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保守主义派：一个新的政治利益集团
新保守主义派已经在美国和国际政治中引起广泛关注。关于他们的影响的阴谋理论很多，但是有充分根据的描述仍然很少。在接下来这章中，我们开始揭开新保守主义派的神秘面纱。我们询问他们怎样以及什么时候用那个名字出现。我们调查他们的信念和目标，以及他们如何到达了他们那个有影响力的地位。我们着眼于他们的历史，考虑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并评定他们在政策、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在我们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派的故事迄今为止跨越了30多年。它是复杂多变的，包括它所做的从左派到右派、从内政到外交的迷人的智力迁移等。有时候，它包括极端的妄想：核战争狂斯特兰奇洛夫博士把国家推进到未知的水域里。但我们更经常碰到的是温和的东海岸学者，他们能力强大，在保守主义派政府中任高级职位。故事的高潮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那场国家危机之后，那时很多同样的人，一半是故意地，一半是意外地发现，他们自己有很高的影响力，并采取行动来掌管美国的作战机器。我们将描述他们从那个时间以后的行为的一些细节。
我们的故事明白无误地指出的结论是，新保守主义派已经把美国的国际关系领到了一条不幸的弯路上，从平衡的、构建共识的和节省资源的途径上改变了，而这条途径体现了传统的共和党的国际主义特色——现在体现在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身上——并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聚焦在其特殊议程上的特别兴趣。我们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暗示着美国的全球角色（作为一种永恒的力量，我们很重视它）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有效——即使是在因为令人满意的成功而得到应有的荣誉的时候，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抓获和在利比亚的进展。这对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一个悲哀的事件，而且对于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尤其悲哀，因为我们感到在过去的共和党政府里很舒服或者期待有些事会更好。比形成一个持久的趋势要好，事实也暗示新保守主义派的影响应该是瞬间的和可以容忍的。事实上，一位新保守主义作家已经得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保守主义派主张的单极政策的最后结论，“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在遭受国际合法性的危机”。1假如正常的民主制衡保持有效，假如美国人民，特别是主流保守派，因其偏离常轨而看清新保守主义派的失常并要求恢复国家事务的平衡，则新保守主义派的影响将会逐渐地减小。
现在让我们开始认识新保守主义派。他们的运动不是正式的组织。他们不举行集会或会议。在谁是谁不是一个新保守主义派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事实上，“运动”这个词可能过分夸张了智力结合的程度。欧文·克里斯托，那个接受新保守主义派的“教父”头衔的人，更愿意把新保守主义描述为一种“说服力”。2不管是运动还是说服力，它都肯定不会给成员套上意识形态的紧身衣或者进行准入测试。没有像约瑟夫·拉特金格尔红衣主教或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元帅这样的人物来严厉地负责学说正直。既没有罗马教廷，也没有政治局。新保守主义派是多产的作家，但是公认的经典著作却不多见。既没有《圣经》、《可兰经》，也没有《摩西五经》。此外，合伙媒体的所有权（《福克斯新闻》，《标准周刊》，还有《伦敦时报》的所有权相同）已经导致了右翼观点上的均匀化。3但是为了让读者开始有所了解，我们甚至冒着在开始时过于简单的危险，列出下面三个表明现代新保守主义的共同性质的大标题。
当今的新保守主义派通常围绕三个共同的主题而联合：
1.一种源于宗教信仰的信心，相信人类的情形被定义为在美好和邪恶之间的选择，而且政治特性的真实量度将会被前者（他们自己）主动找到来对抗后者。
2.一份宣言，宣称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军事实力以及利用它的意愿。
3.一个主要焦点，关于作为美国人海外利益的主战场的中东和全球伊斯兰教。
在实现这些主题的时候，新保守主义派：
1.白纸黑字地、绝对地在道德范畴内分析国际事件。他们受到鼓励，因为确信他们自己占领着道德高地并争论说意见不同跟失败主义是一样的。4
2.聚焦在美国的“单极”实力，视军事实力的应用为外交政策的第一选择，而不是最后选择。5他们拒绝接受“越战的教训”，说它损害了美国人使用武力的意志，但是他们接受“慕尼黑的教训”，因为此事确立了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优势地位。6
3.蔑视传统的外交机构如国务院，还蔑视传统的针对具体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和切合实际的分析。他们敌视非军事的多边机构，而且本能地对抗国际条约和协议。“全球单边主义”是他们的口号。7他们被国际批判加强了信心，坚信它确定了美国的优点。8
4.把里根政府作为所有这些优点的范本，并寻求建立他们版本的里根遗产作为共和党和国家的正统。
基于这些信念和方法，新保守主义派倾向于将他们自己表现为对抗的姿势：
●与现在的穆斯林世界对抗，但是谁知道将来会与谁对抗。
●与美国的盟友和朋友对抗，与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为达到美国的目的而合作的需要对抗。
●与那些强烈要求限制可自由支配的个人开支的赤字强硬派对抗。
●与那些不同意他们和他们的目的的美国同胞对抗。9
在这些主题和这些政策方法下面，我们发现新保守主义派对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深深悲观，而且这比在很多保守主义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关于人类完美性的怀疑论更深。这和他们的守护神，罗纳德·里根，以及如同在《独立宣言》中具体表达的美国气质的特性形成鲜明的对比。10虽然他们说，他们有关“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信息是乐观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带修辞色彩的。11新保守主义派看到他们自己眼下的世界是一个霍布斯自然状态原始主义的、阴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支配地位的、永久的军事化竞争是标准，而且国家共同体产生的缓和（即使是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也）是不可能的，寻找洛克或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也是虚幻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使是里根的“信任但要核实”也）是难以捉摸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先发制人地制服敌人（定义为任何不赞同新保守主义派的世界观的人），以免你被他们制服。12“我们不应该企图说服人们，事情在变得更好。”肯尼斯·阿多尔曼说。13在国内，他们看到美国在通往毁灭的路上，而且教育、性观念、道德规范和司法系统都在一个陌生的现代主义者和现世文化的掌握中。14在许多重要方面，他们仍然处于充满火药味的16世纪的世界，他们又爱又恨的英雄中的一个，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认为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注），就是那个世界的，他们脱离了许多形成美国早期制宪哲学的东西，早期制宪哲学乐观地看待未来，而且知道进步在于把最好的带给人们，而不是永远期待最坏的事情。
此外，新保守主义派很清楚那些他们不同意的国际事务原则。当布什政府仍在品味它当权的最初几天的时候，一群新保守主义派给新总统写信，劝告他不要注意像“稳定性”和“常态”这样的概念。15“良好的关系”是一个被怀疑的术语，“威慑”、“遏制”、“现实主义”、“集体安全”、“建立信任”、“对话”和“共识”被认为在当今的世界很难起作用。16乔治·布什竞选时用的那个词“谦逊”被认为比竞选活动的花言巧语好不到哪儿去。中东“和平进程”，这个总是在强制的引号中被提及的词，被认为是一个被贬义词“和平贩子”追求的令人怀疑的概念。17他们把条约和协定看成寻求“约束和控制美国实力”而不是支撑世界秩序。18他们很少注意非军事因素角色，如刺激经济、减轻贫困、软实力、环境损失或国际商务。19他们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对他们政策中的经济含义表现出兴趣。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举例来说，在他们对那个国家的思考中只是一个次要因素。此外，他们不只是同意他们与重视这些方面的美国人不一致，而且他们污蔑这些美国人为“阴暗论者”、“破坏者”或失败主义者。他们还质疑这些美国人的爱国心，在英国广播公司做节目的时候，还暗示这与萨达姆·侯赛因有联系。20
一份放置在新保守主义派门前的通常控诉是，他们是一个排外的“内部团体”或“阴谋小集团”。他们对这一描述十分敏感并做出了有力的反抗。21他们争辩说，基于他们在国内及国际上的作品、演讲、长篇的公开声明以及有雅量的媒体接近性，他们不能被控告为一个苏联时代的阴谋集团或阴谋小集团。就现状来说，这很好。他们不会从引人注目的中心收缩，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媒体闪击战隐瞒了——故意地或者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很少提到的议程。关于他们的真实目标的沉默寡言引起对新保守主义派的一个重要批判，即他们没有而且也不会对国家全盘招供。
他们的公众效力的积极方面是他们和他们的观点很容易识别。他们包括那些在政府中任职或任过职的人：副总统办公厅主任刘易斯·利比，总统特别顾问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D.沃尔福威茨，国务院官员约翰·R.博尔顿和戴维·伍尔姆瑟尔。在政府的咨询机构里有人找到国防政策委员会里的理查德·珀尔和埃利奥特·A.科恩；耶鲁大学的唐纳德·卡根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教授和艾伦·弗里德伯格教授，佩珀尔代因大学的詹姆斯·Q.威尔逊教授等；在媒体中有《标准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麦尔、《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主笔；在商界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等；在研究机构中有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马克斯·布特，哈得逊研究所的诺曼·波德霍雷茨和梅拉弗·伍尔姆瑟尔，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任何成员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大部分外交或防务研究学者。后者，顺便一提，已经偏离了跨大西洋合作的原则很远了，这些原则是由其会议室外面的壁画所描述的美国前总统福特、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集会象征的。
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们如果被描述为美国民族主义者比新保守主义派会更好）已经发现，很多他们坚信的关于美国例外论和单边主义的信条跟新保守主义思想类似，而且这些对于他们支持潜在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两个的签名都能在一份重要的新保守主义文件——新美国世纪计划所做的1997年原则声明上找到。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个计划1998年1月写给克林顿总统呼吁除去萨达姆·侯赛因的信上签了名。切尼同新保守主义绝对论者一样讨厌国际组织，把它们视为侵犯美国主权之源泉。没有他们的支持，新保守主义派的议程根本无法实现。22
这些名字里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遗漏是在参议院或众议院的重要代表。当新保守主义运动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众议员杰克·肯普（后来罗伯特·多尔的竞选伙伴）对他们的主意很感兴趣，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而且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起了重要作用。众议员汤姆·弗利，后来的众议院发言人，与民主党多数委员会建立了联系。然而今天，除了前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他离开国会后的表现可能例外以外，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强烈支持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也有些例外，有创造性的动力不在美国国会。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一个美国东海岸智力现象（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里有最谦虚的前哨）。现代新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智力运动的地位包含了由其创始人之一的欧文·克里斯托所引起的小小的历史讽刺，欧文·克里斯托（那个不像现在的新保守主义一代，而是自己在军队服役的人）抱怨知识分子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将其描述为“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23新保守主义开始的时候很谦虚，那时候它被看做是来自边缘的观点，现在它已经获得，如我们下面所示，重要的政治牵引力，这是通过它跟已故参议员亨利·M.“勺子”·杰克逊的国家安全观的从属关系以及它与社会保守派和核心地区狂热的新教徒之间的关系完成的。24
我们与新保守主义派意见一致的领域
当我们开始与新保守主义派争论的时候，我们没打算留情。但是我们的讨论不会像那些不受任何限制的传单那样撕扯对手的喉咙，那已经成为美国政治风景的一道丑陋的疤痕。我们没有进一步丑化谈论的意图。但是因为新保守主义派已经从哲学转向了争辩术，所以他们已经对中间立场失去了兴趣。他们经常重复的信条是你“要么同意，要么反对”。我们关心的中心是新保守主义派已经背叛了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共和党外交政策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实用主义和平衡扮演主要的角色，并且他们这样做对国家和外部世界用处极小。
我们已经说了，在广泛的政策领域我们与新保守主义派意见一致。新保守主义派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共产主义制度不可靠的——1947年乔治·凯南已经指出共产主义制度内部具有“使它自己衰退的种子”25——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2年，而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只是指出另外两个，也在他们之前就注意到的——他们是第一批抓住强调莫斯科道德破产的重要性的人。他们了解，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肃清异己的做法使得即使事实上对共产主义最忠诚的人也不可能为之辩护。在20世纪70年代中，举例来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确定了苏联的道德是不可靠的，并为里根戏剧性的和至关重要的“邪恶帝国”演讲打好了基础。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关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有用的区分有力地击中了苏联的人权要害，这是在相同的主题上吉米·卡特总统那动人的（举例来说，他的1977年5月的巴黎圣母院演讲）但是空洞的花言巧语永远也不能办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要给中美洲带来自由的持续努力得到了不正常而且不公正的对待，因为他沦为了政治报复寻找的牺牲品。
关于现在的团体，我们区分老练的战略分析和各种“脱口秀”主持人，这些战略分析可以在新保守主义“实践者”如保罗·沃尔福威茨、刘易斯·利比和约翰·博尔顿及其在学术上不成功的“小册子作者”同事的思想中发现，而那些主持人对美国低级本能的愚蠢迎合贬低了新保守主义派的价值——而且，更让我们痛苦的是，还有共和党的价值。我们很少完全赞同沃尔福威茨、利比或者博尔顿的观点，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得不跟他们意见一致。我们承认他们辩论中的逻辑、道德目的和活力。举例来说，在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博尔顿的辩论逻辑是无懈可击的（确实是无懈可击，结果是法国人已经悄悄地为保护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国式的退出），但是我们怀疑他对抗国际刑事法庭的实用性。26他对防扩散安全行动计划（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的管理工作表明他能够在多边团体中有效地操作。战略上，我们喜欢价值观与实力新保守主义联合。最后，虽然我们不喜欢他们有些声明中言过其实的自我祝贺腔调，并希望他们能减轻他们从个人偏好出发的对美国同道的攻击，但是我们不会质疑他们的爱国心，也不会质疑他们正在为他们认为的美国最高利益工作。
我们与新保守主义派的不同
现在说说我们与新保守主义派的不同：他们所说的许多东西重复了某些永恒的原则，这些原则是至少从麦金利政府就开始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几乎没有人会不同意如下主张，也就是美国应该保持军事强大，应该保留自卫的权利（和所有的其他国家一样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而且应该追求以美国道德价值观为基础的政策（有任何一位总统或有抱负的总统候选人没说这些是他的指导之光的吗？）。27
然而，样板文件的陈词滥调就是新保守主义矩阵的切入点。因为笔者们知道，当跟约翰·博尔顿一起出现在美国之音每周一次的《世界智慧》外交事务辩论节目中时，表面上无争论的主题也有一个目的。他们引诱那些容易上当的人，在他或她知道之前，很多更野心勃勃的主意已经混合在一起了：单极性、先发制人的军事主义、帝国主义、退出主义、单边主义、远征主义。以前美国人没有认真对待很多这些主意，而且，主要是在共和党主流缓和的影响下，才使它们与别的概念保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那些别的概念更贴近美国建国的原则而且代表了现在。现在通过精确确定新保守主义派的方向，并为人们提供有关他们的足够信息和观点重复这个过程很好，以便人们决定他们是否希望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后面各部分展示了辩论的细节。
没说出口的战略
新保守主义不是一个谦逊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作品和演讲中，新保守主义派围绕他们的目标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全面修补的蓝图。在他们的《现在的危险：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危机和机会》（Present Dangers:Crisis and Opportunities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它根据新保守主义贡献者的范围，提供了一些类似于同时代的新保守主义教规的东西）一书中，罗伯特·卡根和比尔·克里斯托谈及了建立“想要塑造对它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全球超级强权的标准”。他们谴责对美国“切身利益”的狭隘定义，并争辩说美国的道德目的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给界定美国优先干涉领域的努力泼冷水，那是由亨利·基辛格所称的“选择性标准”涉及的东西，比如，重大利益和那些被判定为不那么重要的利益之间的区别。28在操作术语上，卡根和克里斯托声称这“将会需要一个不需辩护的、理想主义的、过分自信的而且提供的资金远比现存的拨款多的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美国不能只是世界的警察或治安官，它必须是世界的灯塔和领路人”。29在他们的书籍《邪恶的终结》（An End to Evil），那本在2003年年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出现的书里，戴维·弗拉姆和理查德·珀尔把重申这些主题作为将来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派矩阵。30
这可能会打击在共和党主流中那些在危险地靠近已被称为克林顿政府的乌托邦式“社会工作”31或肯尼迪政府的“承担任何负担，支付任何价钱”的愉快的东西时没有得出左翼观点的人。没有保守派优点的暗示，既没有平衡和谨慎的优点，也没有指导在移植民主中固有的困难的学术工作的优点。32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新保守主义非但不是保守的，而且它更多地被理解为“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左翼的一个现象。33当然，运动的自由开始暗示着这个解释有实质，正如卡根和克里斯托自我宣称的与威尔逊刺激的密切关系一样。34一些新保守主义派把他们自己说成是“强硬的威尔逊派”，也就是，提倡用美国的实力强制实施美国的自由主义的人。35“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术语。
有趣的是，当新保守主义的第一代完成它的右移时，它结束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基于“人权”的外交政策的位置，将此视为一个左翼分子的“隐藏议程”36的表现。今天，像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派以将人权提升到舞台中央的方式回复到在左翼运动的根源，比如，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上，正好是卡特和克林顿政府所遵循的没有很大成功的方法。37发生的事情是，随着1972年麦戈文的彻底失败，左翼的一个派别围绕适度的进步主义重组（例如，或许在罗伯特·卡根占一席之地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里有），而另外的派别，自称为新保守主义派的，迁移到他们现在所在的共和党。当在那里安顿下来后，他们采用了保守派的行话但保留了他们最初的左翼本能。没有东西能把他们同曼德琳·奥尔布赖特对科索沃的考虑或者是同她认为在道义上已经“做了正确的事物”的自得分开。38
然而现实是，当新保守主义派以全球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面目做调动政治情绪和爱国情感的演讲时，他们和橱窗装饰也没什么两样。在真实的实践中他们的焦点是狭窄的，事实上是精炼的：中东和军事实力，几乎所有在中东的军事实力的应用。他们表现了美国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一种新的现象，可能被称为“议程主义”的什么东西。找遍《现在的危险》，没有任何地方提及拉丁美洲、墨西哥或非洲。日本和东南亚吸引了无关紧要的评论。印度和巴基斯坦被看做“防止核扩散”问题。欧盟表面上只表现了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冲突。当考虑地区性问题，比如那些集中在朝鲜核计划周围的问题时，防扩散问题很大程度上被用来强调采取单边行动的新保守主义意愿，如果需要的话使用先发制人的武力。事实上，理查·珀尔暗示他支持对朝鲜的单边攻击，甚至以牺牲1000多万首尔居民作为代价。39
经济的尺度几乎完全不见了。这本书足足80%涉及中东或对强大的军事的需要。相同的模式在别的地方也重复着。《邪恶的终结》将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恐怖主义视为对美国的唯一外交政策挑战。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学者将他们精力的大部分投入到中东。“为战胜恐怖主义而奋斗的美国人”（Americans for Victory over Terrorism）的成员专门这样做。当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举例来说，转到对利比里亚的一个可能的军事部署时，新保守主义派的全体一致就会终止。40突然，长时间的美国历史联系和军事激进主义可能包含一个人类的大灾难的可能性，和从尼日利亚到塞拉利昂的中等地区性动荡，正如罗伯特·卡普兰所详细描述的，一点儿也不重要了。41如同欧文·哈里斯，《国家利益》的前编辑，对欧文·克里斯托的评论，“澳大利亚连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整个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加拿大，没有引起他的认真关注，他的认真关注只留给发生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事情。”42
在中东问题中，新保守主义派围绕对和平进程和伊斯兰教的公开敌对持有相当特别的观点。在各种各样的赞美中，他们撰文支持2002年“布什学说”，只对其中东政策提出批评，将该政策描述为“最低点”和“不切实际的”。43几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派人士，包括理查德·珀尔和道格拉斯·费思，参加了1996年为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准备建议离开奥斯陆和平进程的研究。44 2001年，费思在《剖析中东和平进程》（The Mideast Peace Process:An Autospy）里写了题为“没有和平的土地”的一章。45在他随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的任职中，珀尔在2002年7月支持了来自兰德公司分析师劳伦·穆拉维伊克的一份反沙特阿拉伯人的简报。46著名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虽然主要是一位研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却将他值得尊敬的权威借给新保守主义派对伊斯兰教攻击的广泛前线，他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名誉退休教授的位置让事实模糊，事实是在当代的政策争论中，他是有影响的、手段高明的游击者。47而且当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路线图上出现真正的美国保证的标记时，他们在那里限制政府的行动。48珀尔对于美国实力在世界任何角落的应用都有详细的想法，但是当提到寻找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和平时，他说，美国被限制在“充其量……用它的影响帮助中间人创造一个中立化的、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迷你国家”。49
作为这些想法能导致过热瞬间的例子，而且为反映有时起于中级水平的观点，考虑一份题为“伊斯兰教应该是新的伊拉克国家的宗教吗？”的文件的摘录是有意义的，这份文件2003年5月在巴格达全体文职官员中流传。在声明了“我们对伊拉克的解放给我们机会来改革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角色的想法”后，该文件展示了两种选择：要么“同意把伊斯兰教宣布为国教”，要么“确保伊斯兰教不被宣布为国教”。即，积极考虑的不仅仅是除掉萨达姆·侯赛因或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而是修订伊拉克建国的宗教基础。
根据“拒绝给瓦哈比教派教徒、伊朗毛拉（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人的尊称——译者注）和其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宣称美国正在试图使穆斯林成为没有信仰的人的机会”，这份文件着眼于第一项选择的优点。然而，文件察觉到了这项选择的困难，该困难源于“国家是否应该支持……伊斯兰教的某个派别（也就是什叶派或逊尼派）这一问题，因为作为确定永远的被支持者的基础的今天什叶派和逊尼派教徒的百分比将来是有可能改变的，原因是什叶派教徒的出生率似乎更高，在伊拉克南方尤其如此”。于是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最后一个选择才是我们同意伊斯兰教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宗教。”
这份文件不但被送到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珀尔、埃利奥特·艾布拉姆、伯纳德·刘易斯、亚伯·舒尔斯基、道格拉斯·费思、保罗·布雷默（当时已不是在巴格达的美国行政长官）和其他人那里，而且被反映在伊拉克的宪法草案中。50
这份文件提出了一些对一种古老文化按照美国的想法进行改造的野心勃勃的目标。它并没有建立起怎样完成这些目标的任何模式，没有提及这个地区在1952—1979年期间有五位亲西方的国王或皇帝被推翻的历史，而且没有关于是否可能存在任何负面后果的讨论。文件所包含的思想远超出了原先声明的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的范围。我们因此将它视为新保守主义派致命缺陷——过分注意概念而缺乏实用价值的象征。
这份文件也揭示了新保守主义派未说出口的议程。设想我们可以解释可能隐藏在这份文件后面的东西：
中东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承诺的核心，而且有权使用中东地区的能源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但是这个地区非常不稳定，而且过去美国政府连续的努力干涉也没有结果。我们在以色列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巴勒斯坦的起义是在强迫他们承受不可忍受的经济和人口负担。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朋友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坐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火药桶上。这种现状不是一种选择。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新方法。应该劝服组成阿拉伯联盟的非选举产生的政府进行重组，以包含民主多元化状态。改变是必须的——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劝服，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武力。第二步将会给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的一次访谈中，沃尔福威茨提出了这一观点的总路线。51并且，在他赞成布什政府里面的新保守主义观点的描述中，威廉·肖克鲁斯用这些术语宽泛地总结了他们的中东观点。52然而，即使它有些战略意义，我们仍然怀疑它是否行得通。无论如何，即使这确实符合新保守主义战略，那也应该事先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其他被美国政策影响的人说清楚。没完没了地展示掩饰的、误导的或人为制造的事实和政策借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是徒然的，并且已经给政治计算注入了可信度问题。这就是说，尽管新保守主义派声称自己的议程全是透明的，但他们有一项没说出口的议程，而这项议程应该公布于世以便于大家完全仔细地审查和辩论。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基于那种最近已经误导了美国决策的含糊其辞的方式。那个方向，正如新保守主义派自己也将承认的，通向灭亡。
道德的傲慢
新保守主义派多次声称，他们已经为外交政策的目的发明了“道德的明晰”（moral clarity）——或至少已经使它在里根政府之后一段时间的冬眠中苏醒过来。现实是，正如亨利·基辛格（一个强烈怀疑新保守主义派的人）所写的：“道德目的是20世纪中每项美国政策和每场战争后面的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53因此，新保守主义派声称已经把世界各国的雄心按善良与邪恶进行了独特的分类是没有根据的。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说：“善良和邪恶的力量史所罕见地被集合起来、武装起来进行对抗”。54回到比那更远的时候。美国例外论意识——美国寻求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的意识，从最早的日子开始就已存在，而且已经被亚伯拉罕·林肯、特迪·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还有其他很多人接受和支持。这绝不是新保守主义精英所独有的。我们不会因为他们非法主张他们没有的特权就判处他们绞刑。但是我们会让他们承认，别人，包括我们自己，已经发现了他们自己的、确信美国在世界中的特殊位置的独立方式。我们中的一个已经伴随植入其基因中的这个观念长大成人，这种思想已经被灌输进他的基因；另一个已经把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移居到这里来呼吸那种空气。
的确，因为发表了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优势的特别声明，新保守主义派踩在危险的地面上。“道德的明晰”问题——谁拥有它，谁主张它——从他刚上任起就在折磨总统。毫无疑问，它是一件难以捉摸的政治用品——主张起来像新保守主义派做的那样容易，但是很少持续不变。每位总统都坚持说，他比他的前任更坚定地坚持了国家的道德理想——但是他们是那样的吗？比尔·克林顿竞选时说，他不会像乔治· H.W.布什总统那样向北京屈服。结果是在他执政期间中国人获得了永久贸易最惠国地位。55在谴责这个的时候，乔治·W.布什说，他会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56上任三个月之后，他很实际地与中国处理EP-3侦察机事件，而且双边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注重实效，因为布什政府已经认识到，它需要中国的合作来限制朝鲜的核野心。有一次为了向中国表示友好，美国与中国合作认定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一个恐怖主义运动。2002年2月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一场演讲中布什总统声明：“中国正走在一条上升的道路上，而且美国欢迎强大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中国出现”。在2003年12月，他比其任何前任都更支持中国在台湾上的立场。而且，作为上述声明的标志，布什总统使中国人容易接近他，比克林顿总统更经常地和他们会面。57
这里的要点是，在外交政策中，道德的正直和局限难以坚持。全都太快了，事件压倒了意识形态驱动的意图。伪善和双重标准潜伏在每个角落，被迫制造平衡的决策者因此不会必然在道德上破产。例如，尽管旁边有一些杂音，但是新保守主义派对于乔治·W.布什总统放弃在攻击中国政府为独裁政权的问题上的高道德论调一事一直是非常的安静，尽管一堆2000年初发表的文章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一个政治、军事和道德方面的对手。58然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批评那些不接受新保守主义反恐战争议程的人，其中包括资格完备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的政策法令不知何故缺少了一个适当的道德尺度。在考虑中东的时候，这确实是事实，在这里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定紧紧地跟道德绑在一起，以推进一项把美国对以色列的道德义务和在整个地区推行市场民主主义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政策。他们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政策是否现实，在考虑到美国面临的资源限制和重塑弥漫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外国政治文化的巨大任务时，这样的目标是否可以完成。他们对这种入侵的政策可能会煽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绪毫不重视。政治争论迫切需要一种区分，追求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的愿望和哪种方法可能最好地制定一条现实的政策的区分。过分延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并且是一个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有全球抱负的国家的历史上的危险。这就产生了关于这个已经在美国进行争论的条件的问题，特别是暗示了那些与新保守主义观点不一致的人对以色列维持一个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的努力抱有恶意。
那些不接受新保守主义派的议程而宁可建议回到已经指导了共和党外交政策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的人，根据定义来说，既不是缺乏一个道德指南针，也不是失败主义者。本书的两位作者都在冷战时期交叉往来于东欧。当我们通过横跨西柏林和东柏林的地下自由通道的时候，我们没有幻想。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从一个尊重人性的社会横跨到一个轻视人性的社会。我们也知道，考虑这点的不只是我们。在美国，冷战虽然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名字，但却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反映了在两党连立基础上持续的平衡政策。在英国也是一样，保守党首相和工党首相都同等地致力于这场斗争。在欧洲大陆，是两个社会党的领袖，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原联邦德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最积极地支持发展中程核力量。而且对于那些左派或右派的人，谁没有同意？他们造成了延迟并带来了政治上的紧张，但他们是我们的一股力量，因为他们向苏联展示了即使没有铁幕我们也可以应付异议，因为我们不像苏联。我们当然承认罗纳德·里根加大了对付苏联人的火力，而且还决定性地造成它的解体，但是我们也同意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在共产主义事务上毫不退缩的女人的观点——“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包含着自毁之源——它对人权的否定，它对创新思想的压制，它对民族主义的抑制”。59必须考虑的是，统治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暴政也包含它们灭亡的种子，而且我们的立场应该是操纵这种转变，或者最起码要影响它，而不是强迫它。
道德目的在整个国家历史上照亮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外国人对美国的说教、双重标准和伪善很关注，但是他们承认，在紧要关头，是美国的价值观扭转了败局。但为了让道德目的起到最好的作用，它应该是包含一切的。我们不嫉妒新保守主义派的价值观，虽然我们会引起他们反省，他们的原则可能没那么权威，而且比他们承认的更具个人化一些。举例来说，威廉·J.贝内特有时被他的仰慕者们称为“美国的道德沙皇”。他属于一个教义等级森严的教会，该教会的权威是以其对《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教义的继承为基础的。但是当他崇尚暴力的个人爱好与教会对基督教义的解释有分歧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挑选出支持他自己的观点的条文解释来。60新保守主义派强烈攻击他们所称的“道德相对主义”，但当构成其中东政策处方的基础的系列原则里面的分离与那些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激励政策相比较时，证据恰恰就是那一点。就如我们在有关反美主义及其对本国的影响的章节里讨论的那样，道德应该是一个号召力，而不是用来使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使一些美国人与另一些美国人分离的武器，就像新保守主义派已经使用的那样。
收缩外交政策手段
强调单边军事力量（“先发制人的和单边的战争”）是第一而且经常是唯一的选择是新保守主义牌中的“王牌”。61从一开始，使用武力的倾向就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识别标记，而且主要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它的“绥靖文化”（culture of appeasement），早期新保守主义派在20世纪70年代里拒绝支持民主党。这表明占优势的自由主义文化很需要修正，后来新保守主义派对“权力导致责任——最重要的是，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权力的责任”62的认可让这更有说服力。
跟他们聪明的先驱相比，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派提出了一个更直白的意识形态版本。他们抵制“反对使用武力”，把这种反对视为民主党的本能反应，而且今天他们本能地接受武力，几乎是为了接受它而接受它，而且似乎也不管它的后果63（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明证）。由于美国军事技术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的想法现在是可以空前容易地实施的，至少在交战阶段是这样。就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战争可以以非凡的速度、较少的人员伤亡（包括敌方的）来打，而且胜利是绝对确定的。
这种事态显示了所有进入全体新保守主义派头脑的符号。马克斯·布特写道，伊拉克战争让“欧文·隆美尔和海因茨·古德里安这样的传奇将军相形见绌”。他期待一个新的时代，到时候美国像大英帝国一样总是会在某处、跟某人进行某种战争。64新保守主义派对战争的迷恋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心理研究，因为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很少展现战斗准则。但若将他们的集体建议加起来，结果将是一场有五条阵线的战争，包括和中国的战争。65
在质疑这条道路的时候，美国人一定要清楚，比如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国防开支水平之类问题，不在这个争论的范围之内。作为领导世界的国家，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它必须独立解决的危机。对于任何保守派人士和大多数的共和党人，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有充足资金支持的军队。新保守主义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已使军事开支大幅减少（1993年区域性防御策略显示这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发起的——“我们正在显著削减我们的军力”），而且实现了国防预算的持续增长——虽然这使得国防开支保持在大约占GDP的3.5%，这是与广泛的两党连立支持一起实现的。66虽然在写本书时我们仍然不清楚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否需要更多的军队，但是美国军队并没有严重“失修”——至少据白宫所说是这样的。甚至以稍低的GDP比例，3.2%，来自胡佛研究所的布鲁斯·贝科威茨仍断定，“我们正在保持我们的优势，甚至不费吹灰之力”。67问题更加围绕怎样使用这个可怕的武力打转。
实际的问题是武力解决美国面临的挑战到底有多大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争有时是必需的和有效的。但是后来的经验却不那么清晰。朝鲜战争可能最好被描述为平局，而越南战争则明显是警告仓促参战的范例。“9·11”之后的战争教训与其说弄清了不如说尽显了下述观点：美国的战斗威力已经让交战时期成为战争的轻松部分。新保守主义派热心地书写着在伊拉克26天的快速胜利。毫无疑问，军事表现是引人注目的，甚至是空前绝后的。用五角大楼的行话就是，美国的战斗力没有“同等的竞争者”。然而，后续行动——虽然也有令人心热的成就，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抓获——连同长期的、真正踏实的成功的难以证明，问题更多。68
阿富汗是这一点的很好例证。在1991年成功地迫使苏联军队撤出之后，本书的作者之一参与了英国说服美国继续卷入其中的努力。起初他们能有礼貌地倾听我们的陈述，因为我们警告了他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紧随腐败、无能、贪婪的军阀复活的危险和阿富汗政府的资金不足。但是逐渐地我们所受到的礼遇越来越低。跟重新获得但仍然有效的“毒刺”导弹不同，很清楚没人对此感兴趣。如一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跟本书作者之一所说的，“我们不做门窗”，也就是说，单调的后续工作不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描述之中。虽然不是这种忽视直接导致了塔利班的诞生和他们庇护奥萨玛·本·拉登，但它确实帮了忙。
这里清楚的教训是，武力，即使能被利用并产生如此毁灭性的客观影响，也不能制造出它的提倡者所宣称的清晰结果。战争，作为改变的一个手段，不能够有效地或有力地解决持久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推行市场民主主义的一个前提。如果战争在国家破坏方面起作用的话，那么只有在把它与战后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做到这样。这是要小心那些洪水般涌现的书籍的一个原因，那些书籍在描述伊拉克战争的作战方面生动形象，多姿多彩，但在涉及政治时就下降到更灰的语调。69其必然结果是，如果新保守主义派相信战争是解决冲突的首选方式，那么他们也一定相信要通过国家建设来维持和平——但那是一个他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懂的技术。
这当然意味着战争的成本不只是交战阶段的成本；它延伸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将会延续的、代价高昂的战后管理时期。在二者之间，阿富汗（正在被低劣地处理着）和伊拉克正在花费美国纳税人的大量金钱，这些金钱的数量级感觉上跨越了整个美国的宏观经济。新保守主义政策的这些方面很少在他们的作品中被提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要问，像新保守主义派会让我们做的那样忽视美国政府可以利用的其他外交政策手段是否明智。外交的、经济的、联合的、协作的、商业的、文化的，所有这些手段都是威力极大的杠杆。我们将在专门写伊拉克战争的一章里看这个问题。这是一场通俗的战争，但它的煽动很接近新保守主义派的内心。在此例中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抢了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的先机。
关于新保守主义派偏爱武力的第二组需要发问的问题是，这是否会歪曲他们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如果占优势的政策手段是军事，那么政策的思想倾向就是寻找敌人。中国，因为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被夸张地描述为一个对手，而且对付它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法就是“反击、对抗和挑战”。70伊朗的强硬路线者和改革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被忽略了，而不是巧妙地分析一下照美国的方向走的话这可能会推向何处。代替这种做法，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李迪恩提出了浮夸的军事选择，暗示“远远超过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战胜毛拉统治和德黑兰自由的胜利会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性事件”。71约翰·博尔顿漠视朝鲜立场中可能存在的机会，认为那是不值得了解的，而且沉迷于对那些他得与之谈判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尽管本书的作者们在对金正日的看法方面跟他一致，但他们会希望有一个不同的场所来介绍这些观点）。在每种情况下都有可靠的论据证明，新保守主义派对武力的强调缺乏可信度，主要因为一个攻击可能引发的破坏。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美国会冒着首尔被消灭的危险（大约11 000门大炮排列在非军事区以北33英里的地方）而攻击朝鲜呢？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谈论事实上不存在的军事选择，新保守主义派破坏了美国的可信度，使得寻求解决方法一事难上加难。
最后一组问题涉及新保守主义派在武力对于美国的全球关系和美国社会的适用性上的观点。两位新保守主义者，国防政策委员会的埃利奥特·科恩教授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就像金里奇，与其称他为创始成员还不如称他为意识形态同路人），已经暗示美国现在正处于“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进军中”。72很明显，这抓住了主题，而且在它对永远革命的托派分子观念的重现中让我们保持警觉。但事实上，这是看待美国面临的全球问题最有用的方法吗？当平常的美国人考虑他们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时——不管是在商业中提供技术先进的货物，还是在艺术中提供艺术家唱片吸引大群年轻人，或者作为主人欢迎外国学生见证美国最好的东西，或者在无数别的方面——我们想知道，正如在我们关于当代反美主义的章节中所讨论的，世界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不是它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都处在交战状态。
当战争不只是一个口号的时候，有人肯定要问，这意味着什么？在国内，很多人保持沉默，因为司法部门开始实行对《第四条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隐私权的广泛限制，同时也在发布关于搜查和抓捕的公告，这全都是以“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名义进行的。正如持续的战争状态有将权力转移到中央的作用，73对联邦权力的合法约束在被以所谓的保卫我们的自由的名义侵蚀着，而这种约束是处于美国建国哲学的核心的。这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趋势吗？这就是美国人准备做出的牺牲吗？在这本书里我们提出了关于新保守主义政策暗示的这些和其他的问题，大多数与判断的实质而不是事实直接相关。当然，这也就是部分答案。任何说他或她有这些问题的简单答案的人都没有提供完整的事实。
总体上接受武力和军事手段，新保守主义派这样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越战综合征”。新保守主义派不接受乔治·H.W.布什总统宣称的“沙漠风暴行动”让美国远离了越南的说法。相反地，埃利奥特·科恩写道，“海湾战争没有结束越战综合征，而是，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作用的话，加强了越战综合征”。74他的意思是，虽然“沙漠风暴行动”表明，美国可以打一场由外部原因强加给它的越战之后的战争，但它没有表明美国可以打任意一场战争，比如在科索沃或伊拉克的战争。他们很少对任何约束这种任务的所谓的越战教训感兴趣，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拒绝这些教训。
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部分，当我们着眼于将应用武力作为对付恐怖主义的默认武器的时候，可能值得提醒我们自己那三个由越南政策的总设计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那个曾经占据现在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使用的办公室的人提出的教训：
我们那时候没有成功地认识到现代高技术军事设备、武力和对抗非传统的被高度动员的人民运动的学说的局限性，从那以后我们就认识到了这点。
我们没有坚持那个原则，那个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应对对我们自己的安全的直接威胁之外——应该只有与国际社会完全（而且不只是表面上）支持的多国部队联合起来才可以进行的原则。
这些错误中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行政部门的最高层有效地处理特别复杂的系列政治和军事事务造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与处在持续约束下的军事力量的应用有关。75
按照我们的观点，这些是质疑新保守主义派的要点。在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中都有武力的位置，但是50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将国际暴力的发生率减到最低。如果说在新保守主义的世界里这不再是美国政策的默认目标，那么这表明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新保守主义派高兴地说：“既然美国是强大的，那么它就应该像强大的国家那样做。”76也许是吧。关于这点有一个确定的、明显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认为值得问一下，这是否就是美国人将会选择的未来。或者它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吗？难道美国总是注定要去走那些曾经很伟大但现在不再强大的国家走过的同样道路吗？就如我们见到的，这是一个对共和党原则和保守主义原则的背叛，产生了类似克林顿政府实践的永不安宁的、半承诺半认错的、没有后续行动的干涉主义的后果——而且这种干涉主义被新保守主义派严厉地、恰当地批评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邀请我们的读者来看看这些处方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对“9·11”的反应
“9·11”事件刚一发生，一个极端重要的发展就开始了。在他那天晚上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布什总统说：“我们正在搜寻这些邪恶行为背后的人。我已经指示我们的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利用全部资源找出那些应负责任的人并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们将同样地对待那些参与了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和那些窝藏恐怖分子的人。”（额外的强调）到布什2001年10月7日向全国发表讲话时，阿富汗战争已开始，这个意图就更强了。“今天我们聚焦阿富汗，但这场战争是更广泛的。每个国家都要做一个选择。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中立的立足之地。如果哪个国家资助罪犯和杀害无辜的凶手，那么他们自己就已经成为罪犯和凶手了。而且他们将孤独地面对他们自己的危险。”（额外的强调）
然而，有一些证据证明，至少是短暂地，基本上由非政府人士以挑战的形式提出的想法为美国对“9·11”的反应构建了框架。9月12日，在和他的国家安全小组开会后，布什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我们不曾面对过的敌人。这个敌人藏在暗处。”9月20日他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致辞时说：“美国人在问，我们将会如何进行并赢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像10年前的伊拉克战争那样有一个对领土的决定性解放和一个立即作出的结论。它也不会像两年前科索沃上空的空战。”（额外的强调）
美国的政策如何从以对抗棘手的、长期的恐怖主义作恶者为焦点的立场——这与美国许多最亲密的盟友的立场相似，这些国家曾经或仍在面临长期的恐怖分子（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法国的OAS，德国的红色旅，西班牙的埃塔）的严重挑战，转变到它的最终立场——集中对付那些据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此立场中，国与国之间的常规战争成了准则，对伊拉克开战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个问题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解释。他们将会有能力更好地评定已被采用的方法是否被证明是有效的，或者是否加深了恐怖分子对美国和作为个体的美国人的威胁。然而，已经知道的是，这种转变准确地反映了政策制订过程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新保守主义立场和新保守主义干涉。如我们在下面对乔治·W.布什的领导下新保守主义派的崛起和伊拉克案例的分析中所展示的，在9月15日，“9·11”事件发生仅仅四天后，在没有任何可靠的责任线索得到确定之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就主张对伊拉克进行攻击。在9月11日这天，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戴维·弗拉姆与理查德·珀尔通了一小时的电话，珀尔对这个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提议，美国应该追查的“不仅仅是恐怖分子，还有任何庇护恐怖分子的人”。77珀尔是首批将公众注意力引到政府决定追查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的重要性上的人之一。78我们也展示了最高决策者所用的语言如何使最后的政策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7月9日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联军在伊拉克没有行动，因为我们发现了伊拉克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戏剧性新证据。我们行动了，因为我们通过我们9月11日的经历的棱镜作用以新眼光发现了已经存在的证据。”不管这是否真实，事实是新保守主义派成功地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已经处在新保守主义派视野中至少10年的国家，比如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而不是没有人知道多少的“9·11”事件的起因上——而且事实上关于这个起因直至今天仍有若干不确定性。通过将注意力引向他们所称的“恐怖主子”身上，新保守主义派能够影响决策过程使之有利于他们长期持有的、涉及攻击伊拉克的立场。79这些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防务规划指南》的文件草案（在一阵不平静的酝酿之后最终被出版为《1993年地区性防务战略》），那时的新保守主义派，在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的支持下，已经将“让伊拉克改观”的可能性纳入其视野。80沃尔福威茨承认，他本人从1979年开始关注伊拉克，虽然他“只是从书上知道这个国家”。81在1996年7月26日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由新美国世纪计划策划而且有数个突出的新保守主义派签名，但是外加上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理查德·阿米蒂奇这样的名字，这种思想引人注目地发展了起来。它说：“唯一可接受的战略是消除伊拉克将能够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用相近的术语说，这意味着当外交很明显地失败后愿意采取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新保守主义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培养了亲近的关系，伊拉克国民议会长期以来一直提倡推翻萨达姆·侯赛因。
因此，“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新保守主义派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他们的准备远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好，他们的反应有锁定的地点和目标。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萨达姆的坐标已被输入了电脑。因此结果是美国发现它自己不是要打一场新的或者不同类型的战争，而是“沙漠风暴行动”的一个直接重复，唯一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技术带来了更快的杀戮。我们已经论述了下述事实，就是说，在许多方面，这表明美国政府是在执行事先已存在的新保守主义议程，而非对一个渐渐显露的紧急事件的一个新反应，就像珍珠港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遏制政策一样。但有待解决的问题是，这跟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与恐怖主义战斗并战胜恐怖主义——有什么关系。
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专家，既包括犯罪者也包括预防犯罪者，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在因特网、移动通信技术、缩微技术、大规模航空运输和全球财务转移网络无比发达的时代，现代恐怖主义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民主化”了，因为攻击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不需要国家资源或者中央领导组织。虽然阿布·尼德哈尔曾经需要不同的利比亚人民政府部门的支持来进行安全的沟通和安排财务往来事项，但这些支持已经不再需要了。英国情报部门反恐中心的第一任主管告诉我们，他现在相信“国家支持”是一个正在被废弃的想法。82现代恐怖主义可以用很小的投入达到破坏性的效果。“9·11”的巨大破坏是由19个恐怖分子以有人估计低至50万美元的成本带来的。1993年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攻击可能只花费了2万美元。83现在在新保守主义派圈内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需要数十亿美元的事业的想法相当值得怀疑。84英国反恐专家估计，即使在恐怖主义高潮时期，爱尔兰共和军也只有不到100个中坚分子。以色列已经杀死或关押了好几百“黎巴嫩真主党高级领导人”，但自杀式爆炸仍然还在继续。俄罗斯军队已经对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街道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搜索，但是莫斯科的爆炸仍在发生。一旦恐怖主义变成了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现象，“领导阶层就成为多余的了”。85下面我们展示这些事实怎样在我们的盟国里引起非常不同的政策反应。
当布什总统说这个敌人藏在暗处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当仅仅敲一下键盘就可以发出数百万电子邮件指令来“杀死一个美国人”的时候，就几乎不需要领导了。有很多给恐怖分子提供动机的网站。这就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么不适合这个挑战的原因。它是倒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不光激起了全球的反美情绪，增加了我们商务关系和外交努力方面的压力，它还喜欢重提早期国际关系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军事竞赛构成的时候。新保守主义派对警察和情报工作的典型反恐手段没有信心，这些工作由于政治方面寻找恐怖主义的原因而得到了加强。新保守主义派的模型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经典战争拿来的。
牵强附会的历史
虽然对思想非常感兴趣，但新保守主义派倾向于“更关心影响公众争论和制定精英政策，而不是为其他知识分子生产知识”。86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新保守主义派用美国历史的合法性装点其意识形态的“不懈”努力。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当然还有罗纳德·里根，都是他们的英雄。然而，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设计来证明一种观点的一个有选择性的模仿作品或者精选集锦。关于罗斯福，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他“大棒政策”的言词，但很少听到他第二次就职演说时关于慎用武力的言词。我们绝对没有听到任何有关罗斯福在俄日战争中热情的个人外交的东西，而正是因为这点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87关于杜鲁门，他们为他对抗苏联的强硬态度拍手喝彩，但没告诉我们关于他处事方法的任何东西，也就是他和创立联合国的密切关系。88关于里根，新保守主义派将他的任期简化为几个过分简单的口号，并隐去了他们对他的热切担忧。例如，当里根政府任期届满时，诺曼·波德霍雷茨声称，“共产主义者即将胜利”。89这只不过是对历史的一种抢劫，我们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里根高度重视军事力量，但正如他的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他自己至少是两位今天的新保守主义领导人的支持者——在总结里根的外交政策时所说的，里根“相信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变得足够强大，但是他将武力视为一个手段，而不是它本身的目的。他准备与他的对手谈判”。90换句话说，他们从罗斯福、杜鲁门还有里根总统那里寻找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军事力量应该是第一选择的支持是行不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保守主义派的一员，唐纳德·卡根，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他那本很不错的书《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里，91他陈述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认为对于处在巅峰状态的帝国来说，真正的教训是要提防过分自信，而且尤其是对其军事优势的过度信赖。他认为，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陆地战争加速了军事大国雅典的衰落。当新保守主义派重复他们无止境的“慕尼黑”颂歌时，德利乌姆可能是一个给相当疲劳的对话注入新的活力的新奇方式。卡根自己应该以批判他对《现在的危险》的贡献的方式帮助这个进步，在那本书里，为符合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给出了导致慕尼黑事件的被删改过的说法，他肯定知道这是很悲哀的。
新保守主义派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吗？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建议看待新保守主义的最合适的方式是把它作为美国政治生活的那个主要成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我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当1796年9月乔治·华盛顿准备最终离职时，他奖给了自己一个奢侈的离职演说，在演说中他向他的同胞们传达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强烈警告“小集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民主倾向：
所有的联合体和协会，不管听起来如何合理，只要确实是设计来指挥、控制、阻碍或者敬畏已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正常商议和行动的，都是对这个基本原则有破坏性的，并且有致命的倾向。它们为组织小集团服务，来给它一个人造的而且非凡的力量——用一个政党的意向代替国家的代表意向；它们经常是一个团体中小部分狡猾的而且有进取心的少数派，而且它们根据不同党派的交替获胜把公共管理变成了反映小集团之间不一致、不协调的一面镜子，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制定一贯的、审慎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为公众委员会所领悟，也可以根据共同的利益而修改）的机构。不论上述联合体和协会将会怎样偶尔满足大众的需要，它们都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进展而成为那些狡猾、有野心、没有原则的人的发动机，从而有力地推动这些人篡夺人民的权力来控制政府。92
美国人，不管他们是最高法院法官，“脱口秀”主持人，还是书籍的作者，都倾向于有选择地对其开国者们的声明做出反应。他们引用那些他们喜欢的声明，并把这些声明作为永恒真理的例子，因为这些真理有被他们的后代忽略的危险。对于那些他们不那么热心的声明，他们平静地说时代已经改变了。迈克尔·赫什不是新保守主义派而是它的一个支持者，他这样写道：“很多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曾经的想法跟今天的关系不大，至少是在外交政策方面。1899年在菲律宾共和国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事情也是如此。”93
我们相信历史健忘症是美国外交政策概念化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但是我们知道赫什的意思。我们不愿成为历史的奴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解决。当然，华盛顿当时谈论的是跟我们今天知道的很不同的一个国家。举例来说，他解释道，他的读者（这个演讲从来没有口头发表）有“相同的宗教、礼貌、习惯和政治原则”，很明显那种事态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但是他有洞察力的预知天赋是预料已经变成美国政治的一个连续特征的东西，也就是代表其成员利益的协会为它们自己在国家决策桌前保留一个特权座位的努力。今天我们称这些协会为“特殊利益集团”，以便将它们与其他政党区别，那些政党对人民负责并且是开放的民主进程的一部分。通常，美国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提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时反应都很强烈，而且经常有立法努力来控制它们的行为。反托拉斯法规，在19世纪末被引进而且今天仍然非常活跃，是引进法规来制止一个权力过分聚集的影响的典型例子。
一个特殊利益团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政治科学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吉恩·格罗斯曼教授提出了一个有用的、灵活的解释：“任何有投票权的少数团体，有可以确认的特性和相似的事务”。94新保守主义派符合这个定义：
●他们觊觎类似的政策结果；
●对于多种多样的问题，不管境况怎样改变，他们都提倡用不变的意识形态解决办法解决；
●虽然表述是整体的，但他们的政策建议高度集中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政策手段；
●他们寻求排除有选择余地的选项。
特殊利益集团趋向于建立零和对策，对于现代美国政治这是个悲哀的事实。除非你失败了，否则我就不能获胜。如果钢铁生产者得到一项提高进口价格的关税，他们就赢了，但是进口钢铁的消费者——比如汽车和电冰箱的买主，或者开车走过用钢梁建造的大桥的任何人——输了，更不用说世界贸易组织里面的恼火情绪了。在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中，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失去了。唯一需要的价值是清晰，不管质量有多假。当人们为了出现在一个有线新闻秀上而被频繁地通过电话采访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错误地评论说一件事情可能不止两面的话，电话线就会变得很安静。因为有线新闻的节目主持人只对他们的人口统计学感兴趣，他们更喜欢黑色或白色，事实上，也只有这个选择。别的东西冒着失去观众或听众的危险。所以特殊利益集团都过于频繁地支配公开谈话。在他的书《帝国的灰尘》（The Dust of Empire）里，卡尔·迈耶讲述了一个中亚农夫的故事，那个农夫在耕种他的土地时偶然从一个漂亮的罐子里放出了一个妖怪，这样他得到了一个许愿——条件是他同意他的邻居将会得到他得到的任何东西的两倍。这个农夫仔细地想了想，最后说，“妖怪，把我的右眼拿走吧”。95这个故事通常被引用来举例说明干草原上无望的不合作的生活基础。但是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的结果，这种结果出现在美国政治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手之间的无情竞争中。
我们的论点是美国今天在外交事务领域面临着这个危险的特殊利益现象，新保守主义的追随者已经在外交事务领域的决策过程中建立了显著的优势。这样，他们成功地将他们自己发明的人为的清晰强加于组成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高度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网络中。
有些人可能会插话说，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很有名。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影响的警告就很出名。一个明显的当代例子是古巴—美国社团压制了美国对古巴政策40年。南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算法平衡得那么好，以至于没有政府（即使是布什政府——那个在工商业界被它的天然同盟推动来进行改革的布什政府）可以暗示它可能准备停止它每年5月20日向流亡团体的“古巴独立日”祝酒的典礼。96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国家安全战略类似于一个集合了世界上各种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的摸彩袋，包括环境、计划生育、生物多样性、即将垮台的国家还有艾滋病。97
此外，因为外交政策是精英的努力（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机密性的需要，更不必说那语言技能不可避免地限制了那些完全知道内幕的人的数量），所以很清楚，外交政策将一直是一个少数人从事的事业。在美国历史上的几个点——至关紧要的“转变”时刻，比如，美国通过1898年美西战争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遏制政策的发展，是由数量相对少的人指导的，这些人的背景通常是有特权的。这些人承担任务的感觉是很平常的。但危险的是当争论变得狭隘和排外的时候。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我们没有再创杜鲁门政府和里根政府，而是冒着使“最好和最聪明的”一代（指肯尼迪一代——译者注）复活的危险，而就是那一代将我们带入在东南亚的长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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