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自觉

要实现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有必要破除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文明论框架。尽管经历了功利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及结构功能主义在各个层面与立场上的洗礼，也经历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冷战铁幕政治之现代野蛮，新自由主义并未对其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基本理据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在面对自身文明的有序、教养及自信，与对外的浮夸自大与霸权逻辑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实践有时候看上去显得温和而富有“策略”，但掩不住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深深的偏见与歧视。对原“华沙条约”组织的肢解，对中东及阿拉伯地区的持续而强力的干预，“冷战”以来一以贯之且持续强化的亚太政策，晚近以来甚至形成了对中国的某种孤立与合围态势，均表明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背后的新帝国主义图谋。为维持其所构造的全球版图及其可持续的经济殖民，其对非西方的强势干预在近几十年来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了。法国大革命以来形成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历经现代革命，在“冷战”后获得当然理据，并同新自由主义合流。事实上，对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重申与重释，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标识，在那里，美式民主的输出，包括用“铁拳”维持国际秩序，便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一边是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同盟，是“友”，天然地代表着正义，因而“理应”享有道德优越感；另一边是被排挤的非西方社会，天然地代表非正义甚至于邪恶，是“敌”，是世界历史时代的蛮夷与流氓。究其实质，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是把种族主义直接向文明领域推广，虽然其间经历了对其自身文明的自大的反省，及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类型的承认，但其对其他人类文明依然沿袭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对其他文明类型的承认，多是出于冲突博弈的需要，远远谈不上尊敬欣赏与“文明自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即把儒家看成是未来世界最有威胁的一种文明，这样的理解是与儒家文明本质上的和谐与和平主义完全相悖的，是彻底的误读。但类似的文明冲突观依然是今日美国新自由主义应对中国的基本资源。

我们无意于改变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依照中国文明传统，也不会这样做。中国传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所谓“金规则”；而西方的传统则是“己所欲，施于人”，此所谓“银规则”，譬如，自以为自由主义甚好，便施于人。平心而论，置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空间，且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中国发展不可能不受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身就经受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侵蚀与野蛮，也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洗礼。劳动异化、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巧取豪夺、秩序失范、道德式微、利己主义盛行，以及权力、资本、欲望的交换（腐败），这些尤其滋生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症候，近三十来年，也逐渐在中国出现。但是否如大卫·哈维那样，就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4]，下此结论还得慎之又慎。这些现象显然存在，而且还很严重，影响也坏，但其本身必然是消极的，乃是不见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负面现象。正如任何一种文明都一定包含着正负两方面因素一样，这些野蛮的、消极的、负面的现象也必然会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所扬弃。从文明演进及其自信角度看，这些现象一定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的发展中业已扬弃了这些现象，那么社会主义更有理由能够扬弃这些现象。“四个全面”实际上正是着力于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因而不只是直面新自由主义挑战，还承担着超越新自由主义、面向未来人类文明建构的使命。

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外部空间压力下，理当形成当代中国文明重建的自觉。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状况下，仍然强调西方政治及文化在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优越性甚至唯一性，它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在那里，现代社会主义传统被视为野蛮的且不属于文明的。显然，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如此强势地独占文明话语权，就将中国道路置于现代文明之外。

自由主义并未突破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界限。全球化性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本扩张，同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及劳资对立之间的矛盾，跨国资本利用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期社会秩序及公权失序的状况下形成的不正当扩张方式，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特定阶层及特定领域的民众的贫困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仅仅诉诸于市场，不仅难以抑制，而且只会逐步加深上述矛盾。这些年依然在加剧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东西之间，乃至于不同代际之间的差距，与资本的快速扩张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必须积极建设为人民及劳苦大众谋福祉的责任国家与责任社会，这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积累了建构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与综合国力。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实际上正在消耗其自身文明的资源，难以持久。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具有无可争议的道义价值，还理应承担遏制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使命。对占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而言，其现代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建设的贡献，也是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人类文明重建的新探索。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正如现代社会形成以来资本主义的历次危机都只是西方经济的阶段性病理现象，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的修复机制得以克服，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同样得到了消化和克服。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空间，为消除这场危机创造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此同时，全球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即“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就其初衷而言，新自由主义显然希望一直占据资本、金融以及技术优势，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同时也在展开空间转移，基于人口、资源、地理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也在促使资本、市场、金融乃至于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抗御新自由主义，并形成新的国际平衡。中国理应抓住这一机遇，在文明复兴及现代文明建构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成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四个全面”乃是顺应全球空间的新变化及人类文明重建的历史任务而形成的实践自觉。

这里不妨对近年来西方的金融危机（包括所谓“华尔街危机”）下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作一点分析。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一轮金融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的再一次大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危机，有些观点甚至认为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行将崩溃。但在笔者看来，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凭经济、技术、资源、管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和强硬的国际政治手段，使得这场危机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之内，危机并不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了自我修复功能。对此，马克思本人早有预判。尽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两个必然”思想（“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在十年以后的1859年，马克思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绝不会”的思想，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两个绝不会”的思想本身就是在对1857年欧洲经济危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针对性很强。尽管当时一批激进左翼理论家草率地认为，欧洲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时刻已经来临，但是，通过研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上升时期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一个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阶段，且已经形成了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依此分析，经济危机并非危象，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机制中的病理症候，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乃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所呈现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

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以及西方诸国先后发生过九次大的经济危机。20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西方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其中，1929年更是发生了波及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大萧条。但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也倒逼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变革，从而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其从先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有效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此后美国应对更为频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制度，在巩固“冷战”期间的西方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欧洲国家则在抑制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有效地抑制贫富分化，推进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事业。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本身就是提升资本主义自我修复功能的表现。2008年来的金融危机，显然在考验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西方凭经济、技术、资源、管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和强硬的国际政治手段，依然会有效地巩固该功能，并延续新自由主义路线。这次危机的确可以看成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从目前态势看，危机依然处于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功能的可控范围内。因此，我们需要对近些年的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有恰当的评估，尤其不能低估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能误判。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认知当下的国际境况，明确中国自身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