化自主性发展的主张正在广泛而深刻的层面上蓬勃涌起，如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弘扬，中国政府正在全世界积极地推进孔子学院，在国际社会倡导建构和谐世界，展示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精神。这都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和信心。然而，当前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有待大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需要努力建构，中国思想文化的话语权需要自主创建。在这样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激荡时代，当代中国应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思想自我”，通过文化的自觉与价值的重建，从深层次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二、文化自觉视野中的价值重建

（一）文化自觉的价值诉求

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关乎时代的价值自觉。从价值哲学的视角来观照，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其核心在于主导和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当代价值观领域的困境，从深层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内在危机与文化自觉的紧迫需要。

现代性文明在当代的发展，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令当代人普遍感到不安的理想信念危机与价值虚无主义问题。面对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与价值困境，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反思批判现代性价值观的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的时代呼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的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的结果是市场化原则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3]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受到物化逻辑的压制，人被片面化和异化了，形成了拜金主义的价值信念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丹尼尔·贝尔指出：“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如果不是道德正当性的话）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14]布热津斯基指出，“物质享乐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现代社会成为“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趋炽烈的社会”。^[15]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危机，实质上暴露的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信念的精神危机。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文化建构的困境主要来自国家主义与市场主义的双重困扰。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化国家主义路向，以政治挂帅甚至是领袖个人意志挂帅，不尊重文化发展和价值建设的规律，强制性地进行“文化干预”与“思想专政”，造成了文化自主性与思想自由的丧失。“文革”时期的“文化专政”最终走向了“文化浩劫”就是深刻的教训。市场主义以功利化原则来整合文化，为保证“经济唱戏”就让文化“搭台”，文化上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使得人文精神因过度的世俗化而陷入了困境，出现了社会道德的滑坡与价值理想的失落。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成为改革发展的新的重大议题。当代中国最为重大的文化关切正是价值关切，价值重建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问题和价值诉求。没有价值理想就无法承载起中华文化的复兴，更无力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6]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深层关切，指向的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建构。

（二）主流文化的价值理想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如何处理文化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文化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这涉及主流文化价值理想的确立，需要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的建构。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主流文化是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文化，要求承担起价值理想建构与文化整合的功能，应遵循“顶天立地”的建构原则：所谓“顶天”，要求主流文化为全民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持文化的理想性，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所谓“立地”，要求主流文化能立足当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满足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坚持文化的现实性与群众性，从实际出发去满足民众各层次的文化需要。文化一旦丧失了“顶天”的理想性，整个社会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将处于世俗化的功利层面而无法提升；一旦丧失了“立地”的现实性，必将走向一种神圣化的乌托邦，使社会道德充满普遍的虚伪性和教条化，无法形成健全、真实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想。因此，主流文化要做到“顶天立地”，坚持文化建构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坚守一种真实的现实的理想主义，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张力中保持平衡，既不能极端“神圣化”，又不能过分“世俗化”；既倡导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又注重市场经济的现实品格。这就要求主流文化站在时代高度，以是否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标准进行抉择，做到理想性与现实性、先进性与群众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建构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家园。

当代中国主流文化“顶天立地”的价值理想，要求创建一种既能弘扬主旋律又能提倡多样化的复调文化格局。首先，顺应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是一个乐调，而是多重变奏；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交响共鸣；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花齐放；不是一言之堂，而是百家争鸣。其次，顺应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要求，由文化的冲突走向文化的对话，由文化的割裂走向文化的会通，由文化的排斥走向文化的宽容，由文化的对抗走向文化的和解。再次，顺应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潮流，倡导文化的民主精神与宽容意识，倡导文化的开放包容与自由交流，倡导文化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统一。重新调整文化秩序正是以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与开放胸怀去综合创新，为实现中和为美的理想境界开拓出可能的空间。

（三）社会文化的价值使命

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除了国家主导性的主流文化之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当代价值体系的建构担当着重要和独特的使命。

精英文化不仅要承担起“人才强国”与“文化强国”的战略重任，还要担当起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精神家园建构的价值使命。首先，精英文化要坚持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捍卫文化的理想性，并以其前导性与批判性引领文化理想的重建。随着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断提高，思索生存的意义，追寻精神的家园，持守道德的良知，这正是精英文化的时代呼唤，精英文化要自觉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价值关怀。其次，精英文化要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关注社会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需求，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当今社会正在走向以知识与信息为“轴心”的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丹尼尔·贝尔指出，知识分子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坚力量，“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17]再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自觉担当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以理论的反思推进文化的自觉，以思想的解放推进文化的创新，捍卫学术自由与理论尊严，营造敬畏学术、求真务实、包容自由、开放创新的学风与文化氛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高度重视理论、学术与思想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理论强国、学术强国与思想强国，创建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风格的文化理论。

作为市场经济大潮的产物，大众文化具有通俗性、世俗性、娱乐性、消费性等特点，它适应了社会民众日益增长的世俗文化需求。然而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媚俗性、无深度、平面化等，也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庸俗风尚，这就需要对当前的大众文化进行价值提升。首先，需要批判媚俗的庸俗风气。大众文化以独特的方式表征着民众在世俗生活中的苦乐酸甜，但入俗并不意味着非得媚俗，大众文化要将其世俗性情结升华成对世俗生活意义的关怀：多些批判与引导，少点刺激与讨好；多些个性与创造，少点平面与复制；多些理性与自律，少点盲目与骚动。其次，需要担当社会责任与价值使命。判断大众文化的标准绝不能只是商业效益的考量，还涉及一个社会效益的评价。大众文化往往存在着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这就需要大众文化在其功利性中多些公益性，在其娱乐性中多些教益性，在其世俗性中多些高雅性，使其能够关怀民生与淳风化俗，从而使大众文化不断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再次，需要贯注高雅内涵的文化品格。大众文化的通俗性恰恰是其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优势所在，但这种通俗的形式必须有高雅的文化品味与人文精神贯注其中，否则只是一种空有文化形式而无文化内涵的流行泡沫。当代大众文化需要吸纳高雅格调与人文内涵，同时，精英文化也需要借鉴大众文化通俗流行的风格，从而有利于相互促进，真正形成一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雅俗共赏的新型和谐文化格局。

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层自觉，正在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价值觉醒与价值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传承民族文化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优秀传统，创造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精神自我”与“价值自我”。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一种经过现代性文明洗礼又扬弃现代性逻辑的当代创新。“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的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18]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与价值建构，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中国立场与中国需要来积极回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积极开展文化的交流与对活，利用文化全球化的契机来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要避免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绝不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而丧失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与价值的主导性。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建构当代中国特色包容性的文化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漆思，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青年文化书院导师团团长。

【注释】

[1]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载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第58页。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97页。

[3]尼采：《权力意志》，转引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49页。

[4]舍勒：《死与永生》，转引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0页。

[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

[6]孙正聿：《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7]贺来：《现实生活世界》第四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8页～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10]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11]陈独秀：《答佩剑青年》，转引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67页～68页。

[15]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75页～76页。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1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页。

[18]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