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义与美国崛起

经济学总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如同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多德的犀利嘲讽：“经济学并非社会的经济医师，而是商业与金融的啦啦队长。”^[1]这多少道出了迄今为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尴尬和无奈，但却是事实。在美国的经济学发展史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的看法，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指导。正是由于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套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之自由贸易理论背道而驰的保护主义“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2]，制定出各种保护国内工业、商业和金融发展的经济政策，并为之提供理论基础，才使得美国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由19世纪初的一个以种植园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经济为主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经济强国，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霸主。

但这听上去不像我们熟知的美国“发家史”。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美国学派”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留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印象是：美国崛起依靠的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充沛的资源，遵循的是“自由贸易推动经济繁荣、自由竞争促进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

为捍卫美国崛起的“真相”，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严肃认真”的工作。例如，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从1815年到美国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英国对美国棉花的需求。美国内战前的20年间，棉花大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二分之一；南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正是棉花种植户对英国需求变化的反应的结果。西蒙·库兹涅茨、摩西·阿布拉莫维茨、理查德·伊斯特林和布林利·托马斯对欧洲劳动力和资本向美国的转移作了研究，用以解释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崛起。其中，托马斯认为，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导致了美国的繁荣。库兹涅茨则提出相反的解释，认为美国的发展动力源自自身而非英国。库兹涅茨和阿布拉莫维茨、伊斯特林提出了一种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以解释美国经济波动的理论，论证了美国经济每次从严重萧条中的复苏（如1839—1843年的萧条）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短缺，必须从国外引进劳动力来缓解压力，从而刺激相关投资和引发新一波经济增长。^[3]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在微观领域中的正确性，但显而易见，它们有意无意地强调了资本积累结构中市场的作用，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主体——政府的作用。

对于这种“忽略”，道格拉斯·多德指出：曾经出现过的阻碍美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任何手段与方式，“都被忽略了——以任何必要的方式忽略”，“事实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一辞藻在美国走得比英国更远，并且已经被美国的经济发展事实所扰乱”。“如果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或下半叶（像英国那样，从19世纪40年代起）遵循了‘自由放任’的原则，它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呈现另一番景象”。^[4]

那么美国崛起的真相究竟如何？“美国学派”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为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考察19世纪美国的经济思想发展史，解开这段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