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集团产生的思想

二、美国利益集团产生的思想、社会与制度基础

美国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兴盛与美国特殊的国情分不开。这主要包括美国自治、结社与参与的传统，美国社会利益与文化的多样性，美国建国者和普通民众对利益集团的认识，以及美国宪政制度和相关法律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制度空间。

(一)美国有悠久的自治、结社与参与传统

美国先有乡镇后有国家，每个乡镇就是一个自治体，国家是乡镇的放大，^[6]乡镇自治传统和由它构成的社会基础使建构起来的新国家只能是全体民众的自治机构，也使乡镇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始终能够通过自治守护自己的利益，并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美国最初的州也有很多来自高度自治的公司殖民地和宗教殖民，即使王室殖民地也成立了议会这一自治机构，基本上也是保持了高度的自治。美国尽管有深厚的个人主义传统，但自治的个人也是促进社区发展与结社的可靠动力，而且美国历史上“社区一直在同个人主义作斗争”^[7]，民众自愿组成了各种邻里组织，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中心之一。同时，民众积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社区活动、政治活动和慈善活动，1960年以前美国北部民众参与总统选举投票率在70%左右，1850年到1910年之间在80%左右。^[8]这些结社与参与活动既是建立在民众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时又不断强化了他们之间的信任、互惠和情感联系，培育了美国公共生活赖以为基的社会资本，使民众形成通过自治、结社与参与维护自身和社区利益的权利意识、政治习惯和政治技能。

(二)美国社会利益与文化的多样性为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被称为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大熔炉。美国自由至上的信仰和为之进行保护的政治法律制度为民众价值追求和生活方}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与保障。而且，社会由于资源、地位和声望占有不平等而出现分层。这些使美国成为利益和文化高度多元的国家。社会利益结构和价值构成比较简单的社会往往能够通过政党来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利益与文化高度多样性的美国政党的代表功能则显得比较有限，这就需要各种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来表达多元的利益主张。

(三)美国建国者和普通民众对利益集团的认识成为利益集团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基础

派系和党争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早已有之，只不过在古代政治中，尤其是中央集权政治中并没有给派系活动积极的评价、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和制度化管道，派系和党争往往受到君主的打压甚至禁止或者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但是，美国建国之父们一方面对政党政治抱有警惕和担忧，在宪政制度设计时并没有为政党的产生与活动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又对党争活动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没有采取禁止的立场。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党争植根于人追求私利的天性，本身是不可消除的，不可能禁止它的产生，但必须控制党争的消极影响，解决的办法把政府决策的责任赋予少数民选代表，使众多利益集团在影响政策的过程中相互竞争以防止某些利益以其他利益为代价获得优势，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一种利益的平衡，^[9]这为美国多元主义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美国学者达尔对多元主义民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并在早期通过案例研究以证实这种思想在现实中得到了落实，^[10]但更多的研究表明这种思想很难在现实中完全实现，甚至有学者提出了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是行政机构、国会委员会和工业界精英组成的联盟。^[11]但是，麦迪逊的思想和多数民众对多元主义民主的坚定信念依然成为美国利益集团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条件。

(四)美国的宪政制度和相关法律为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

美国宪法致力于建设一个能够保障人民自由表达、请愿、结社的社会，尽管某些人或者团体可能会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而追求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政策，但是如果取消这些政治自由美国将变成一个独裁主义国家，其代价将更为高昂。所以，美国既要保障这些自由，同时也要承受这些自由带来的消极后果，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核心层面一个难解的困境，^[12]这种对表达与结社自由的宪法保障是美国利益集团能够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

美国国会议员和总统分别由民众选举产生，都是民众的代表，都有代表民意的责任，民众向议员和总统进行利益表达也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制度安排使得国会和总统成为美国立法权和其他重要决策权力的共享者，而国会又分成参议院和众议院，每个院由很多委员会构成，委员会下设立小组委员会，议员还配有助理，这使得美国决策权力高度分散化，从而为民众与政治体系不同部门进行沟通提供了制度管道与激励效应。与政治体系沟通机会的存在是利益集团形成的重要条件，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不需要多元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没有为它们的产生提供机会。权力分散与公开虽然有利于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13]但是如果议员缺乏向选民负责的压力，可以将民众诉求拒之门外，那么利益集团也会失去产生的动力。美国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使得国会议员为了再当选不得不向选民和利益集团敞开大门，接受他们的利益表达、信息服务和资金资助。美国国会议员立法决策的繁重任务使得他们也需要某种外部力量的支持与帮助，这也刺激了利益集团的产生。利益集团的存在与表达行为得到了宪法的保障，相关法律对利益集团的竞选资助和游说活动进行了规范，这些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活动与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