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得失与展望
第一部分：得失
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宾·伦威克勋爵2003年7月14日在里兹饭店与本书作者之一共进早餐时评论道：“丘吉尔说总的来说可以指望美国人最终做对，但同时会失去一切可能的其他选择。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确定美国人最终会做对。”
美国外交政策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事业，而且往往归属于一个由分析家和外交家组成的精英团体的责任范围。政治领袖对通常的外交政策避而不谈，因为它太遥远，太复杂，而且对广大选民的吸引力并不大，因此外交政策受到的公众监督一直比经济、教育、健康或者城市政策要少。在正常的时候，这种公众和政府寻求的外交政策类型之间的分离是令人遗憾的，但也不是很有害的。今天的情况不同——而且结果已经表明，在外面，美国人以及美国所冒的风险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在国内，我们接近一个越南战争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两极分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值得回顾一下在我们看来已经出了问题的各方面和美国人及其全世界的祝福者可能看做纠正性干涉的地方。
对新保守主义派的指控
外交政策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试图去分析我们是如何会到这种地步的。我们已经证明，主要的责任在于新保守主义派及其强加于我们的特殊利益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是，他们的哲学源于对美国军事的绝对优势产生的“单极”体系动态的决定性误解。1依靠对美国武器技术领先地位的直线推断，加上对其他因素——如对手的不对称军事能力、世界舆论和资源限制等的重要性的忽视，新保守主义派已经使美国摈弃了半个世纪以来外交伙伴关系和合作带来的利益。不但他们在“9·11”事件之后的政策制定中的声音，而且他们早已存在的中东计划都被采用了。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表明，假如这些计划不是早已存在，假如新保守主义派没有巧妙地将其议程与美国国家安全思想中其他更长久的主题——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独立行动的倾向，以及通过市场民主来取得进步（因此在政府内部要有一个广泛而无可非议的基础）结合起来的话，事件的进程就会不同。
这样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现在美国发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被令人不快地孤立了，反美情绪迅速高涨，整个国家正面临日益危险和复杂的安全环境。由于错误地迷恋于对美国主权的最强硬解释，他们的政策已经缩小了美国的选择范围，而且加重了美国的人力和财政负担。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粗鲁的单边主义的信奉已经损害了美国的道德权威。在他们的影响下，美国已经令人遗憾地丧失了合法性。如我们已经着重提到的，已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步的新保守主义交战状态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罗伯特·卡根也承认这一点。“美国，”他写道，“自二战以来第一次，正在承受国际合法性危机带来的痛苦。”2
我们已经用文献证明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控。尽管美国政府由很多不易协作、相互竞争的精英组成，阴谋活动也不多，但高级新保守主义派官员还是策划了一个有效的欺骗美国人民的方案，以此来掩盖他们在中东改变政权的远期目标。在这过程中，他们已经利用各种时机直接或间接地拉拢一些政府机构、媒体、学术团体以及外国盟友，并与他们串通起来进行欺骗。甚至在中层军官为了博得上司的支持而强制美国现役陆军士兵写的家信中也已感觉到了他们的毒害气息。这样的后果也是可以预料的。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降低了，而且某些机构本身也泄气了。美国人公开质疑政府的诚实性。30年来第一次，一个人的爱国精神的性质成了一个议题，国内监视成了发展迅速的产业。
一个更进一步的指控是，新保守主义派已经错误定位了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威胁是的确存在的，尤其是来自于像基地组织及其许多模仿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恐怖威胁。不是凭借对政治、情报、警察、特种部队等手段的混合使用小心调整对付这些对手的方法，美国已经同一种思想——“恐怖主义”交战，而且现在发现自己正处在与伊斯兰世界发生一场“文明冲突”的顶点。
最终的、也许最严重的是，为进行这场战争，所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和区分——无论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还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的，都已被置于不顾。新保守主义派或许相信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允许他们完成他们的议程。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最严重的战略发展中有一点是，当美国的注意力都放在伊拉克时，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渐消失。在朝鲜和中国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势力在日益增强。2003年12月中国成功地使其执政党完成了一项削弱外交歧义的浮士德式交易，这个歧义已在半个世纪里平衡了中国台湾的民主发展，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的政治敏感。无论威廉·克里斯托等新保守主义派怎样指责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如何“像棉花糖一样软”，这种发展都提供了一个说明新保守主义派驱动的美国资源在中东的过度扩展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缺乏灵活性所付出的代价的例证。3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原则和政策都牺牲掉了，在此美国对市场民主的支持被迫服从于中国实力日益强大和美国代价巨大却收效甚微的从另外一个半球对中国台湾的介入这个实际现实。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台湾所实现的恰恰就是新保守主义派希望在伊拉克强加的，而且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中国台湾，当局行为的最终结果都是妥协于美国的战略姿态。
在别处，对于其他大陆的核扩散、与欧盟和俄罗斯发展合适的关系、维持和扩展开放的经济秩序、维持非军事区以及减轻全球贫困与疾病带来的动荡这些问题，美国政府高层很少有时间去认真负责地处理。巴基斯坦，一个面临宗教激进主义时就难以控制的国家，一个虽不情愿但仍日益成为复苏的塔利班的寄主的国家，而且如它自己承认的，一个出售核技术的国家，4受到的关注都是漫不经心的。甚至连阿富汗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虽然它的鸦片产量增长了19倍，而且它的重建援助资金还不到科索沃的1/16。因此，作为伊拉克重建预算的受害者，阿富汗近期成了受关注的中心，因为这逐渐消耗了其他需要所需的资源。无论在阿富汗还是玻利维亚，对这些需要的忽视都可能引起国家内乱或者毒品资助的恐怖主义这些极为不利的后果，这两种威胁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强调过。5如我们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没有时间去考虑了，更不用说为世界一回到多极化就必然会出现的更遥远的挑战做准备了。6被忽视的重要优先事项还有很多。
美国的变化
新保守主义政策带来的破坏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舞台。“9·11”事件后真正被忽视的持久优先事项是国内社会的健康。正是在这点上，连续的影响可能会更持久。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受袭击后的近三年中，美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变成一种政治依赖，我们在危机的边缘已生活了18个月，被困在一个令人迷惑、莫名其妙的日常警戒话语中，不许有任何理智的回应，却把我们当做人质，不等到下一个通告不会停止。来自有线新闻的过度的新闻报道显示，上述情形引起了令人窒息的最新谣言（“来源显示”和“爆炸新闻”）：假若恐怖分子被发现，闪光的州际信号会呼叫800个号码，而且不同颜色标记的警戒水平会在光谱之间来回移动却辨不清效果。
虽然危机意识突然出现然后又消失，但我们的公民自由仍受到压制，尤其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保障的权利和对隐私的假定。我们的政治生活伴随着评论家们被贴上不诚实或是失败主义者的标签，而且常常被归为应和官方路线的呆板支持者而向两极分化。我们文明社会的正常行为准则在明显消退。7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畅销书的榜单上充斥着关于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地攻击的书。政治辩论不是发生在思想的基础上，而是把它们归为这个或那个意识形态。这些压力意味着，关于传统美国公民自由的假定必须重新检查。在一系列的步骤中，通过使用密集的技术性语言而使公众难以识别以及在国会的不充分检查，大陪审团体制提供的保护已经受到了侵犯。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司法部利用“9·11”这种紧急情况来削弱一些本应由它来负责保护的宪法赋予的自由。
就如美国政府的语言运用在伊拉克战争的酝酿中非常关键一样，关于美国国内安全议程的语言也是很关键的。简而言之，华盛顿已经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战时政府的形象而且要求得到与之相伴的战时权力。伦奎斯特警告说：“政府干预公民自由的权力在战时达到了顶峰。”但我们必须补充的是，这场思想战争不像以往我们进行的任何一场战争（冷战中的对手有名有姓）。虽然这场战争有个开始，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它何时结束呢？而且，到什么程度政府才会放弃直到现在还属于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权力呢？当未来的政府宣称和平即将到来时，这些公民自由会归还原主吗？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显然是有疑问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2003年成为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所说，美国权力分治的一个特点是“危机回转之后幸存的新的行政机构、纲领和功能会固定不变而且很难被废除”。8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明显的薄弱环节。然而，我们不仅要牢记在与谁斗争，还要记住为何而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长处使我们更易受到恐怖主义的伤害；我们包括隐私、集会、诉讼在内的各种自由使阻止恐怖袭击变得更难，却使恐怖分子对我们司法制度的操纵更容易。但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而放弃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胜利拱手送给那些图谋破坏我们社会的人。
监视技术的进步和政府利用此领域内可用技术的意图使得通过保持宪法规定的“制衡”来限制政府对因特网上个人隐私，包括在哪购物、读什么书、何种性取向以及与谁交往等个人详细信息的侵犯变得势在必行。此领域内“制衡”的消除假定在检察官和警察这方面行为完美，这不是宪法制定者做出的设想。第一个这种滥用曾在2003年9月15日被报道过，当时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检察官控告某嫌疑犯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一个甲基苯丙胺实验室。令人鼓舞的是，从左翼的公民自由联盟到右翼的美国保守派联合会，各个政治团体都起来表示反对而且希望看到他们的担忧已经在国会和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反映出来。
令人担忧的是，监视技术的进步已经把世界变小了，使得当局能收集关于某地方某个人的所有电子信息，创造了一个使“脱离监视”的生活不再可能的奥威尔式现实。假设是扩展的综合信息网会使政府在恐怖分子行动之前将其阻止。但鉴于近3亿人口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古怪多变的习惯，查出恐怖分子的模式的前景很渺茫。虽然这种系统对调查者密切注意恐怖事件可能会有所帮助，但阻止一起恐怖事件是完全不同的事。因此美国很有可能会以对双方来说都最坏的结果——一个对公共安全少有贡献的具有高度侵犯性的监视设施而告终。
说到此，很有必要补充的是，绝大多数从事保护国家安全工作的人都是动机良好、有献身精神的公仆，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不是这些侵犯手段的专横的发动者。然而问题在于，是否有另外一种途径来平衡眼前的公平。我们可以把恐怖主义视为一个像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拥有的问题处理事务而不是通过重建我们的社会和价值观来解决它吗？另一种选择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文明社会被破坏却在安全上少有进步。
更广泛的责任
在我们转向一些美国在其中已因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影响而遭受了损害的特定领域时，还有同等重要的涉及我们所有人而且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都负有一定责任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提出这一点以表明一个有觉悟的、积极参与的民众在将来的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信息不足的老百姓
大约7年前，经验丰富的记者加里克·厄特利曾指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矛盾。他写道，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部署和经济整合等全球势力的扩展，美国新闻界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减少了。9继续观察则会发现，除了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大部分主要大城市的报纸都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职员从国外进行日常的报道。根据新闻编辑们的看法，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鉴于读者对外国事务的有限兴趣，他们不能够给海外办事处的昂贵开销找到正常的理由。新闻界的其他组织都跟着学。比如说，长期以来作为国际新闻业不可忽视的力量的《自由论坛》已经关闭了它的国际办事处，而且停止了其国际活动。结果，读者们接受到的外国报道和理解海外事件所需的背景知识更少。总统出国访问时，媒体跟随着他；总统继续行进，媒体的旅行队也继续前进，但没有人留下来对访问的影响进行报道。例如，2003年10月，当中国国家主席在美国总统刚刚离开24小时后出现在澳大利亚议会时，他提出的相互合作、乐观向上、以贸易为基础的未来东亚前景取代了美国针对迫在眉睫的恐怖主义威胁提出的“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严肃告诫。哪一个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呢？直到两个月后，美国的读者才看到这个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就必须看的消息。10
虽然中国的收获与美国当前的注意力分散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问题，但缺乏及时的、有深度的国际报道意味着美国人更有可能通过他们的情感、种族背景或者与其国内的政治联盟一致的有限三棱镜来对外国事件做出反应。在20世纪90年代，当有线新闻频道引入一种针对目标人群、由收视（听）率驱动的过度通俗报道之后，误解的范围就更被扩大了。正如第六章讨论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视自己为娱乐的模式。它简化了新闻的发展并且使读者对什么是被细致入微地描述的国际挑战的态度变得麻木。名人报道的一种新形式“头面人物脱口秀”出现了，其主要特点是坚定、清晰的观点，而不是牢固的知识。这无助于形势的好转，因为事实上只有12%的美国人能出现在这种节目中。
5年之后的2001年，对外国事务缺乏兴趣并且不甚了解的美国被国外大批涌现的恐怖主义强烈震撼了。这是一个清楚地显出恐惧这一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情感的时刻，这种恐惧使时间和思想停滞，使得在它控制下的人比平时更容易受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的影响。在这个时刻，一小群大都鲜为人知的新保守主义派果断地挤进外交政策进程中。回顾过去，我们不知道一个缺乏经验的总统和一个信息不足的社会如何容易受那些导致这个国家现在发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的政策的影响。从那时起，主要的印刷与电子媒体已经使对外国新闻的报道得到平衡。但这是一个你追我赶的比赛。海外办事处仍然资源不足，而且除了即时危机之外，能够得到的新闻也极其有限。正如第六章引用的研究所表明的，美国人民仍然缺乏一种能提供逃避比如福克斯新闻频道经常的假消息报道的知识基础。或许最让人不安的是，我们对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确切理解是难以捉摸的。就在“9·11”事件两周年纪念前，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相信“9·11”的劫机者是伊拉克人，相信萨达姆利用化学武器对付美国军队，相信萨达姆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被证实。很明显，美国公众背景知识的缺乏导致了“9·11”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派使政策按他们的方向发展的决定时刻的讨论非常有限。
这里的教训是，对准确信息的长期缺乏使得信息不足的老百姓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引入歧途。在这个例子中，新保守主义派利用了他们的机会——其他的事情可以留到将来完成。进一步的教训是，美国对外国事件、人物以及文化的漠不关心时常危及美国的安全。正如我们要求对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或者花时间在因特网上研究健康问题以便能够与医生进行明智的对话一样，努力熟悉国外的事情，熟悉与我们很不同的文化和国家将使我们受益匪浅。另外一种选择是如同我们现在所做的，承受基于利益的狭隘政策所带来的痛苦，这些政策是由一小群内部权威人士制定的，没有对所有可得的选择及其内涵进行足够的公开讨论。
表现不佳的中央
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中更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参议院、众议院、司法部、外交政策机构领导以及媒体领导在内的、在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权势集团”的中央在2003年不愿开展一场对政府政策的公开讨论。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互相重叠的利益网使得打破等级和提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变得很困难。政治家们对当时的民意调查非常敏感；新闻记者因需要信息来源而不说出他们所知的全部；新闻界的大亨们需要重要的客人，因此经常预示访谈中要提出的问题；学者们因通常依靠联邦和基金会的资助而小心谨慎，唯恐得罪人；智库，如该领域的一个成员所记录的，越来越依赖党派基金筹措的资金。11不顾一切地，一个重大的国家计划获许进行了，没有按白宫的原则进行全面检查，对其代价认识不清，而且也不清楚最后结果将会如何。例如，几乎没有关于“出口”战略的讨论，即庞大的中东计划将如何结束，何时结束；也没有关于对美国的敌意是否会延伸到伊拉克周边国家，或者，就此而言，在该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政府对即将得到盟国的广泛帮助的宣称大体说来也只是表面文章。参议员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以及乔·利伯曼和国会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都投票支持授权开战。
对于伊拉克冒险事业的范围，公众一直不确定，直到这种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在民意调查中显示出来并为民主党挑战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才开展了一场决定性的讨论，即便是此时，主流的候选人还是犹豫不决。在其他事情中，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作战的军队，还是立足战争的国家，都面临在国家安全这个历史上为民主党软肋的问题上过于软弱的指控，或者更糟，被称为是不爱国的。这样，异议就被降到了政治生活的边缘。
然而，如果说政治进程彻底失败了，就像与这个关键问题有关的政治进程一样，则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虽然这不是中央的最佳时刻，但政治进程在2003年通过名不见经传的新来者、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恩的竞选保住了活力。与他那些大本营在华盛顿的同事相比，他没什么可失去的，因此当那些比他有经验的人退缩时他能说出自己的意见。他成功地动员、组织了一个联盟，参加该联盟的人反对在伊拉克实行先发制人的单边袭击，反对伊拉克是反恐战争的“中心前沿”这种说法，反对战争与重建所需的庞大开支，反对对美国盟国的疏远。他抓住了那些觉得美国在伊拉克的开支转移了本应用于美国国内的教育、社会与健康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改进所需的资源的人的愤怒情感。无论迪恩的未来轨迹如何，他对伊拉克战争的缺陷的清醒认识表明，即使中央不能完全履行职责，美国政治进程的内在活力仍然发挥了给中央政府提供检查的恰当作用。
6个多月来，民主党左翼做出的评论不过是政治讨论前哨的一个警戒。但美国政府2003年9月向国会提出的拨款870亿美元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军事和重建努力的请求改变了力量的对比。这个请求在全国的讨论中起了关键作用，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不得不对这个提交国会的建议表明立场。在这种情形下不可避免的是，白宫的提案迫使国会成员（这种情况下也包括很多共和党成员）在同意请求之前就资金应该怎么花设定条件。这反过来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政策本身的解释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意识到这些变化，白宫的政治顾问们假定了一个更显著的角色。结果是，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开始通过国内政治算计的透镜而不是依据它本身的价值进行筛选。
他们的目标面临的挑战对新保守主义派来说并不是没有影响的。迈克尔·莱丁在《美国观察家》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有可能的转折点之一……整个世界现在都围绕中东这个枢纽转，而且它最终的停止点所塑造的地球将影响未来的一代或几代人。”他还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智慧和决心，我们能够自己确定中东问题的结果。”12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在《标准周刊》中写的则更深刻。在一篇题为“美国的责任”的关于伊拉克的文章中，他们说：“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安全、稳定并通向繁荣与民主的条件是美国的责任。”（额外强调）他们继续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留下的将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而是激进主义与混乱，一个恐怖分子的安身之处，一个美国懦弱、在中东缺乏决心以及在全世界不顾后果地为所欲为的印象。如果我们现在不转变做法，那就是我们可能正往里掉的深渊。”13
这些评论展现了富有聪明才智的新保守主义第一代创始人令人悲哀的衰落。今天留给我们的是可以预料的辩论家。还有一点很明显，当卡根和克里斯托提出深渊的凶兆时，在他们关于美国责任的叙述中，最初的不确定性迹象明显是有关“9·11”后他们所如此热心支持的事业的。如果我们的使命是使中东民主化并给伊拉克带来稳定，那么为何新保守主义智者要求我们创建他们在事发之前就承诺由侵略毫不费力地带来的条件？
答案将我们带回到了出发点。军事上的单极性不足以让他们实现改变中东的目标。
新保守主义派的骗局
公众缺乏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和未能把工作做好的精英中心结合起来，为新保守主义派按照他们的方式构建“9·11”后的政策进程提供了机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直接影响了公众的信任。特别是，为了给已有10年之久的打击伊拉克的新保守主义目标提出有力的证据，需要一张欺骗之网：比如说，萨达姆拥有并图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保护和支持基地组织；若萨达姆不被除掉，这类武器就会被提供给基地组织，而基地组织会利用这些武器来对付美国。
实际上这些说法是通过把可能存在的这些威胁转化成“被证实”的事实来转移眼前的问题。被人类学家称为“随意构建现实”的这个过程用语言创造了一个与先于这个语言运用存在的现实不相同的现实。在这一点上，新保守主义派领袖制造了一种对话，一个语言环境，使得很多人相信这些说法都是源于事实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样，一整套在各种讨论会上重复且作为事实呈现的主观解释作为理解国家面临的选择的唯一有效途径出现了，使得与伊拉克的战争成了唯一合理的行动方向。战争的正当理由就这样通过假设与解释产生了。
以道听途说和最差情况的假设为特征的政府的理由被设计用来使美国人民相信，如果萨达姆不被赶下台或者伊拉克政权不被消除的话，他们就会遭受与“9·11”类似的进一步袭击。记录中充斥着论证的例子，其中包括此类短语：“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相信伊拉克持有”，“美国长时间怀疑”，“谁知道会有多少这类工厂”，“我们只能想象有多少炭疽”，“如果萨达姆提供的话会如何”，“萨达姆可能帮助恐怖分子”，以及“萨达姆与各种恐怖网络，包括奥萨玛·本·拉登的，很可能有相互影响”。
有意义的是，从19个劫机者操纵的具体恐怖事件到用假设性的、有歧义的语言所定义的更为抽象的威胁，这其中的词汇交换为那些否则极有争议的行动提供了支持。焦点从“9·11”转移到萨达姆是由美国政府经营的，这刺激和保持了一种后“9·11”安全神经官能症。恐惧是连接那些未经证实的叙述、假设以及预言的黏合剂。这种现象过度强调了萨达姆，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未能抓获奥萨玛·本·拉登这个“9·11”事件的设计者上转移开，而且淡化了其他同样似是而非的威胁。例如，在巴基斯坦取代通过政变上台的穆沙拉夫的政变能否在数小时内把核武器交与伊斯兰激进分子支配，这个前景还远未弄清。鉴于巴基斯坦拥有的中程导弹，这对美国在该地区及欧洲的盟友将是个直接的威胁。而且，鉴于支持穆沙拉夫的基础太窄和他情报部门在忠诚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政府都用语言为国家制造了一种认为“9·11”事件造成的形势合乎逻辑地导致了与伊拉克交战的现实。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以压制异议的方式巩固了舆论和政治支持。学术界保持沉默，包括情报机构和新闻界在内的机构都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而它们的活力对于国家的政治健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任何政府创建和形成一种与其利益一致的话语的权力都应该受到重视。在本例中，一个新保守主义派这样的小派别都能够对整个外交政策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这应当使我们所有人感到不安，因为在失去的东西中有对民主政府来说很重要的信任，恢复它既不容易也不会很快。
公众的信任：政策损害
新保守主义派进行的欺骗已经留下了令人不安的遗产。民主政府的一个基本特性——公众的信任正在起作用。当美国政府着手实现向那些深受专制政权之苦的人提供民主政府和市场这个高尚的目标时，当用“反恐战争”来掩饰争论时，它那被新保守主义议程所关注的真正目标就变得更加具体了。如果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广市场民主，那为何在前国务卿鲍威尔声称“我认为美中关系出现了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最好的局面”14的中国很少听到关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消息？为何也听不到有关塞拉利昂、委内瑞拉和在苏丹的大屠杀或在秘鲁的无耻镇压的消息？俄罗斯现在获得了在车臣问题上自由行动的许可。阿塞拜疆已经离市场民主如此遥远，以至于在《遗产基金会2003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名列第104位，却因举行了苏联风格的总统大选而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扬。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赢得了美国的青睐，尽管备受尊敬的人权组织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谴责，现在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用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确，冒着重复的危险，为何关于朝鲜的消息听到的很少？或者，更中肯地说，为何提供给美国人民的关于朝鲜核计划的证据被故意推迟了呢？15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绝对的前后一致——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在国际事务上这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而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根据其全球利益本身的价值来给予足够的关注。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注意力已被集中到了一个地区——中东，在那里，为了取得政治上的认可，美国政府没有如实表述它的企图。反映在很多叙述和评论中的新保守主义派的解释一直是，只有改造该地区的“阿拉伯暴政”才能确保美国的能源供应和地区安全。虽然前国务卿鲍威尔已声称支持多边主义，但副总统办公室和五角大楼的新保守主义决策者已经提出了一个认为完成这个改组的途径就是“政权更迭”——可能的话通过劝说或代理，必要的话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政策。因此，有人就会问，如果这就是美国政府的目标，那为何不陈述得清楚一点儿呢？如果改组该地区是可行的，如果这是一个理智的目标，那为什么要进行掩饰呢？当等式建立在不同的计算基础上时，为什么把未经证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传言和奥萨玛·本·拉登与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之间的恐怖主义联系结合起来误导美国公众呢？为什么不说明为了取得地区安全很有必要改组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利比亚、也门、沙特阿拉伯，也许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的政府呢？如果这个论据很有说服力，那为什么不利用美国政府能利用的巨大媒体组织和新保守主义派的支持者来推动它呢？为何美国政府还没有完全地详细阐述这个已经建议的政策呢？
答案在于他们怀疑，如果知道了真正的议程，美国人将不愿改造中东，不愿在一个如此前途难料的事业中付出数千亿美元和无数生命的代价。先抛开认为外人能够重建本土文化这种谬论不说，如我们已看到的，为实现目标而选择的方法没有带来除了反对、孤立以及一个与新保守主义派的进入点一样容易爆发冲突的地区之外的任何东西。如果他们透露了他们真正的议程，那么不但这个议程会因为异想天开和不可能实现而被抛弃，新保守主义派们也将发现自己会下台。
美国例外论
对美国是一个例外国家的坚定信念处于许多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的中心。这种美国“例外论”的信仰——认为全球的进步离不开美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体制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牢固地建立在从合众国早期就被世界很多国家羡慕的美国社会的出色成就的基础上。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例外论的信念已经促使美国在历史上做出了一些为全球的利益无私奉献的最慷慨的举动。
新保守主义派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利用这种观念，而在于他们的话语追求的是在中东地区实行这种观念——它遵循了一种不同的途经，认为没有他们的干预，中东的各种愚昧落后的文化将依然无望、敌对和功能失常。这是一种因当地文化的体制和社会机制反映了不适合的价值观——当然不是曾经鼓舞了西方世界的启蒙主义价值观而将其摈弃的美国中心论。它断定这些地方特征支持那些目标与我们对立的中坚分子。基于伊斯兰文化价值观的政治体制的完全存在被视为一个安全威胁。这被看做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而且要消除这种威胁别无他法，只有重建其社会和政治体系，必要的话采取强有力的手段。然而，这种论证随后沿着把这种对美国价值观至高无上的信仰与经济、政治和安全关切混合起来，创建一个由一种侵略性的军事化外交实现的、扩大了的美国利益新形式的方向继续进行。
这是没从以前类似的特殊利益精英按美国的形象改造东南亚或按欧洲的形象改造非欧洲世界的努力中吸取教训。这表明了一种与凝练的、还合作的外交的根本背离。这种外交被采用时，在美国利益方面取得了最大的进步，例如二战后国际体制的创建和冷战最后阶段的处理。新保守主义派已使美国例外论具有了一种侵略、暴虐的特性，这种特性在美国与世界的互动方面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军事与恐怖主义
过去的政府，其中许多为共和党人执政，已经成功地利用一系列外交措施，包括对外援助、贸易、各种军事协定以及私人关系，更不用说在像北约这样的国际机构内把上述外交措施归为决策的一部分的闭门处理，推进了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再一次，当美国开始重视共识并为达成它在国际组织内成功工作时，就出现了像第一次海湾战争一样的美国外交最成功的事件，尽管在整个过程中难免出现挫折与失望。其带来的益处中包括扩大了的经济关系，军事和财政负担的分担，情报合作，以及对美国倡议的总体支持环境。因为聚焦于马基雅维利和沃尔斯泰特，而且受古典时期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常常把军事实力看做国家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而且，通过摈弃持续有力的多边外交的效力，他们把战争看做是一个国家将其势力强加于另一个国家的首要方法。由于一再地不能完全抓住开战的连续统一体，他们强调其交战、破坏阶段而忽视其重建阶段——一个幸运时我们就会达到，否则便会演化成抵抗或叛乱的阶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阿富汗紧随中央情报局支持下成功地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之后的重建阶段的复杂性认识的失败，为塔利班奠定了基础。至于基地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者，新保守主义派未认清其挑战与国家恐怖主义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尤其是有无限多的人准备着被招募成为非国家行为者，而且只要引起他们不满的政治原因继续存在的话，他们就会用不加控制的暴力行为来使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对我们来说是战斗结束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对手——包括残余分子、抵抗者、恐怖分子、游击队、反叛者和民族主义者（一个无形的名字）——来说是他们战斗的开始。除非新保守主义派接受这个差异，否则“我们的未来可能属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16
这再一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9·11”之后整整三年内，对于恐怖威胁的现状如何，如何应对，以及是否从英国等国学到一些东西等问题，没有进行一次彻底、公开的讨论。他们对北爱尔兰和英国大陆的恐怖主义的凝练回应——通过最终谈判和妥协把恐怖分子变为政治家，使得这个挑战不是以启示录来表达，而是作为“问题管理”事务。未经讨论的还有一个现在被广泛提出的问题：通过吸引该地区的战斗者来抵抗在伊拉克的外国军队，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是否错误地聚集和加剧了恐怖主义活动（现已公开的文件显示，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曾在2003年2月警告过这一点）。
高涨的反美主义
我们已经指出，美国政府以军事为基础的外交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美情绪的显著高涨。总统出访时，他必须在一个严密的安全保障下活动：此地待8小时，彼地待16小时，离机场从不超过半小时路程，不召开记者招待会，不与别人会见，不观光。美国海外代表告诉我们，在过去的30年中，在很多小的方面，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过去对我们打开的大门正在关闭，欧洲的民意调查结果尤其引人注目。64%的欧洲人谴责伊拉克战争，认为“不值得牺牲生命和其他相关的代价”，而那些相信“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值得期待”的人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64%下降到了2003年的45%。17在相关的发展中，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品牌的疏远有所显示。实际上美国的市场份额在世界各地都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而且，对美国外交提案的支持也已是难以捉摸的，这从美国争取联合国支持伊拉克重建的努力中可以看得出。
到此，在这些结论性观察中远未提到的是对美国国外声誉的损害，以及美国领导人在国内争取解决未来危机所必要的支持时难度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保守主义派维护美国武装入侵越南的合法性，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就不可避免了。越战幻灭后，美国人退出了解放战争中的军事干预，认为民族主义者的武装力量或许会在阵地战中被打败，但是民族主义会依然存在；认为要赢得对手“心服口服”也只是个想法而已。事实上在这类努力中没有成功的实例，这使得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相信，这类倡议如新保守主义议程所表明的那样都是充满风险、代价昂贵、令人气馁且极易失败的。
直到新保守主义派以把反恐战争和伊拉克的政权改变联系起来的方式再次系统阐述了论据，对尼克松—福特以及里根时代建立的政治—军事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脆弱的现实主义才垮掉了。似乎可以确定，现行政策的一个结果，除了现在正威胁伊拉克（同样还有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的动乱以外，将是一个以公众集中在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上的信任的破裂和对干涉特别反感为特征的时代。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鉴于公众对外国事务的兴趣和知识的有限以及美国媒体上的分析相对不足已导致对此类事务的理解有限，公众信心的丧失就成了一个迟钝的变量，而且很难随时间的流逝而逆转。这预示着国家可能面临的任何数量的挑战都不妙。比如，考虑一下美国政府要取得公众对为解决核扩散和朝鲜核导弹部署问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将会面临什么困难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一个东北亚问题，就这样吧。但是这忽视了一个事实：这类导弹或许有一天会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尚未被证实的声明和有缺陷的解释，问一下公众是否准备接受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是适当的。
中东的僵局
更广泛地，在伊拉克的政权更迭可能会给中东带来一种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巴以问题力量对比的新政治文化，这种美国政府承诺的民主多米诺骨牌效应还未有实现的迹象。在努力争取避免出现像什叶派最高领导人阿里·希斯塔尼领导下的政教合一政府或者从库尔德人开始的民族分裂的伊拉克进行的民主试验的长期脆弱性表明，像新保守主义派所做的那样认为美国发动的推翻专制领导人的行动会自发地改变一个地区的想法是很幼稚的。伊拉战争之前在伊朗和利比亚由外交激起的温和趋势能否在最近做到这一点还有待见分晓。然而，在不远的未来似乎无可置疑的是，美国的行为已经刺激了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苏丹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并且加速了恐怖分子在美国国内的活动。而且，移民、商业失败和恐惧都激化了以色列的政治；它发现自己因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政府对巴以和平进程介入程度的降低而在稳定和安全方面都比恐怖袭击发动之前更差了。为除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同时保持拼命挣扎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而制定的政策也毫无结果，除了导致一连串的巴勒斯坦内阁的辞职、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以及以色列内阁中暗杀阿拉法特的呼声。尤其使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派不寒而栗的是一个他们永远不想听到的来自以色列的主张，即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加强以色列的安全，因此谋杀阿拉法特将会是该政策符合逻辑的延伸。18
经济
2000年1月《评论》发表了21篇文章，许多由新保守主义派领军人士所写，是一个关于外交政策未来方向的专题讨论会的结果。非新保守主义派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稿子中提醒人们注意新保守主义国际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即消除任何“向全球经济妥协或者对此表现出任何兴趣”的企图。19这个指控是准确的。不同于欧文·克里斯托1978年卷的《资本主义的两个胜利》（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新保守主义派的经济词汇是混合了宗教或文化趣味的传统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在国际事务上，新保守主义派坚持一种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一般性假定，而且，由于忽视了中国这个例子，他们相信市场机制将不可阻挡地导致民主的多元性。忽视了这一点以及其他论据，他们实际上是把自由市场与民主视作同一个事物。20
撇开这些形式上对经济基础的参考，新保守主义派对待经济力量就像他们接受了一个自动修正的铁的逻辑一样。由于已经主张在一个单极世界结构中实行的单边主义政策，新保守主义派对富于弹性和创造力的美国经济将会长时间稳定保持3%~4%的增长率表现出自信，尽管有连续上升的赤字。而且他们忽略了艾森豪威尔“任何一个破坏了自己经济的国家都不会有国防”的警告。21
况且，他们不仅不理会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以及与贸易伙伴之间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似乎还忽视了正产生着数十亿美元硬通货的中国经济的急剧扩张和能被用来为高技术军事能力的扩张提供资金的资源。
当然，经济世界并不是按新保守主义路线——单极、单边和政府控制的，用武力解决争端，非国家行为者和国际协议的作用微不足道——构建的。经济互动发生在开放、多边、互相依赖的组织中，要求参与到这些组织中来的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日益壮大而不是缩减。22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都依赖外部世界作为其供应者、消费者、投资者、旅游者以及移民。这里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商界——多极、多边、合作、互相依赖、消费者主导，基于规则而且由非国家行为者主导——与新保守主义派截然不同。
虽然这里不宜详细探讨这个差别，但我们认为某些领域非常关键，在下面列举出来，希望其他人愿意提供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探讨一下外交政策单边主义是否能与经济多极性共存。
1.新保守主义的霸权主义能与市场自由化协调一致吗？
2.霸权主义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吗？
3.新保守主义政策的财政影响是什么？
4.美元易受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的影响吗？
5.单边主义会使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陷入危险吗？
美国的商界领导人会做出有用的回答。他们生活的世界与新保守主义派的世界非常不同。福特汽车公司接受了全球变暖的现实；埃克森石油公司强调能源的“相互依赖”并且谨慎地支持政府在非洲的好倡议；麦当劳采用Asterix作为其在法国的标志。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甲骨文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领导们都强调有必要把最具创新精神的头脑吸引到美国。我们怀疑他们的回答会导致与新保守主义派所提倡的非常不同的政策方向。
学术界
一个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评论家组成的有思想、有广度的学术团体已传统地提供了关于美国政府政策的看法——从越南战争的发动到约翰逊总统大社会的构想，到里根总统的国家税收政策的重建，再到克林顿总统的“人道主义干预”。有人会问，为何《外交》和《外交政策》中质疑为伊拉克战争和我们的中东政策奠定基础的假设的有思想的文章出现得这么晚。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如果有的话）质疑伊拉克和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之间的联系的文章？人类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重建社团、重建符合当地风俗的当地机构是多么困难，比任何人都更明白“知识的缺乏”会如何赋予政策错误的假设并设计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可这些人类学家在哪里呢？经济学专家肯定知道当总统向国会要求870亿美元重建伊拉克时，政府是在以每秒钟15 000美元、每分钟100万美元的利率借债，这种行为好比一个年收入75 000美元的人因像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那样透支信用卡而负债，可这些经济学专家又在哪里呢？政府的债务会不会不只给利率也会给经济恢复带来什么影响？这对于我们解决今天迫切的社会问题的能力会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沉重的债务负担会缩减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发展和社会计划。
所有这些我们都依赖学术界给我们提供看法，但直到2003年秋，主要学术杂志还是几乎没有提供给我们什么。23社会学家对要求政府在建立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新社会的努力中将手段与目的——也就是合理的目标——联系起来毫不在意。而且，军事历史学家和那些研究过帝国的人也一直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一个使政策讨论处于紧张状态的有见地的讨论对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24
现在参加的选举过程必须对总统候选人怎样处理这种挑战的一些重要部分进行评判。讨论必须考虑先前局外势力对一些地区进行从头到尾的改造（如目前在中东正在进行的）的尝试结果。如果新保守主义派试图利用“9·11”的恐怖或巴以冲突的棘手特性掩饰其中东政策，或者新保守主义派对学术界重要团体的影响已减弱了那些历史上围绕重大政府提案所进行的思想交流，那么我们只能希望这个令人不安的沉默持续的时间不要太久。
媒体
学术界这种数月的奇怪沉默也反映在同样死气沉沉的媒体中。然而幸运的是，这不是普遍的现象。当然，有些人，比如《媒体面对面》的主持人蒂姆·拉瑟特，《名利场》的撰稿人詹姆斯·沃科特，美国广播公司的特里·莫兰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戴维·格列高利等，向政府的断言提出了挑战，对未被证实的有关日益麻烦的伊拉克的断言提出了强烈质疑。但媒体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华盛顿的记者团，似乎在白宫的聚光灯下惊呆了。一个例子是2003年3月3日白宫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议上总统企图使国家为伊拉克战争做准备。正如沃科特在《名利场》中所说：
这是荒诞戏剧中严肃、空洞的一段。新闻界的成员一对一对地长驱直入，就像去往天文馆的学生队伍一样。背离先例，总统拒不考虑一连串随意提出的问题；相替代的，他从一个备好的名单中选择记者，由此引发的会谈是如此生硬，以至于他在尴尬关头禁不住脱口说出整个晚上都是照着稿子念的……记者们不但不厌其烦地确保他们无关痛痒的问题是事先批准的，甚至还到了代表布什行事的地步，把手举起，在座位上移动，以求能更好地留下一个自然的新闻发布会印象。25
随后的众多报道都传达了“冷静”“坚定”以及“严峻”等专有的正面形象。战争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不容置疑的。
因客观分析已长期赢得声誉的新闻记者们被不可阻挡地吸引到了盛行的前线气氛中，而且完全赞成白宫重新构思的对拉登和萨达姆“无论死活都要抓到”的粗略审判概念。受过良好教育和教养的记者过分追求他们的形象，把美国描绘成了一个“在通往巴格达的尘土飞扬的小道上投下瘦长影子的骑在马背上的白衣骑士”。26其余的如全国广播公司的安德里亚·米切尔，公开赞扬对新闻界“保持信息灵通”的运转能力的训练。一位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评论员承认，该新闻网“受到了政府的胁迫”。27还有一些人大肆贬低政府里那些表现出怀疑的“极度关切者”。《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海吉斯在他《战争是一种可以给我们意义的力量》（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中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新闻记者容易受其影响的对死亡的疯狂着迷。28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所发生的。那些遵循万宝路男人——危机中冷静的男人这个主旨的人保持了拥有白宫版本的、能愉悦编者和大部分读者的爆炸性新闻的权利。批评家不在此列，他们被草率地排除在外。白宫记者团团长、赫斯特报纸的专栏作家海伦·托玛斯举出了一个实例。在提出一系列质疑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的棘手问题后，她失去了她在白宫记者室传统的前排座位，而且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未被承认。次要的举手提问者则被简单忽视了。
无论是否因为他们被弄得精神恍惚，还是害怕被忽视，或者吃了过度爱国热忱的苦头，新闻界都未能严肃而公平地看待政府的战争理由。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新闻界不愿正视在喋喋不休的各阶层中起到了强制执行者作用的同路的新保守主义新闻工作者。利用嘲笑和排斥来攻击持异议者，诸如《标准周刊》、《纽约邮报》、福克斯新闻网以及《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等新保守主义堡垒有效地净化了争论。那些质疑新保守主义派战争理由假设的人面临对他们个人正直与否的抨击，其中还夹杂着攻击他们对国家不忠的言辞。
直到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过程真正开始（此时公众的怀疑和愤怒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工具）和伊拉克形势的恶化，白宫才放松对精英媒体的控制，平衡重新渗入这个进程。当然这并没有使作为一个机构的媒体有多正直，在这里相对客观性的传统被保持“内部”消息来源这个压力抢先，该来源对报道爆炸性消息来说是一笔重要财富。但媒体令人气馁的表现证明了新保守主义影响在美国社会的舆论形成领域中达到的程度——至少到它被政治过程超越。
情报机构
有个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新成员有关、或许是虚构的故事。当时的首相曾问该机构的领导如何看待自己的主要作用。报告的答案是：“给您带来坏消息，先生。”新成员们得到的指导是，坏消息并不意味着对不能预料的新威胁的报告，而是意味着发布那些与政治格格不入的消息所需要的勇气。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就是拿出“如他们所见的真相”并且不偏不倚地发布这些真相。中央情报局和它入口门厅的《圣经》引文——“你必晓得真相，真相必叫你得以自由”——体现了同样的精神特质。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华盛顿典型的调查机器开始寻找势力最弱的潜在替罪羊，尤其是情报机构。然而，在执行任何调查时很有必要记住一点：对于新保守主义派来说，在他们向伊拉克开战的理由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个很重要但并不唯一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他们的议程在通向改造中东面貌的道路上涵盖更广泛。对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即使情报机构的报告更为谨慎，新保守主义派也不会在向伊拉克开战这个决定上后退。情报机构因此陷入了困境。对于支持原来是新保守主义派的、现在被美国政府采纳的目标来说必需的原始资料让他们寻求真相的精神特质面临巨大的压力。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影响不仅明显反映在美国的全球地位上，还反映在制定政策过程本身所遭受的破坏中。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都深受丧失信用之苦，除了别的以外，这将使他们对未来政策挑战所作的贡献的权威性降低，他们的发现也容易受到议论。在美国，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向参议院作证中被迫承认中央情报局关于萨达姆从非洲国家尼日尔获得核材料这个发现不正确时，中央情报局的声望降到了一个最低点。同时还有一件事被披露：副总统迪克·切尼或他的办公室成员参观中央情报局总部，目的是检查原始情报——那些未经证实、未经适当解释、未经完全评定或者是不完全的信息。这给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是迫于压力才从他们的评论中消除那些有前提条件的结论以使它们更直截了当的。29附属于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办公室的五角大楼一个秘密机构——特殊计划办公室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处理情报材料时不是通过严密的分析过程而是根据他们自己思想意识中的先入之见来重新解释情报材料。费思的办公室不时把其发现直接发送给友好的媒体。正如一位情报官员所评述的：“最容易的情报产生在你已知道答案时。真相？那或许就困难多了。”这些活动结合起来就削弱了情报机构的核心作用——美国政府可得信息的独立、客观的仲裁者。30这其中有许多集中在新保守主义派企图证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烈欲望以及有待证实的他们关于萨达姆政权是基地组织避难所和支持者的断言上。31
直到伊朗反对派问题听证会上，当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尼加拉瓜反对桑地诺解放阵线的斗争中的作用被严厉指责时，当时像现在这样屈从于政治压力的情报机构才开始面对如此普遍的对其独立和信用的公众怀疑。
类似的损害也发生在英国。在很多相同问题上，英国首相办公室设法用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来巩固自己的立场。唐宁街宣布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能在45分钟之内部署完毕，企图以此来渲染恐怖主义威胁的紧迫和重大。经过仔细附加条件的情报发现为得出政治上合意的结论而被重写。最终，在2002年9月，英国政府的一份档案——《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商定，这使首相和情报机构大为尴尬。这个档案连同英国政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首席科学家戴维·凯利的自杀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法庭调查，在调查中，首相实际上被控告而且被审判。内阁部长们得以幸免，但情报机构的信誉却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政治当局希望他们各自的情报机构在伊拉克的威胁上所说的和来源坚实、缜密的情报的可得性之间的差异就是伦敦和华盛顿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前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负责人戴维·凯博士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所评述的：“我们都错了。”3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假定的情报机构的客观和信用以及他们传统的谨慎才使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不幸的是他们向政治压力屈服了。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这样一个景象：情报机构努力争取被视作权威而不是被简单地看做政策成分中的另一个利益集团。
国家安全委员会
情报机构并不是唯一未能完成自己使命的机构。由于很多令人遗憾的因素的结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了记忆中最薄弱的机构之一。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有三个基本功能——第一，在政策审议中陈述总统的观点；第二，协调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指示和要求；第三，确保总统的决定能反映来自所有相关部门和机构协调一致的建议——那么现任者至少在后两个方面失败了。
那些立场坚定的反对意见是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美国政策讨论各个方面的标准成分。如前所述，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而且关于最佳前进道路的一致意见极有可能很罕见——实际上也许甚至如吹牛懒汉的想法一样不能奢望。因此那些有知识、有信仰、有热情的人坦率说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同样，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体制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协调机制在把互相对立的输入数据综合成理性的整体这方面务必做到值得信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解决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两者之间的政策分歧上的无能为力尤其有害。国外的盟友和政府在国内的支持者都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处理国家对外关系方面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由五角大楼表达，另一种则由国务院提出。五角大楼里上层中的新保守主义派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酝酿期间提倡在关键点上采取避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单边政策，而且提出了政治上否定土耳其、英国、西班牙等盟国政府立场的充耳不闻的建议。传统上归国务院负责——专业外交家在那里分析、起草处理地方要求的建议——的外交政策管理已从属于经常招致那些已被作为盟友依靠的国家反责的军事需求。这方面的实质责任在于密切相关的新保守主义网络，这个网络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主管艾略特·艾布拉姆斯、副总统办公厅主任路易斯·利比以及五角大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和道格拉斯·费思，他们一直居于与外界隔绝的国务院代表上风。共识难以捉摸。由新保守主义派驱动的意识形态议程几乎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国务院和国防部留下什么能够从那里开始的共同基础。然而，过失不在新保守主义派。“忠实的信徒”在所有的政府中都会起作用。过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过去当不同意见出现时，比如对苏联军事能力的评价，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就创建了“A队、B队”程序这种机制以允许互相对立的派别以实时战斗场景的形式完全展开他们的观点。在酝酿伊拉克战争时，这本来可以成为参照更广泛的美国安全利益评价新保守主义议程的一种方法，然而却没有。没有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融合了反映在国务院和国防部身上的总的不同观点之后提出的政策建议，在2001年9月那些触目惊心的日子里，总统不得不在不时陷入激烈争论的选择中做出危害政府的抉择。本来应该成为以政策讨论和决定为特征的合作关系却成了一场有赢家和输家的你死我活之争，而且因不断泄密给新闻界变得更糟。
有多年外交政策专长的前共和党内阁国务卿曾说：“机构间进程完全不起作用了。在我的经历中我从没见过它衰竭到如此程度。”33这些都没有因为总统不情愿的介入并把新的程序强加给个性很强的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高层而变得更容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长期的私人关系——他们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是伙伴——并没有使与科林·鲍威尔的妥协顺利进行。他们每个人在自己权力范围内都是强大的政治人物，也都是政府的一笔政治财富，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相形见绌，后者已经降到了从属地位，而且不能把建议提案放入反映总统决策所需的细致入微的军事和外交关切的材料中去。
例子非常多。为战后伊拉克所作的计划就是个例证。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之间关于战后伊拉克政府的类型以及政府领导人的喋喋不休的争论如今还是悬而未决。国务院解决水、电及通讯等日常问题的民事管理计划被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所反对。甚至连艾哈迈德·沙拉比——五角大楼选中领导战后伊拉克政府的人，同时也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有望受到欢迎的众多误导性报道的来源——也抱怨说，白宫未能利用一个策略，留下的是一个没有有效的伊拉克同盟的真空状态。同时美国政府在重大事务上，比如朝鲜的核威胁、伊朗的核计划以及反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前景等也以两种，有时候甚至是三种声音说话。
当然有高级官员与总统特别接近并对外交政策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力的先例，但几乎没有围绕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大量混乱的实例。在尼克松政府期间，国务卿罗杰斯实际上被当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挤出了政策制定进程。然而，在基辛格的例子中，政策连贯性得以由他与总统之间充满智慧的丰富观点交流所保持。然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周会上，政策被强加给各部门和机构，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财政部的部长助理以及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会被告知总统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并在这些优先事项应如何实施上受到指导。区别就在于，在尼克松政府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保总统从不同的部门看法中获益；部门之间的不同看法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且可以由国家安全顾问和他的副手来解决。最重要的是，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给媒体的政策回旋，争论到那里就停止了，而且没有再像今天这样被一个受议程驱使的活动家网络推进。
盟友和朋友
美国不能允许国家安全服从于外国否决权这个不证自明的主张已经损毁了关于美国同盟友和朋友的关系的讨论。它通过使讨论看起来似乎仅有要么单方面的美国行动——或许有能被强制支持美国目标的象征性伙伴相随，要么成为斐济，甚至更糟地成为法国的附庸这两个选择，使得讨论具有了二元性。这是荒谬的，其主要效果不是将盟友和朋友变成驯服的惟命是从者就是将其变成令人厌烦的批评家。这既使被其公众视为美国附庸而非真正伙伴的盟友没有面子，又对美国毫无用处。在这方面，英国、西班牙、土耳其、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都已经与其民众发生了冲突。玻利维亚总统被迫流亡国外，部分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他按照美国的吩咐消灭古柯树却没有在经济援助上获得对等的利益。
这种方法不利的一面剥夺了美国获得有价值的投入的机会。比如，法国在北非马格里布五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有着丰富的宝贵经验。然而人们认为美法之间关系的恶化（双方都负有责任）使得美国得不到这笔财富。在伊拉克战争的高潮中，美国在“新”“老”欧洲之间创造了奇怪的区分。这一切确实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比如说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关系，当时的现实是，如果波兰成功地融入欧盟的话，那么它吸引德国投资是很有必要的。毕竟，美国没有意愿救助波兰中央银行摆脱其通货疲软的困境。
一个曲解的推断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朋友仅仅是因为它们已使自己与美国政策的某个方面结盟。中亚新独立的一些国家出现在脑海中。为了换取飞越领空权或者设立军事基地的特权，美国对那些被新保守主义派强烈指责的侵犯其挑选的敌人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类似的风险也出现在东南亚，在这里，为了响应印度尼西亚在反恐上的帮助，美国在考虑加深或重新激活两国的军事关系。鉴于那里的军事记录（即使假设它已改善），民主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部分：展望未来
如前所述，以前有过一些时候人们看不起新保守主义派——只是为了能让他们以重新振作的形式卷土重来。然而，只要美国政治进程采取正常的制衡，我们就能希望他们代表美国全球关系中的一段暂时弯路，而不是一个永久的调整。日益增长的损害是值得注意的，但国家和以前一样是会复苏的。当美国外交政策恢复了其平衡与方向时期待什么呢？随后的观点可能会给人留下过于谨慎的印象。在与《名利场》的一次访谈中，保罗·沃尔福威茨说他鄙视基于“交易和实际”的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34恕我们不能赞同。美国的外交关系现在已经有了近250年的历史。那时，大部分单一事务“模式”都已被试验过了，即使有也是很少提供承诺过的启示。美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最失败的一些互动发生在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思想倾向居统治地位的时期。世界太复杂了。新保守主义派的“单极”模式已经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
我们的论点是，当美国的政策在取得了以下两个因素的联合时最成功：首先，当美国的道德权威已被有效地用来支持确定的国家利益时；其次，当美国已经与其主要盟国协调一致时。这是我们建立解决美国面临的以下三个主要外部挑战的框架依靠的两个因素：
●恢复美国国际关系行为的平衡，使国家的优先事项与政策工具恰当地结合起来。
●通过正确评价单极化的实际限制来恢复国际礼节。
●避免在对未来好几代前所未有的危险冲突中能毁灭我们的世界的“文明的冲突”。这将要求对历史、文化、宗教这样的非国家因素不存先入之见，尤其在中东地区。
这里没有格外特别之处。我们很多的建议已经在新保守主义议程未及之处起了作用。然而不言自明的是，只要新保守主义派的影响持续，就不可能回到那些经过考验的真正的道路上，无论是在美国实行其外交政策的整体环境方面还是在局部的细节方面。在对于如果这种影响减轻可能会发生什么方面，我们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均衡
1815年拿破仑被打败后，受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的促使，“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在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利雷和法国外长塔列朗指导下制定了一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被遵循、指导欧洲各国关系一个世纪的错综复杂的体制。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和其他更小的冲突，大国之间大致上是保持了和平的。实际上，这种体制给所有大国提供了一个支柱。芭芭拉·塔奇曼在她著名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中恰当地表明，直到自负、计算失误和最终糟糕的交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未受损伤的均势才开始受到影响。35
随着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的崛起和英国外交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动员力量均衡的努力失败，“绥靖”这个概念进入了现代外交话语中。“绥靖”的幽灵——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保持均势失败所导致的原则的崩溃——从此经常出现在外交中。相信美国军事实力大大消除了对均势外交的需要的新保守主义派为展示一个必须面对被选择的独裁者的二元论世界已利用了“绥靖”的政治象征意义。在这点上，他们不理会冷战的重要教训。在冷战中，“绥靖”的对立面“遏制”有效地构建了一个新的均势来成功地对抗苏联。
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均势政治的厌恶，如我们所看到的，新保守主义派从罗纳德·里根那里吸取了错误的教训，虚妄地使自己相信里根也回避均势政治。事实上，他能够利用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困难（尼克松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结果）来为美国产生巨大的好处。在小一点却仍然重要的范围内，老布什总统能够把原联邦德国同法国和英国进行权衡以使德国重新统一。受美国精确制导武器实力的诱惑（沃尔福威茨曾谈到“战斧式”巡航导弹如何改变了他的想法），新保守主义派曾企图让“均势”从此消失。事实并不如此。“均势”是一个能产生结果的动态概念，是一个在新保守主义派背离了之后美国政策可能会重新信奉的原则。
我们看两种情况下的均衡概念：一是权衡美国在特定地区的利益；二是应对中国、欧洲和印度作为强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大国（至少中国是这样）不可避免的崛起。这会涉及什么？答案又一次并不让人激动。很多地方是做得适当的。例如，美国平衡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欧盟与北约、智利与巴西，还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一起环绕了朝鲜。有一个例外是伊斯兰世界，美国在那里丧失了建立一种平衡的本能。结果，美国冒险把这种权力给了极少数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而且甘愿冒被遍布全球的13亿——其中数百万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恐吓、谩骂的危险。鉴于它有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这是非常复杂的功能失常。要恢复这个政策舞台的平衡，仅仅一个成功的广告宣传攻势还是不够的。
更广泛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英国日益向欧洲靠拢的可能，不可避免的是即使解决了上面提到的当前中东的功能失常，今天的单极世界也将进一步走向均衡。对华盛顿的挑战是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已经或能够无限制地支配全球事务。这意味着，在对美国利益最佳的时候，华盛顿将不得不努力向多极状态转变以使其和平、安全和有效。这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今后50年内可能从事的事业。它成功的结果将对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居强国之首至关重要。
我们下面将阐述一些观点，如果新保守主义派仍然保持其影响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会被考虑，反之则有可能被考虑。
非国家行为者
已经讨论过，回归到经典的均势原则将为美国同外国的关系提供最精明的样式。现在我们转到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非国家行为者。在今天的美国，人们最熟悉的非国家行为者莫过于基地组织，它一个早上的工作就改变了国家优先事项的顺序和我们的生活。“9·11”事件证明了非国家行为者的破坏能力之大。顶级政策制定者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说到坚定的敌人手中掌握的不对称力量，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写道：“恐怖主义的代价相对较低，容易否认，还能以较低的风险产生重大的后果，而且常常不受惩罚。恐怖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大均衡器——一个力量增效器。”36就目前的情况而论，这种说法是很中肯的。
然而实际上，非国家行为者的范围非常大。涉及诸如宗教的、种族的、慈善的、社会的、媒体的、专业的、商业的以及学术的团体。处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交叉地带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很重要的非国家行为者。贸易联合会和政党是另外的例子。加在一起，这些就组成了一个经常被称做“公民社会”的制度框架，其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公司管理人员皆熟知的范畴：一个受世界各地做购买决定的消费者激励的高度互相依存的网络。
在最近的美国政策中未受到充分重视的是对非国家行为者中的压倒性多数能够而且的确起到了强大的正面作用的认识。贯穿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广泛的联系和社会组织体系很自然地趋向于使风险最小化和使稳定性和个人安全最优化；简而言之，是一场演变而不是革命。上面提到的如形成了一个“公民社会”的非国家行为者，大大促进了关系稳定、可预料的个人、家庭、同事和朋友的社会经济投资。这种关系保持他们的社会和精神利益并且提升他们的政治和金融安全。新保守主义派的政策算计忽视了这个由追求递增进步的平常人构成的“沉默的全球共同体”，它可能会自然地起到美国最强大的战略财富的作用。
在这个领域，新保守主义派以国家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变来得太迟。面临的挑战在于确定如何最好地利用重视安全或稳定的天然抱负和绝大多数支持美国目标的非国家行为者经常基于团体的力量。例如：哥伦比亚的反恐斗争已开始显现出缓慢但依稀可辨的进步。利用各种政策工具，这场反恐斗争已经延伸到超越波哥大中央政府之外利用地方执法和经济的、社会的、人种论的、人类学的以及文化的措施。这些措施既涉及“公民社会”，又涉及追求可预料的安全生活的普通人。37类似地，假如美国对伊拉克的介入会是一个长期的成功，那么这些就是必须添加到政策混合体中去的工具。实际上，美国不仅需要在伊拉克而且还需要在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中动员“沉默的追求稳定的大多数”，方式就是按照他们生活的秩序给他们更明确的支柱。
在美国这方面，要得到这些结果就需要对那些具备地方和地区专长的人再投资，连同尊重其建议的意愿。传统上，这些技巧一直立足于外交和情报方面的专业人士之中。但他们是远远不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国王和他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情报署的亲近模糊了对街头愤怒情绪的注意。38今天，各种各样包括慈善实体和宗教实体在内的非官方实体都比那些官方实体更接近地方意见。他们的建议将永远不会起操纵作用，但如果说非国家行为者将来也许日益重要是实情的话，那么美国领导人将需要一个比新保守主义派愿意让其占据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政治色彩浓厚的理论家更为广泛的顾问圈子。39
国际礼貌
在从他们的“单极世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后，新保守主义派已在美国与西方盟国以及美国与联合国的双边关系中制造了危机，以至于现在出现了对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恢复一种合作氛围的前所未有的需要。
关于美国支配一个单极世界体系的设想在军事领域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别的领域这个评价就暗淡多了。美国的对手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发动不对称战争的能力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实力都不能为美国人民提供不受袭击的彻底的安全。具有误导性并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关于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顶级大国地位的宣称，它们传达了一种仅靠美国的技术军事能力就能确保安全的感觉。但事实并不如此。
假如新保守主义派鼓励的单边主义在其本身矛盾的重压下开始后退，一扇门就会再次面向可能被描述为外交政策“最佳实践”的国际合作的复兴打开，国际合作的复兴是恢复中东整体功能、控制核武器扩散的危险、理解并与恐怖主义威胁作斗争、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以及促进持续的经济开放等的先决条件。这仅仅是概述了具有重大跨国意义的问题。
对高级管理的时间需求以及解决各类问题中未明确提出的资源需求都是巨大的。应该记住，英国和法国建立帝国体系的初衷都是为了促进其贸易利益。两者都是用铁腕进行统治，而且虽然他们努力提高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但是除了在独立之际，少有在其后留下民主政府的意向。一种传教士般的冲动——一种现在引起如此强烈共鸣的改善人类命运的愿望——作为某种事后想法在帝国已经开始没落的19世纪末来临了。这样，统治的任务就变得不那么复杂了，因为他们的目标更简单了，而且舆论及其通过媒体的表达在当时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随着今天的环境改变以及与西方盟国双边关系中持续的功能失常，华盛顿更广泛的利益只能通过恢复全球事务中的礼貌来实现。在这种背景下，波士顿大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强调了一个重点。40那就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受一个强调“开放性”的战略指导。我们在全球“开放性”上所做的努力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我们寻求消除贸易、资金流通以及观念上的障碍。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以美国为秩序担保人和准则执行人的国际秩序。鉴于美国人的创造力、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通讯能力、娱乐、金融、军事能力以及民主的吸引力，一个有效利用这些特性的战略将会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受益匪浅。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它将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理论。国际关系的规则是以这种美国从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中获益良多的方式成文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的突出强调。
然而，让全球接受这些美国“输出”的先决条件是使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俄罗斯相信美国的领导地位伴随着对国际法的尊重，而且即使保持“居强国之首”的地位，美国也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协调一致。如果目标是重新使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切合实际，那么必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是美国的实力被以某种方式平衡，二是它被用来支持已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准则。最明显的方法是重建和世界上各种国际组织的关系。
我们刻意避免直接提到联合国。很明显，以它的现状，联合国并没有完成它最基本的使命，也就是为理性交流提供一个论坛和为消除军事对抗提供一个机制。今天的联合国问题与解决办法同样多。但新保守主义派所提倡的美国应该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之外活动这个推论已经显示出有关键性的缺点。这样做就会剥夺美国在全球舆论这个背景中的合法性，并且会大大增加美国肩负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因此，抛弃典型的新保守主义二元方法——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并以类似于二战末期采用的方式来重新塑造精选的国际机构的时刻可能已经来临。
在新保守主义派之后的华盛顿，可能不会缺乏使国际组织更相关的提议。一些人，如前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艾伦·戈特里，认为国家主权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他将消除国家间的分界线，只允许民主国家成为利用贸易和其他制裁来反对专制的新组织的成员。另一些人提倡回归到“自愿者联盟”来解决国际安全受到的威胁；一些人要利用联合国的力量帮助解决健康、农业、教育以及发展问题，但是没看到实力投射的作用；还有一些人只是让它蜕化成了枝节问题。这些选择没有一个能完全满足美国或者国际利益。
美国外交家面临的挑战是获得允许美国把重新改组后的联合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利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拥有其财富、道德权威和实力的优势，而且会带着比任何国家都多的固有灵活性和更大的声望进入一个关于新生的、改革的国际团体的讨论中。
避免文明的冲突
现在美国发现自己实际上在与伊斯兰激进主义进行一对一的对抗。作为其中东政策中一个被打破的平衡的部分结果，美国曾允许伊斯兰激进主义无论为什么都作为穆斯林世界盛行的政治声音出现。很明显，美国的政策并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甚至主要的原因——《2003年度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中展示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坚定的阐释41——但它是一个最受美国直接控制的变量。鉴于激进的伊斯兰团体的威胁是确切的，并且有可能带来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经济上的灾难性动荡，这个零和对抗没有意义。通过以冷战的方式聚集大量固定的武力来遏制威胁是不可能的。对手没有固定的地址。“相互确保的摧毁”这种观点并不适用。正如我们已经经常看到的，当除掉10个恐怖分子头目后，会有100个人来代替他们。况且因为整整一代年轻人的荣誉和地位被灌输了殉道者的意象，所以追随者的来源是无限的。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总和与其能够带来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已经在伊拉克看到了令人不安和熟悉的毁灭性自杀式爆炸和袭击模式的出现，它们由伊拉克人和“外国圣战分子”发动，在战术形式上与现在约旦河西岸常见的手法并无二致。就如占绝对优势的以色列实力未能遏制不对称威胁——一个以色列高级指挥官已公开承认的事实——一样，单靠所向披靡的美国军事实力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解决伊拉克问题。
第二，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在对抗的冲突阶段破坏力极强，但未能提供一个能实现中东地区稳定和结束恐怖主义这两个被追求的目标所需的环境。为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美国政府取得了大量国际支持和合法性，结果使得维持和平和重建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尽管仍然存在严重的资源不足的问题。伊拉克则证实了与此对立的观点，因为美国追随参与的请求并没有得到热情的支持。因此，成功的前景将很有限，除非针对美国利益的连续袭击动机被解决——没有美国地区政策的改革这是不能发生的。由于这个观点以及能有效解决伊斯兰激进主义根源的政策变化，我们相信在向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投资方面以及采取保护处于萌芽时期、其早期迹象已为我们所见的多元主义的安全措施的意愿方面，美国都能取得国际支持。只有用国际社会不懈的努力才有希望扶植个人企业、政治派别、政党以及政府最终的市场民主形式。
中东的选择
从2003年年中开始，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前重要官员的两个提案——《日内瓦协定》和《人民之声提案》（People’s Voice Initiative）——发展了实际的和平建议，这些建议简要阐明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分歧的一些常识性方法。他们开始为他们的建议争取公众的支持。可预见地，新保守主义派的分析家和评论家摒弃了这个过程和这些建议，有效地阻碍了华盛顿的政策讨论。相替代的，留给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恐怖主义对报复的零和游戏——也许并不确定。这种事态使该地区保持极不稳定，极大地破坏了基于全球的美国利益。
但是其他未来也是有可能的。例如，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提出了如何识别在文化及宗教中都存在很深差异的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共同基础的问题。这回避了国际组织如何才能迁就、缓和甚至抵消相互冲突的宗教和文化认知这个问题的实质。
文化差异在国家政策中的反映必须达到使国际组织功能失常这种程度吗？第一步是考察引起普遍的、常常近乎憎恨的不信任（现在这构成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互动的种类和范畴。有两种模式可以用来理解伊斯兰世界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合作模式和对抗模式。两者都提出了内在的挑战，如克罗卡特所见，伊斯兰世界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各种实体在其中渴望国家地位的宗教，而美国则是一个政教分离的现代多元化国家。很难想象这些认知怎么会变得更加不同。然而支持是如此巨大，因此必须努力尝试一个起头的对话。这样一个讨论的基础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设想是，今天在很多地区地缘政治界线并不标明固定的疆界；疆界并不是密封的，而且大多数国家——很少有例外，除了冷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和现代的朝鲜——彼此都保持着复杂的关系网。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人口与文化都扩展疆界，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应被视作国际环境的一个永恒特点，而且还应被看做是一笔财富。第二，在美国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被日益接受，而且这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也成了事实。第三，除了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非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不应得出结论说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极为不和谐”。第四，导致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多元主义在伊斯兰国家是可能的，而且这些条件将导致现代性。
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现在合作地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有约77%出生在其他国家。而且到2010年，在美国的穆斯林人口将会比在美国的犹太人口还要多。当我们问起穆斯林怎么和美国国内的主流美国文化互相影响时，我们必须承认很少有严重的对抗，尽管穆斯林普遍相信反恐战争就是针对穆斯林的，尽管“9·11”事件导致了很多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广泛谴责。从这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美国对文化多样性的接受既广又深，美国人能与那些信仰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第二，伊斯兰教中没有东西能使穆斯林生来就不可能与非穆斯林和平共处，尽管地位以至权力的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差异在灵活性和容忍度方面来说很明显非常重要。因此文化并不是功能性的问题，而是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化及其假说体现在引起冲突的政治话语中。纽约大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在他的题为《圣战之后：美国与争取伊斯兰民主的斗争》（After Jihad：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Islamic Democrcy）中以他渊博的知识阐明了这一点。42
代替这种模式的另一种选择是有“文明冲突”的很多特点的“对抗模式”。这种模式假定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如同反映在从思想到文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的差异。在这种模式中，伊斯兰世界被认为是顽固的、偏执的，并对西方的进步心怀憎恨。伊斯兰世界抗拒全球化，而在与西方相比时对财富的巨大差异表现出愤怒和憎恨。充满冲突、被孤立、被激怒的伊斯兰世界为死去的人报仇的号召已经排除了与西方国家政府的有效接触，代之以恐怖主义的非对称效应来反对西方的“开放”，这使问题更加剧了。这实际上是新保守主义派最钟爱的阿拉伯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路易斯提出来的模式，虽然比那些步其后尘的人，比如丹尼尔·派普斯更优雅，更温和。
鉴于这个现实，“对抗模式”坚持认为，由于面临一个恐怖的敌人，美国必须通过摈弃多元文化主义，保持构成其特性并带来了进步、自由和市场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和理想来保护自己。这种观点主张，文化同质更可取，而且是达成共识和一致的先决条件。它进一步假定，巨大的文化差异没有为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提供基础。如我们在对早期新保守主义的分析中已经看到的，它本能地怀疑多元文化主义。
改善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有人会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难以对付，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太严重，解决的希望太渺茫，以至于没办法解决。但我们将加入其他人的行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国政府向其国民提出的政治话语在每个领域都把各方以充满冲突的文化和国家呈现出来。这导致了一场文化战争和一场加剧文化冲突的政治冲突，也就是一个由政治激起的文化对抗。
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它可能会指出通向另一种战略的道路，这种战略寻求缓和政治上的紧张并建立在那些也许存在共同基础的有限看法上。在北爱尔兰，宗教和解的部分推动力来自底层，来自像妇女团体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如果我们能够从与此愿望对立的新保守主义议程利用的假设中走出来的话，一些同类情况是有可能在中东出现的。实际上，在寻求和平选择的民众倡议方面，很多基础已经到位。《日内瓦协定》和《人民之声提案》已经加剧了这个进程的紧迫性。43我们会认为，如果在国家建设方面投资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正如新保守主义派在伊拉克所提倡的，那么解决巴以争端这个被认为处于中东激进主义中心的问题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各方在原则上都接受的目标，是在这个复杂问题中找到的共同基础。它不但是居于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特定事业，而且也是居于以色列安全中心的特定事业，因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能独立发展的国家是恢复该地区稳定的先决条件。一个对国际领导提议的完全承诺——或许通过创建一个为此目的任命的特别委员会来保证——加上包括富有的美国在内的西方的财政支持，将会实现巴勒斯坦人的目标，使遍布世界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失去一个关键号召力，带给以色列其有权享受的安全与繁荣。
很明显，这个复杂而长期存在的问题很难解决。作为一个阶层的外交官既不愚蠢也没有恶意。如果有解决方案的话早就找到了。尽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出了巨大努力，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但实质问题仍然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是否充分领会了国家建设的技术。如果记录有任何迹象的话，那么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甚至接近于零，除非相关国家支持重建的概念。44像《瓦伊河协定》（Wye River Accords）这样的努力已经为万一和解配置了大量的财政条款，但即使这些也还是不够的。然而，如果伊斯兰激进主义及其支持的恐怖主义不可阻挡的扩散有所缓解，那么中东难题的构成就没留下任何其他的选择。而且，对于反对国家建设的警告，约旦河西岸或许是一个例外，因为在那里创建一个国家已是政治话语和1948年以来号召世俗阿拉伯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以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口号的中心部分。
除了这些解释，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这类计划的发起者不能是美国人，而且鉴于该地区令人失望的近代史，一般来说也不能是西方人。正如上面提到的，或许会考虑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其特定目的是综合并利用各种被需要的技巧来实现目标。这些技巧大大延伸到那些过去被委任此任务的人的圈子之外。然而做出努力离不开组织和纪律，以前的将军和恐怖主义专家虽然对于执行和安全来说是必要的，但他们缺乏指导这方面努力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高级决策者中应该包括那些能够使将被创建的社会的各方面的结构和功能概念化的人，无论是从当地文化、传统、宗教的意义上，还是从能鼓励一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政治环境的发展的意义上。这意味着，从当地文化倾向和社会实践会怎样长久支持通向代议制政府的运动来说，看到一个逐步形成的国家是必要的。所需的技巧是那些由社会人类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医学、教育、城市规划和援助方面的专家，还有那些能够创建一个现代银行系统和冲突解决机制的人所显示出的技巧，所有这些技巧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核心是授权给那些知道如何将当地习俗、传统和偏见融合成一个至少能反映某种程度的选择的政治框架的人。目标则是启动一个能最小限度地为民主和市场的发展提供先决条件的进程。
核扩散
核扩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最令人担忧的挑战。其危险被《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文件》（2002 National Security Document）称为“激进主义和技术的汇集地”。实际上所有人都赞同这个问题的灾难性，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甚至在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暂时性的一致意见。一个新的、强大的、极易掩盖的破坏性机构可能会颠覆怨恨的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平衡，这种恐惧早已存在。在他1887年上诉无政府主义者投掷炸弹的罪行时，艾伯特·帕森斯引用了时任美国陆军司令的菲利普·谢里丹将军1884年11月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对正在出现的爆炸性武器进行了评论，说“应该记住破坏性的炸药很容易制成，而且银行、美国国库分库、公共建筑以及大型贸易行都能被有预谋地毁坏，并且整个城市的商业被一个愤怒的、随身携带着对其自身完全安全的爆炸物的人破坏”。引用这个例子，前驻英国外交官、现在驻欧盟外交官罗伯特·库柏指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炸药：“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个人和团体将拥有相当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破坏性力量。”45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库柏提议建立一种最新型的帝国主义，在这种帝制中后现代世界用允许前现代世界（吉卜林“没有律法的贱胚”的礼貌用语）进入其市场来换取对善治，尤其是民主制度、开放的市场以及有力的反腐机制的许诺。他把这视为自发的政权变化的一种形式。46
在放弃核武器及生化武器与获取进入第一世界市场和“文明世界”的其他特权这两者之间应该有某种形式的交易，这种观点还是有些吸引力的，即使需要重新考虑帝国主义的包装，而且要小心以防这种观念为一些不好的行为提供经济回报，这恰恰是朝鲜和一些国家正利用的不正当动机。
然而，这种想法对于各种非国家行为者正试图从“黑市”获得这些武器的事实来说作用不大。而且它也不承认寻求这些武器的动机比仅专注于大屠杀的为恶者或者仅将满意于获得特权俱乐部的入场券的未来获得者的动机更为复杂。这些动机很可能具有一些约2500年前被修昔底德确定的好战行动的经典成分，尤其是为“荣誉、恐惧和利益”，47这就对现行的国际机构混合体提出了难题。今天，国际机构划分为处理安全事务的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及其附属机构，比如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处理发展问题的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曾提议通过一个能同时讨论安全、发展还有经济问题的新机构来消除这种差距，以此来降低互相争斗的可能性。48这是很值得考虑的。
结语
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些都不能使我们的读者冲到街上大喊：“我发现了！”在很大程度上，那只是我们的观点。我们不需要去寻找美国外交政策的金光大道，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致力于建设多边体制，因为全球性的威胁要求有一个全球性的响应。”这就是小布什总统2003年10月22日在澳大利亚议会说的。毫无疑问，他已考虑到了由多边合作带来的美国在朝鲜和伊朗的缓慢进展。2003年11月19日在英国伦敦白厅他重复了这些观点。“和我之前的11位总统一样，我对美国帮助建立并且领导的国际组织和联盟充满信心。”
但是这些话也反映出，新保守主义派引起的负面效应正在让美国自食其果：财政和军事资源延伸到了极点，道德权威丧失了，盟国被疏远了，对手日益活跃和激进，荒谬的形势是2003年末欧洲人认为美国和朝鲜一样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国家被两极分化。把所有这些汇集起来我们会很清楚地明白，新保守主义派的算计有着不可救药的缺陷。非但没使自己更安全，美国对武力的使用反而已讽刺性地说明了其武力的局限性。美国的战略地位日益削弱。简而言之，从伦敦到北京的实际政治展现了一种控制性的现实，这种现实如果说没有折断新保守主义派之剑，至少也使其钝了不少。
新保守主义派有过得意的时候。遗憾的是，他们的单极学说已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他们在中东政策和更广泛的反恐斗争上留下的未经检查的遗产会使这种破坏加剧好几倍，不仅在外交政策上，而且在美国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上。他们认为美国的理想应在巡航导弹的“背”上传送，而不是被允许作为普遍主义者的抱负而为自己辩护，这种悲观的想法已经严重歪曲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幸运的是，这种路线已经结束。巡航导弹需要被放回弹药箱，只有在能增加美国更广泛利益的价值时才能用它。美国的道德权威也需要复兴，但这将是个令人鼓舞的、值得的努力，好几代美国人已经显示了他们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而且美国的朋友会提供大量的帮助，他们知道在同美国进行合作时世界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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