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政治的边缘上议论政治内容介绍

一、站在政治的边缘上议论政治

1.与轰轰烈烈的雅典民主政治若即若离

如果要研究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首先要确定这一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法。问题不在于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有无关系，而在于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建构的维度。这一问题属于“苏格拉底问题”的一个子问题，而这一子问题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苏格拉底问题属于西方哲学史中的“斯芬克斯之谜”。从解决路径来看，必须首先要搞清在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中以苏格拉底出场所发表的言谈，在多大程度上，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哪些是柏拉图自己的?悲观地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得到明确答案的课题，这主要是由于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和柏拉图的“有意构造”而使这一问题扑朔迷离。因此，要判断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所涉及的根本问题、究竟有哪些言论和主张、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只能采取多线索聚焦的方法来解决。就这一问题而言，第一条线索是从苏格拉底的时代和生平活动来判断他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第二条是从柏拉图作品中大致是属于苏格拉底的言论来断定其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第三是从其他资料主要是色诺芬的记载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来判断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和生平活动来看，他与政治哲学有不解之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苏格拉底所处时代的诉求和雅典政治社会公共性的特点来看，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和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必然要关注政治;从苏格拉底对政治问题的回应方式来看，苏格拉底用了自己的特殊方式表达了对政治的关切。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由盛而衰的时期，而苏格拉底所归属的雅典国家又是政府和公民都积极要求和充分参与城邦政治的国度，这种环境必然要求苏格拉底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和关心公民们的前途命运。我们知道，当苏格拉底出生之时，雅典的民主制不但已经建成，而且经受了希波战争的考验，进入到它的全盛时期。苏格拉底是在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幼年时期，人们传颂着雅典将军赛米斯托克的丰功伟绩;在他少年时期，他亲眼看到雅典政治领袖之一的客蒙的赫赫战功;在青年时期，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戏剧在雅典争相上演，这些作品的许多题材和内容都涉及政治问题，苏格拉底一定受其浸染。苏格拉底二十五岁时，雅典和斯巴达订立三十年和约，在这一时期，雅典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完善了民主制度，建立了强大海军并统制提洛同盟诸盟邦，成为头等强悍的海上霸主。苏格拉底青壮年时期目睹了这些壮丽成就，这些成就都曾使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雅典公民心神陶醉。相比同伯里克利一样，苏格拉底也有如下的感受:“没有一个民族能像雅典人那样为他们的祖先的丰功伟绩而感到自豪，很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培养了刚毅果断的优秀品质，成为勇武著名的人”^[2];“他们不仅凭着自己的力量和整个伯罗奔尼撒人一道扬威于陆地和海上。”^[3]当时的雅典是全希腊的文化中心，希腊各地的英才俊秀纷纷来到雅典学习和聆受雅典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苏格拉底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获得丰富广阔的知识，曾从师于阿那克萨戈拉的弟子阿凯劳斯。

苏格拉底与雅典的民主政治似乎是若即若离的。在雅典，民主派杰出领袖伯里克利掌握了雅典大权以后，雅典就进入到了它的极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开放，而且伯里克利执政三十年上述状况基本如一。苏格拉底的中年就处在雅典民主政治最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沐浴在民主政治阳光中的雅典公民。对于民主政治与个人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人物的关系，黑格尔有较深刻的理解:“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监督他们运用那些才能来为公众谋利益。同时，社会中任何分子，除非他有着本领，能够满足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精神和意见，以及热情和愉快，否则他便不能取得权势。”这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个人或政治人物往往难以赢得普遍的尊敬和绝大多数民众的一贯支持，除非这个政治人物是一个德才兼备和拥有伟大人格的领导者。伯里克利得到了雅典公民普遍和持续的拥护，而且“从个人人格力量方面来说，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比得上他”^[4]。伯里克利在当时很是赢得了雅典民众的称赞，否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难以执政三十多年。

但是在柏拉图的作品和色诺芬的作品中，很少看到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赞誉。尽管色诺芬对其老师所遭受的指控之一——不关心城邦给予了反驳，诚然，苏格拉底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确实较少，而苏格拉底生前同当时雅典的学者名流却有较多交往。苏格拉底在知识探索活动中显露出了杰出的才智，赢得了一定的声誉，被人们誉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否则他也不会受到著名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讥讽。他同伯里克利的情妇、文化沙龙的主持人阿丝帕希娅有不少接触，对她屡有赞扬。据柏拉图《巴门尼德篇》记载，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访问雅典时，年轻的苏格拉底曾与他们有过接触，探讨过理念问题。苏格拉底对芝诺的“辩证法”很熟悉，称他是“辩证法大师”。智者学派在当时活跃于希腊文化领域和政治舞台上，其学说在当时希腊非常流行，成为一时的显学。苏格拉底与当时智者的一些重要代表都有交往。在柏拉图的作品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人大多数都是智者。普罗泰戈拉在公元前444年左右访问雅典时会见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描述了他们的论辩。普罗泰戈拉说:“在你的同龄人中，我确实从未遇见过像你这样令我羡慕的人，现在我说，你如将成为我们领头的哲学家之一，我绝不惊讶。”^[5]苏格拉底曾听过智者普罗狄科关于文法和语言的廉价课程，与其他智者如希庇亚、高尔吉亚、宣扬强权政治的塞拉西马柯和欧绪德谟等都有过交往和论辩。柏拉图的不少早期对话就是以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这些智者的名字作为篇名的。这起码表明苏格拉底无疑是深悉这些智者们的学说，以他们为主要论敌进行犀利抨击的。苏格拉底以智者为对手进行论辩，这起码表明两点:其一，对智者所关注的问题有共同的兴趣，否则没有对话的议题;智者与苏格拉底都感兴趣的是知识的真理性以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其二，苏格拉底不仅反对智者们在知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观点，也反对智者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反对智者们不追求真理和道德，并且把论辩技术运用于政治领域。

2.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

尽管苏格拉底参与了当时的许多政治活动，但不像其他雅典公民那样积极。在苏格拉底诉讼案中就有一条指控:苏格拉底不积极参加城邦的公共政治活动，没有尽到一个公民应承担的参与政治的义务。对此，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极力辩护。这也许是当时众多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公民角色状况的普遍感受，否则就不会在公民法庭上过半数的人投苏格拉底有罪的票。尽管少数雅典公民受到误导，但大多数雅典公民还是有政治鉴别能力的。苏格拉底确实参与了许多政治活动，这是不可置疑的。

但问题关键是苏格拉底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作为指控苏格拉底的这一条罪状究竟表明了什么呢?这首先意味着:尽管雅典政治社会并没有把苏格拉底这样的公民排斥在外，但在一般雅典公民的心目中，是苏格拉底自己把自己从政治的洪流中分离出来，甘愿站在政治的边缘上。尽管苏格拉底对积极参与政治和真正关心城邦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但苏格拉底对自己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辩解是神早就告诉他不要参加政治。不管怎样，苏格拉底对于政治实践活动采取了一种超然的立场，参加政治活动较少是事实。这与苏格拉底的出身相关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苏格拉底出生于一个石匠家庭，母亲是一个助产婆，但他的家庭是雅典的公民家庭。在雅典，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制度要求公民要积极参政，而且政府还发放参政津贴。虽然出生于工匠家庭，但这并不影响苏格拉底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这取决于职业的选择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在雅典子承父业是传统，似乎苏格拉底之父，老石匠索佛隆尼司库希望儿子掌握该门技术，但这并不影响苏格拉底关心和参与政治。因为在当时，雅典的许多公民都是既有自己的营生，又在搞好营生的过程中积极地参加公共政治活动。参政也并不影响公民们的生活及其享受，反而能赢得人们的好评。那么，苏格拉底不积极参政只能归咎于他自己，主要归因于他对这一问题认识和行动上的选择了。而且，我们从伯里克利言谈、当时的法律和各种政策措施中可以看到，在雅典已经出现了“逃避”政治的现象，参政津贴和政治领导人的号召已经表明公民们的参政热情在衰退，不积极参政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只是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罢了。

这种与传统相对立的、不积极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因家庭经济事务和谋生的因素而导致;也有因政治腐败而试图洁身自好，免得同流合污而产生的;还有因政治秩序稳定和政治清明所致，因为在这种状况下，进入政治往往是无事可做、无业可成、无处显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人生和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更能使人们感到愿意投入的领域，感觉到还有一个更能使人有更高提升的场所。而现实政治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向往自由的精神，人们的精神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精英们感到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等着自己去追求呢，苏格拉底就属于这种情况。苏格拉底精神世界的发展是在从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生与社会之后，还要更进一步地从社会的公共领域深入到个人精神的自由天地中来，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关注精神世界的问题。但是，尽管苏格拉底发现了人生的“新绿洲”，但他又不可能完全地游离于政治之外，因为，他是雅典公民。在当时，公民一旦离开了城邦就意味着失去了确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丧失了它们，在当时要么为奴，要么为一个外邦人，要么为一个类如妇女和儿童那样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自主的人。苏格拉底是要追求个人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与政治相关联，但他又深深地感觉到智慧追求才是人的精神极力向往的，才更能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才更能使人得到满足。逻各斯的探索曾经使希腊哲人走出了宗教神话的藩篱而深入到自然领域，随后又使哲人从自然转向了社会。苏格拉底在使哲学从自然转向了社会过程以后，现在又要使哲学深入到个人精神自由的领域，这种深入和进一步的转向显然带有走出社会公共性的冲动。

此外，当时的政治状况，使苏格拉底这样情操高尚的人感到有些“污泥浊水”并且在“江河日下”，与其投入进去进行改造，还不如置之事外，对其言说或“叮咬”更能使其恢复正常，而且苏格拉底已经发现，这个公共政治领域不仅是实践行为领域而且主要是一个言说的领域。苏格拉底之所以形成了政治的可言说性的观点，从理论上看，这是因为:其一，他认定自然是一个秩序和目的的世界，是人不可能加以改变或干预的;其二，神的压力使他不能向自然性和一般的必然性发表不一致的观点，所以只能对社会说三道四。其三，他认定人类事务特别是人类社会政治事务的主要任务是将各种意见归纳为知识，找到其中的“逻各斯”，这一过程是要凭借“言说”才能实现。当苏格拉底发现了政治的言说领域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其中。而这一领域于政治的基本领域——政治实践来说，始终是一个边缘区域。所以，不是城邦社会的公共性把苏格拉底边缘化，而是苏格拉底把公共政治置于把自己人生活动的边缘上。这表明，随着城邦政治的发展，在公共自由或公共政治的面前，出现了个人自由问题。而这种个人自由既是追求知识的自由，也是一种试图脱离公共性的政治自由。这种个人的政治自由，不是在必须参加政治的前提下的议政的自由，而是站在政治的领域之外，直接地或间接地以真理标准、道德标准和普遍认同的普适性标准去批评政治的自由。当时，雅典的公民们肯定是不会接受这种自由的:一个不关心城邦、不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是没有任何资格来谈论城邦政治的。然而，苏格拉底要用“真理”标准，要用道德的知识标准，要用正义的普遍必然性标准来批评政治，自然无意或有意地触动了雅典公民们的政治神经。苏格拉底好像执意要批评政治，自讨没趣，结果受到了雅典公民们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