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自觉的问题都必须扎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而任何缺乏应变力、回应力、解决能力的所谓自觉或者创新，都只是将现实抽象化、虚泛化，遗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最根本的特征。
利用和超越资本文明的一个关节点和前提条件，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利用并超越资本的群体和组织，否则仅仅停留于个体意义、文化意义的所谓的“超越资本”仅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价值，不可能产生实际的社会效能。以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西方现代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批评“资本文明”的论著，但对于强大的资本文明运行机制而言，并没有什么“大碍”，资本逻辑依然故我的发展、延续和膨胀。由此我们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立场就在于，不能仅仅限于把握“理论的武器”，限于理论批判的“孤芳自赏”之中，更要善于把握“物质的武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真正获取物质上的主控地位，而不能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说辞迷乱了阵脚。这是当下判断文化自觉的“首义”。如果不理解其中所蕴涵的“超越资本”的逻辑要求，仅仅将此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的一贯做法，显然会降低对该问题的认识程度。
“利用资本”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资本”业已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调整、人类精神进步的一个关键性要素。而“超越资本”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资本业已成为现代几乎所有病症的一个关键扭结——建立在“资本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基础上的新问题又必须通过生产出“更多资本”的手段来解决。这样一来，“资本死结”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内在的逻辑死结。这个“死结”内在于资本逻辑内部，并伴随着资本繁荣、文明危机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利用资本、超越资本并不是逻辑“先后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彼此融合、既注重当下现实又始终不忘未来、既注重现实任务又时刻保持警惕的现代性难题。
“资本文明”的核心特点体现为：为了追逐无限、绝对的剩余价值，资本必须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逻辑与文化诉求”。因此，在资本逻辑框架内谈不上真正意义的文化自觉，只有超越资本逻辑，才可能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文化自觉。当我们致力于“资本文化”所具有的“创新本质”的时候，其内在对“无限剩余价值”的“绝对追求”的动力机制却有意无意的忽视，隐而不显。如果说，“自然意义”上的最高峰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对于“资本意义”上的“最高峰”则是不存在的。因为“资本文化”的特质就在于：试图拥有独特的天空，以“资本最高峰”为骄傲。但资本本性所具有的永不枯竭的绝对运动性使得“最高峰”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如果我们通过“资本—建筑”的视角来观察“资本文化”[18]，可以看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是由“资本”所堆砌起来的，是“资本行为”的一种内在逻辑结果，而持续不断地追逐和争夺世界级“最高峰”，一直成为世界顶级资本家们显示资本实力的一个重要行为标志，这些最伟大的建筑已经成为“资本伟大时代”最为鲜明的标志，精明的资本家显然已经意识到讨论“谁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厦，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9]。
面对“资本全球化”浪潮下这种绝对性、无限性的“文化创造力”，任何“反对者”无不显得怯懦和无奈，“口号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成为许多反抗“资本文明”者的真实写照。既然这样，“反资本文化”如何可能呢？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中“伪问题”，或者仅仅具有观念性的价值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呢？这一问题如果无法澄清，必将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资本文明”内部的病理学家已经对自身所具有的文明病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至少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对“资本理性”内在藩篱的不安与焦虑。[20]英国学者吉登斯曾对资本主义所承诺的“甜蜜理性”进行了深入批判，提出“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呢？”[21]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利奥塔、博得里亚、桑塔利等及后实用主义者罗蒂等，也都致力于资本文明病症的探索。可以说，在“资本文明”与“人类文明”相互纠缠、彼此缠绕的现实文明结构格局下，任何反思人类文明未来的思想家无不致力于“资本文明逻辑”缺陷的批判与解析，所有这些皆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发展的必要资源。不占有、不了解、不吸收“资本文明”的所有积极方面，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文明”的现实和未来论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