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实践与文化消费的伦理

文化自觉的实践与文化消费的伦理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二、文化自觉的实践与文化消费的伦理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晚年多次强调:积百年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说:“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46]文艺生态的改良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文化自觉是首位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反复地谈论“文化自觉”问题，并以“16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7]也就是说，文艺创演一是要自觉地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二是要自觉地借鉴吸纳它国度它民族它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开阔视野、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三是要自觉地立足现实，将前两者交融、整合，并进而创新，做到“美美与共”；果如是，便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天下大同”了。显然，这种“文化自觉”是建立在各种文明“合而不同”、和谐互补的基础上的，与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无干。领导文化者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于国家于民族于地区实乃大幸，就能造福于民，功在千秋；文化从业者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于文学于艺术于新闻出版备增活力，就能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真正做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48]。

“文化自觉”归根到底是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我们应当自觉匡正那种长期影响我们的非此即彼的单向哲学思维模式，而代之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全面、辩证、发展的哲学思维。因此，在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中，既要注重防止把文化简单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又注重防止把文化简单地从属于经济，而强调“文化对经济的‘先导性’”；既要注重反对“科学至上”，而又注重反对“人文至上”，而力倡“科学与人文结缘互补”；既要注重市场选择功能和自娱、互动形式对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度、发言权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诱导与遮蔽——传达民意偏差，迎合低级趣味，导致背离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既要注重文化与市场联姻后带来的文化增值、财力增强，以致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正面效应，又注重防止片面的利润追求的诱惑和拜金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带来的负面腐蚀；既要注重文化产业价值观以各种创新要求和相应的名利回报给文化创新带来的新的动力源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场导致娱乐、作秀、时尚和文化的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以致降低国民精神和文化人格……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49]。总之，“文化自觉”既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也是文艺引领者力求科学化的动力，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必然是缘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而艺术审美的实现，也是以哲学为最高境界，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艺术化、审美化的较高程度。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文化自觉问题。按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现代性资本立国程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自觉必须回答文化的复兴应从哪里来、应往何处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我们积极重视资本的效率功能，但由于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改变着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自觉已被现代化所充盈，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将文化内涵中的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和惯例，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和财富实体中，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使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效应，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方式，即:不断放大文化在市场中所关联的创意功能、商品所关涉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建立智能化的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文化自觉变成市场的倍增器、市场的发动机和市场有机体的精气神等。同时，构建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丰富其价值意蕴，将文化消费内化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外化为人的诗意生活的希望。也就是说，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包含着文化消费的人伦精神和文化消费主体的德性精神，既是追求消费文化和谐的力量，也是追求主体自觉和人格价值的力量。这种新型伦理精神应该筑基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所说:“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指的是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50]

【注释】

[1]关于“喜剧美学”及其“时代主调”问题，俞吾金在《喜剧美学宣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美学研究新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及《再谈哲学的元问题》（《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等文章中有系列论述，他认为喜剧（喜剧美学）彰显了美学生存论研究的典型范式，符合当前审美文化发展潮流，应予以大力倡导和扶植。徐岱在其专著《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喜剧性也有专章论述。

[2]徐岱:《消费社会的欢乐诗学》，《审美化生存》序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古希腊］亚理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Hegel.Vorlesengen ueber die Aesthetik（Ⅲ），SuhrKamp Verlag 1986，p.552.

[5]［法］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增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6]［法］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增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7]转引自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第194页。

[8]［德］诺曼·霍兰德:《笑:幽默心理学》，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9]［法］柏格森:《笑》，徐继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0]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页。

[11]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12]［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13]［前苏联］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理然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4]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248页。

[15]［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16]［法］柏格森:《笑》，徐继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7]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346页。

[18]［德］康德:《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曹俊峰、韩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19]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20]［捷］米兰·昆德拉:《不朽》，宁敏译，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1]俞吾金:《喜剧美学宣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2]［匈］阿诺德·豪塞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23]［德］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5页。

[24]［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的幻想》，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5]［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1页。

[26]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27]［英］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4页。

[28]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29]［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的幻想》，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30]［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5—283页。

[31]宗白华:《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32]宗白华:《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3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34]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35]傅守祥:《仲呈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学林”版。

[36]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页。

[37]陈鲁民:《多想想咱们有什么》，《解放日报》2010年3月20日。

[38]吴文科:《从赵本山的二人转“走红”看曲艺当下命运》，《人民日报》2009年7月9日。

[39]范昕:《小剧场话剧正被“段子”肢解》，《文汇报》2009年11月24日头版。

[40]［美］布罗斯基:《美学乃伦理之母——1987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张裕译，载http://article.netor.com/article/memtext_15721.html，2013年5月7日。

[4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2]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43]［英］梅瑞迪思:《喜剧的精神及喜剧精神的效用》，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44]王菲:《“超女式”民主:是民粹而非民主》，《学海》2007年第5期。

[45]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46]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47]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48]仲呈祥:《读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感言》，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9]仲呈祥:《读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感言》，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0]［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