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组成与途径

一个人需学会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视看——不是为了离开它去视看，而是为了在一更大的整体中按照更真实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

——伽达默尔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封闭而稳定，传统文化的变迁平稳而缓慢。中国古代出版业尽管建立起官、私、坊三大体系，但从其出版主体、编辑理念、经营模式等因素来看，因循的成分高于创新，垄断的意味大过共享：以经史子集为出版内容，以贵族士绅为受众主体，以手工操作为经营模式，以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为传播目的。文化只有走下神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1]；出版只有走进民众，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近代文化自觉打破了宗教桎梏、封建压制，解放了文化生产力。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得以确立和发展，即出版成为一种稳定的业态影响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并且在发挥社会效应的过程中寻求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道路贯穿了近代出版发展的始终。美籍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曾断言，“若是不知道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笔者注）的主流，决不能充分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情绪。”^[2]同样，如果不了解在文化自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近代出版业，也就不足以理解出版的本质、精神和理念。

作为思想文化的传播媒介，中国近代出版业无法回避时代最深刻的烙印；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集聚地，近代出版业对文化思潮主动追随、自觉调整。在这种主客观条件的合力下，中国出版的现代化与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指向、进程趋于一致。出版的现代化（跨越清末与民国）反映在实体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实体层面表现在出版内容和出版技术的现代化，观念层面则表现在出版主体及其所秉承的出版理念的现代化。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层面的文化自觉中，中国近代出版逐步完成了从实体到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而出版迈向现代化的每一步都对文化自觉的层层演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因此，近代中国出版业不仅是文化进步的见证者与受益方，也是文化自觉深度与广度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