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棋局中，中国模式是众多发展模式中的一种。从词源内涵分析，所谓“中国模式”，是指在中国这一场域中展开和显现的能成为世界范围内他国发展样本、范例的发展方式和过程。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这一热烈讨论源自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在这篇文章里，雷默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76]的观点。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雷默认为，北京共识主张应该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强调义无反顾地进行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的资本和工具（如积累了4 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的目标和关键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公平的、高质量的增长，其主张的现代化路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非“休克疗法”或“大跃进”。文章最后特别指出：“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特别是在创造国际环境方面，“北京共识”主张“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谋求维护有利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雷默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仿佛中国不仅成了国际社会学习的“好榜样”，而且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顶礼膜拜的对象。不过，从雷默的总结来看，他似乎更加强调“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层面，对中国的总体社会发展还缺乏归纳。其实，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展开了，只不过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而是使用“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之类的提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7]这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问题，但至于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概念。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界都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模式多样化理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诚如俞可平先生所说：“‘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78]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模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学术界和理论界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79]：一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三是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四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六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七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八是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九是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解决十多亿人口共同富裕的根本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完全错误，根本上行不通的。”[80]同时，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遇到了挫折，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独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密切相关。苏联模式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一切代价加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发展模式。在斯大林模式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因此，必须在适应国内资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重工业，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81]。同时，在体制上实行全盘集体化，建立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通过计划的手段集中起来，将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隔绝开来，独立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如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经济上在一个时期内取得高速增长，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和缺陷，特别是受到资源的硬约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同时，斯大林模式过于重视机器制造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忽视生活资料、日用消费品和社会服务的生产，扭曲了价格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达到极限。可见，斯大林模式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可利用的资源达到极限，弊端便会明显暴露，越是小国该问题暴露得越早，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因此，人们看到，由于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挫折是普遍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这一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新复兴，而且越来越具有生命力？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在20多年的实践中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天地得以进一步打开，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其实，这里牵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深有感触地说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82]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战时共产主义”，结果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导致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农民不满余粮收集制，引发了工农的尖锐对立，甚至引发了水兵暴动。此时此刻，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勇于承认错误并能够从失败的经历中得到学习，随后提出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列宁曾经作过概括，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83]，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很明显，列宁意思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嫁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母体之上，并学会从资本主义肌体上获得营养，来促进社会主义因素从襁褓中慢慢发育成熟，瓜熟蒂落。不幸的是，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斯大林在1928年就全面否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无疑割断了作为“胎儿”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母体的“脐带”，结果造成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遇到重大挫折。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实践中沿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道路进行大胆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因此，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所遇到的严重挫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并非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说，理论和实践都多次表明，作为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在一起，并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资本主义肌体”上获取营养，只有这样，落后国家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84]。“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85]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嫁接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跨越。同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反复印证的结论。因此，在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问题上，中国选择了主动融入的战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全球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显然，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张力矛盾结构中，中国应该采取与全球化同行的态度，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总之，应该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要坚持从世界发展客观潮流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出发，牢牢把握当今时代所提供的大好机遇，充分利用全球化创造的有利条件，在不断提高以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广泛开展与世界众多模式、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就一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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