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文化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文化自觉

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应该朝越来越“自觉”的方向运动，这是我们对世界文明未来方向作出的整体判断。尽管在逻辑上，这里包含着资本主义文化越来越趋向“自觉”的可能性和事实根据，^[2]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看，真正意义（即“实践”而非“理论”）的“文化自觉”并不可能或并不完全发生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部，而必然发生在超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外部”。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亟待反思和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性、未来性命题。

（一）超越“启蒙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欧洲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人类主动寻求自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新世界”。从此以后，不仅“多数人权利”（Majority Rights）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组织形式等“合法性”的根据，而且，致力于追求“个体权利”（Individual Rights）、“少数权利”（Minority Rights）也不再成为一种社会异端，受到社会的打压，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成为社会“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的一个内在的动力根据，亦成为少数人争取个体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本依据。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理性判断、理性自觉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开启了基于现代性意义之上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先导及主要内容。“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个口号虽然最早是由罗马诗人贺拉斯提出的，但却在康德那里得到了深刻全面的阐述。康德从卢梭的自由思想中吸取了人类的自主概念，相信人类的命运需要为自己立法，而人类为自己所确立的法则就是“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自由和民主”本身并非抽象的、不需要控制和管制的“理性原则”（个体与共同体）。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明确提出“人类如何才能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问题，他的回答至今成为现代理性自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人类必须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认可的启蒙”^[3]。

作为“启蒙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其已经超越了“启蒙逻辑”，致力于“经济解放”基础上的人类解放。青年马克思所尊崇的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自由精神，但经过理论（“退回书房”）和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后，马克思彻底走出了启蒙主义或人道（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走上了一条强调实践批判、经济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马克思认为：启蒙思想所倡导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竟成了类似“基督教的创造物”，是由于“批判‘没有能力’和‘没有力量’吐露真情造成的”。而“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马克思彻底走出了“抽象人”的“自我意识”，完全确立了“物质利益”、“现实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和核心地位，走出了一条基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彻底变革”和资本主义权利观念“彻底变革”的新的理论自觉和革命自觉。

（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

尽管“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所指的“世界”并不完全一致，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两者看成一个问题。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完全超出了这一界限。尽管在许多时候，“对这个时代的界限，我们只能匆匆的一瞥”^[5]，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自己一生都奉献于探究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思想界限和实践界限这一伟大事业。

无疑，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探究资本主义“时代界限”最为深刻、影响最广的思想家、革命家。如果说资本主义还存留在原始积累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野蛮阶段”，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几乎是每一位仁人志士“分内”的事业，他们曾揭露资本主义殖民的罪恶，激烈抨击资本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和革命属性，并非停留于对资本主义“野蛮逻辑”的批判上，更在于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逻辑”进行的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内涵”了人类追求财富（货币文明）、自由（市场自由和资本运作自由）、平等（市场交换）的真理性，不仅在不到100年里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可以说，资本主义将人类历史提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不自觉”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执行者和行动者，赢得了世界历史意义。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并没有“自觉意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而是依仗自己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优势，以自己的优越性和“普适逻辑”控制全球。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思想派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它不仅追求理论批判的彻底性和真理性，更要追求实践的彻底性、革命性，致力于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可能性的探究。

（三）共产主义的“未来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

“未来已经在望，但无法预知。展望未来，危险重重。”因为“它将彻底告别正常状态并只能以稀奇古怪的形式显示出来、展现出来”。^[6]事实确实如此，任何超越资本文明的逻辑和现实不可能在资本主义“逻辑内部”，而只能以“稀奇古怪”的方式呈现出来。

从道义原则出发推论出理想社会的“应当逻辑”，并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和行动的综合体，区别于其他任何“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具有最强烈的思想性和最彻底的自由精神（“自由人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一种超前的文化理念、制度形态展现出完全异质与资本主义的“理想未来”，引导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而无怨无悔。

尽管对于“未来社会”的论述，马克思并不充分、完备，但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都论证了一个基础与核心原则，即“消灭私有制”和“人类自由真正实现”的客观必然性和真理性，将“消灭（扬弃）私有制”看成共产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的奠基性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私有制由于契合追求“私利”的心理需求，往往与自由、人权、创造性等紧密相关，“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7]正是在意识到“私有制”强大生命力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实际上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具有“超越历史运动的意识”，而且马克思把拥有这种“自觉意识”视为“历史进步”。^[8]

马克思致力于“实践逻辑”基础上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实践，不仅致力于现实资本主义各种病症的批判，更致力于“理想资本主义”的逻辑批判。在理论逻辑上，如果我们依然能停留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自由”逻辑基础及其框架内，那么就根本达不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自觉性”，也就根本无法理解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等对于个体解放和人类解放所具有的“颠覆意义”（超越任何资本主义“理想类型”）。

（四）“鸦片”的麻醉与“鸦片战争”的觉醒：马克思解构资本文明的经典范例

自资本主义诞生至今，利用“文明合理性”是掩盖资本主义“卑鄙的行径”和“可耻的军事行径”^[9]的一贯借口。“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任何违反这种“贸易合理性”和重要性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10]但是，在资本主义“文明逻辑”框架内，其输送给中国的“鸦片”并不是“毒品”，而是从属于西方“资本逻辑”的“文明商品”。或者说，西方仅专注其“商品属性”，而无视其“毒品属性”。马克思认为，“鸦片”本身既然不能成为生活用品，更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本身具有“非法”的性质。因此，完全合法的“鸦片”一开始具有“罪恶贸易”的特征。“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有购买毒品”，但在资本主义贸易中，“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但按照一般的文明常识，“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但是，这种“不相容性”却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侵入中国的一条“正常逻辑”。“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渗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马克思正是从“毒品—商品悖论”角度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马克思认为，鸦片是西方使用大炮输入中国的“麻醉剂”，是解构中华民族精神的“瓦解性”要素，但“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1]。作为麻醉剂和毒药的“鸦片”，最终成为中国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从马克思对于“鸦片战争”的态度，可以看出其不在于强调“鸦片贸易的道德批判”，因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而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12]但是，马克思更强调“最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古老文明”的竞争的“文明悲剧”，而非“道德悲剧”。“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象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3]正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批判出发，马克思解构“资本主义文明”的合法性，支持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并呼唤中国“新文明”的诞生，最终，“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必将兴起，“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