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
留守儿童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独有问题，而是具有一定时空变迁的共性的问题；同时，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口流动的不同特征，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所受到的影响和呈现的问题又有所差异。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根据全国对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三亿。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在自己进城的同时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诸如恶劣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交通安全无保障等等。加之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分布状况使得这种压力落到流动者身上，这就造成促进城市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不能享有国家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并托付给其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由此诞生了。据调查，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5千万留守儿童。有专家推算和保守估计，近年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以上。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18%至22%。父母双方都外出流动，儿童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在全部留守儿童中超过了半数，比例高达56.17%。因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1]。
2.社会组织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途径存在的经验与不足
大学生志愿活动方面。通过对众多大学生志愿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活动进行梳理发现，大学生志愿者的活动主要形式有“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给农村留守儿童写信”、“农村社会调研”、“留守儿童夏令营”、“文艺表演”、“心理与学习辅导”以及募捐慰问等。例如，武汉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大别山区入住山区留守儿童家庭开展“一对一”的对口帮扶[2]。安徽科技学院开展“三月行”特别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活动[3]。佛冈县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六一”期间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4]。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大学生志愿者到各镇开展慰问农村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为该县困难留守儿童送上节日的关爱。通过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三所高校的大学生联合开展的蓝信封行动[5]；华中科技大学与江夏区共同建立的“留守儿童爱心服务基地”，通过结对帮扶、心理辅导等方式与当地的留守儿童建立长期的合作互动的关系[6]；扬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举行“同在蓝天下携手共成长”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与扬州的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起通过做游戏、包饺子、学习科普知识等活动，用实际行动把关爱延伸到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为他们当代理家长[7]。
大学生是个特殊的群体，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拥有较高的科学人文素养。因此，他们在与留守儿童的长期接触中，会对留守儿童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理想和行为都会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通过总结各类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的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发现大学生在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具有其他志愿者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视野开阔，有利于辅导孩子学习；大学生志愿者知识文化水平较高，同时有较多的理论知识作支撑，有利于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实践中的经验形成文字经验，以供借鉴和参考；大学生志愿者由于尚处于学生时代，了解学校，了解学生生活，易于与留守儿童沟通交流，有助于关爱活动的开展；大学生群体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学生志愿者的活动可以更好的宣传关爱留守儿童；大学生志愿者的活动一般以学校为依托开展的，所以易于得到学校和当地政府的有效支持，有助于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开展。还有，大学生学习时间灵活，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投入到活动中。
不置可否，当代大学生积极肩负社会责任，积极参关注留守儿童，在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动中有所建树。但是大学生志愿者在行动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第一，大多数志愿者倾向于开展单一的、大型的关爱活动，受时间空间资金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绝大部分的关爱活动都属于“短期活动，缺乏长效性，后续性和系统性。第二，目前大多数志愿者团体开展的心理辅导活动，由于志愿者们年纪尚轻，经验不足，容易对留守儿童造成二次伤害。第三，活动的形式大于内容。通过观察和了解大学生志愿者的关爱活动，即以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关爱留守儿童，可是其对留守儿童的实质性意义很小。
留守儿童托管家庭。留守儿童托管家庭是由社会服务机构或个人接替留守儿童父母的角色，把多名留守儿童集中在一起，对这些留守儿童的生活起居等进行全方位、家庭式照料和管理的一种留守儿童的监护方式[8]。目前国内对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在有些地区还有诸如“留守儿童之家”、“留守儿童托管所”、“留守儿童托管服务中心”等称谓。推动留守儿童托管家庭建立的主要主体包括两类：一是政府部门，主要涉及妇联、教育部门、关工委、共青团等政府机构。二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如有社会服务机构建立的留守儿童托管家庭，由少数退休老人、民办教师、社区精英等个人倡导自发形成的托管家庭等。
托管家庭的特点：第一，在区域分布方面，留守儿童托管家庭大都建立在劳动力输出量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其中最具典型性的诸如，重庆、四川、安徽等地。第二，在托管监护人方面，社会组织自发形成的托管家庭的监护人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经济基础和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社区精英。主要人群包括，退休老人、民办教师、社会有识之士、企业家等。第三，在托管对象方面，一般进入托管家庭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导致无人监护或者监护人不能进行有效监护的留守儿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出务工的父母意识到系统的辅导和照顾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希望孩子能在托管家庭里接受更好的照顾。有着这种意识的父母也会将儿童送至托管家庭。第四，在权责关系的界定方面，在留守儿童入托时，托管家庭一般会与留守儿童的家长或者监护人签订托管协议，明确在托管期间的托管家庭在留守儿童生活及其他方面的权利与责任。第五，从经营性质来看，大多数的民间托管家庭具有一定的营利性质。以营利为主带有部分公益性。第六，从活动内容看，托管家庭最主要的是对留守儿童进行生活照料，除此之外，还会辅导儿童的作业，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和一些文体活动。第七，从托管场地看，民间自发形成的托管家庭多以自家的房屋作为托管场地实行家庭式托管。
总之，托管家庭是在大多数父母外出打工导致儿童无人监护或者监护不力出现的一个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托管家庭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同时也能弥补留守儿童在亲情、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另外一方面，托管家庭通过对留守儿童进行集体托管有助于培养留守儿童的集体意识、团结协作的观念和规则意识，增强人际沟通交往的能力。
典型案例一。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板桥镇是劳务输出大镇，每年有近1.5万人外出打工，仅板桥小学留守儿童就占一半以上。近年来，外出打工的父母为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纷纷到镇上租住房屋，将孩子托付给老人照管。2005年底，曾在村幼儿园任过教的赵永菊将家里的承包地交给邻居料理后，专门到镇上租房照顾儿子，后来儿子到自贡上高中后就专门为亲戚照管孩子，看到妹妹忙不过来，姐姐赵永芳主动过来帮忙。出于母爱与责任，姐妹俩对孩子的精心照顾得到了亲戚们的称赞，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慕名将孩子送来托管，“留守儿童之家”由此产生，少的时候7人，最多达到20人。
6月初的一个深夜，赵永菊被隔壁孩子的哭声惊醒，她赶紧翻身下床，快速走到熊帅床边，一摸额头，“怎么这么烫？”测量体温、喂退烧药，第二天天刚亮就把孩子背到镇中心医院，陪着孩子输了三天液。生活上无微不至关心，学习管理上严格要求，“除了管吃喝，还要给孩子一个好环境。”赵氏姐妹不仅为孩子们准备了营养菜谱，制定“家规”管理，请来板桥小学老师当“家教”，还买回棋牌、篮球、跳绳等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每学期都要带他们外出郊游、野餐，同时安装了电话，方便孩子与父母联系。孩子们嘴上叫着“二嬢”、“五嬢”，内心早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妈妈。
“家庭式托管留守儿童，赵氏姐妹是第一个。在那里，一个个曾经的‘调皮大王’、自卑孤僻的孩子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姐妹俩用母爱给了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大家’。赵氏姐妹创建的“家庭式”托管留守儿童之家把分散的、缺乏父母或家庭监管的留守孩子集中起来，按照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模式进行统一托管，这种市场和需求相结合、公益性服务和抵偿性收费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创新了关爱农村留守学生工作[9]。
托管家庭活动效果评价。留守儿童托管家庭的出现，有助于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学业辅导，思想品德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规范留守儿童的日常行为，保障留守儿童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下成长。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留守儿童要么被交给父母的亲戚朋友临时照顾，或者交给祖父母外祖父照看，大一点的孩子就自我管理。亲戚朋友的监护一般是临时的，缺少稳定性，无法照顾到孩子的心理状况，同时也容易让小孩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隔代照顾和抚养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弊病，由于老人受思想意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或者身体条件的限制，多数难以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照料和学习辅导，同时在教育抚养方式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那些只能靠自我管理的留守儿童来说，他们不仅缺少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怀，还缺少学习上的帮助、行为习惯和思想品德上缺少正确的指导，自身安全上也存在着极大的隐患。而托管家庭在留守儿童的照顾上却存在着极大的优势。首先，托管家庭能够给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照料。其次，托管家庭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较好的学习上的辅导，因为托管家庭的监护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另外，留守儿童在集体的环境中，有助于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最后，由于托管家庭的负责人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有利于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陶冶留守儿童的道德情操。
第二，有助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社会化就是一个人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并且社会化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的[10]。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对儿童性格的形成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起着重要的示范、教育和引导作用。父母的离开，令儿童缺失家庭教育，缺少了在家庭中社会化的过程。留守儿童在托管家园的生活，犹如生活在一个小社会当中。在这样的群体里，儿童必须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妥协、沟通和协作才能受到这个组织成员的欢迎，在这个组织良好的生存。同时，在托管家庭里，留守儿童能够更好的学习角色扮演，了解学习社会角色，并扮演社会角色，从而帮助留守儿童更好的社会化，适应真实的社会。
第三，有助于减轻监护人的负担。目前大多数父母外出务工时，就会将自己的子女留给父母照料。由于前几代子女较多，就会出现“二拖几”甚至“一拖几”的现象。也就是说，两个老人甚至一个老人要照顾三到四个小孩的状况。这些老人往往年老体弱，疾病缠身。另外，除了要照顾留守在家的小孩，还要经营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负担极其沉重，尤其是照顾低龄或学龄前儿童更为严重。一方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不得不分心照料和担心儿童的安全。托管家庭的角色在于接替监护人的角色，将监护人本应承担的负担转移到托管家庭，从而减轻了监护人的负担。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托管家庭，一般可以实行“全托”、“半托”、“周末托”或者“工作日托”等。无论哪种方式的托管，都能将监护人暂时从监护角色中解脱出来。
第四，能够锻炼留守儿童独立生活和自理生活的能力。父母外出后，很多留守儿童的抚养和教育责任被移交给了隔代的监护人。一方面是“隔代亲”，祖父母往往考虑到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会把过多的爱倾注在孩子的身上，容易造成溺爱。常常任其为所欲为，形成所谓的“放纵型教养方式”。在这种教养方式成长下的留守儿童很容易出现娇惯任性、过度依赖、独立性差、自理能力差等问题[11]。留守儿童托管家庭则能锻炼出留守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性。大多数情况下，托管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的照顾仅限于一日三餐，提供留守儿童能力范围以外的生活帮助。除此之外，留守儿童力所能及的生活琐事诸如刷牙洗脸，叠被子之类的事情则需要留守儿童独立完成。没有祖辈的溺爱的家庭氛围，以及托管家庭成员的帮扶和带动，留守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逐渐得到提高，并减少了对他人的依赖性。
第五，托管家庭能够有效的缓解留守儿童的对父母的思念之情。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得到父母的直接关爱，亲子交流的较少很容易在父母外出后出现心理上的不适应。尤其是自我管理的儿童更加容易思念父母。一方面家里的同辈群体较少，祖父母由于有代沟，不能很好的理解儿童的心理需求，一旦放学回家，从学校的集体生活回到孤寂的家庭中，无人沟通与交流极易思念父母。托管家庭采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让留守儿童生活在群体中，同辈群体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和沟通，有助于缓解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的思念情绪。另外留守儿童托管家庭不定时的举行不同形式的精彩纷呈的文体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分散儿童的而注意力，排解儿童的思念之情。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托管家庭作为一种新型的监护方式，不仅能够为儿童提供稳定的衣食照料和安全保障，还能有效的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减轻留守儿童监护忍得负担，锻炼留守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性，最重要的是，通过集体的温暖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缓解儿童对父母的思念之情。
托管家庭的制约因素和问题。目前，由于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留守儿童托管家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是托管家庭作为一个新的事物，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遇到诸多问题，存在很多困难。
第一，缺少政策的支持，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的支持。
由于我们讨论大是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所成立的“平民化”的托管机构，所以在地位的合法性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支持。如：舒城县汤池镇留守儿童托管家庭的负责人曾在报告中反映：我找过文教局，文教局说这不是民办教育机构，不属于他们管理；我找过工商所注册服务性公司，他们说这是教育问题；找民政局注册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民政局答复说：可以，但要找一个监管单位；其他机构比如：工会、妇联、共青团都说这是好事情，但都不能给予监管。因此一直没有办来合法手续。目前，在白河县像我们这样的托管机构有五家，并且还有不少大学生或民办下岗老师想办[12]。也就是说该机构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存在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依据和政策依据。目前国内大多数的民间留守儿童托管家园都存在着这样的困境。托管家庭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容易影响托管家庭的长期性发展。
第二，资金投入不足，硬件设施缺乏。
缺少资金投入是留守儿童托管家庭面临的最主要障碍。当前政府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保护工作方面多停留在文件要求，空喊口号，缺乏专项的财政支持。目前社会组织或个人创办的留守儿童托管家园，主要依靠对留守儿童少量的收取生活费以及组织和个人自筹经费。以案例中的“赵氏”姐妹为例，这个托管家庭是赵氏姐妹自发建立起来的。托管家庭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收取留守儿童的生活费以及自我补贴。由于资金不足在硬件设施方面，投入明显不足。从文中可以了解到家庭里只有棋牌、篮球、跳绳等简单的娱乐设施。所以托管家庭很难为留守儿童提供完善的服务设施。
第三，管理和服务缺少专业性、规范性和长期性。
留守儿童托管家庭的监护人，虽然在文化素质上高于一般人，但是由于在教育学、心理学、儿童营养和儿童安全保障等方面缺乏专业化的培训，致使留守儿童托管家庭的活动缺乏专业性。同时，作为一个新鲜的事物，托管家庭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服务内容和范围的界定上，都没有固定的参考模式，当然也没有有效的经验可以借鉴。另外留守儿童托管家庭普遍存在规章制度不完善，管理和服务也缺少规范性。除此之外，大多数留守儿童托管家庭是创办者凭一时的热情和激情建立起来的，由于资金存在短缺现象，托管家庭运行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大多需要创办人自行填入，长此下去，创办人的热情必然会受到打击，从而终止创办。托管家庭的长期性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四，托管家庭的角色定位面临困境。
托管监护人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的是留守儿童父母的角色，需要对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和思想品德进行监管和引导。然而，这种建立在委托而不是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角色有时会变得很尴尬。正如大多数托管监护人所说，“管得太松父母抱怨，管得太紧孩子不满”。这令托管监护人左右为难，尤其是某些存在行为习惯不良好的孩子更是如此[13]。正处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叛逆情绪，他们对毫无血缘关系和情感基础的托管监护人并不信服。对于如何管理逃课、打架、早恋，沉迷网吧等不良行为的留守儿童，监护人颇感头疼。
第五，托管家庭的模式并不能得到大多数留守家庭的认同。
留守儿童托管家庭建立的出发点在于弥补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和教育缺少，但是大多数家庭并不认同这一形式。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于经费的质疑。几乎所有的托管家庭为维持发展的需要，都会向每个入托的儿童收取适当的费用。这一部分收费，大多数家庭会把它认同为营利性，以为托管监护人以营利为目的，从而就会质疑托管家庭的服务，降低对托管家庭的认同。另外在广大的贫困的农村地区，若收取的费用超出了外出务工农民的支付范围，也将影响当地留守儿童入托。其次，隔代监护人的阻止。由于子女外出务工，大多数隔代监护人将自己的孙子女视为重要的寄托和精神安慰。一旦留守儿童入托势必导致隔代监护人失去这种依托。所以尽管隔代监护人在面临着农业生产和年老体弱双重负担的情况仍然坚持将孙辈留在身边照料。最后，留守儿童的心理排斥。托管家庭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尽管有更多的玩伴，得到更好的照顾，但是并没有住在家里或者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亲切自由[14]。
总之，托管家庭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客观因素表现在，缺少政策支持合法性地位受到挑战，资金投入不足，制度不规范，主观方面是托管监护人缺少专业素质，管理教育方式面临两难局面，以及留守家庭的不认同。
留守儿童托管家庭是以留守为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手段，也是一种新型的监护类型。其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通过替换留守儿童监护人发热角色，把分散的，难以得到有效监护的留守儿童集中起来进行抚养、管理和教育，可以弥补留守儿童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因父母缺位造成的亲情缺失和监管空缺，减轻监护人的负担和压力[15]。留守儿童在托管家庭里面，不仅能够得到良好的生活照料和有效的安全保障，还能获得一些学习辅导的机会，锻炼提高自理生活的能力和独立性。此外，集体的生活中，留守儿童还会获得同辈群体的支持，能够与同龄人沟通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能够增长知识，锻炼能力还能能分散对父母的思念的注意力，培养健全的人格。
但由于其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一个托管家庭的良性发展并不只限于照料儿童的生活起居，还包含着专业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合理的营养搭配，专业的心理辅导等诸多重要的因素。托管监护人由于收年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未能接受专业的培训，托管监护人专业性受到极大的质疑。建立在委托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上的监护，另托管监护人无法作出正确的角色定位。托管监护人仅把自己定义为孩子的“保姆”，只要能够照顾好儿童的生活起居，就可以认为已经履行了托管义务。忽视了除此之外，诸如“知心人”等情感角色，从而弱化了留守儿童对托管家园的归属感。此外托管家庭的发展在农村还面临着众多的阻力。客观上讲，托管家庭面临着政策不支持，合法性地位受到挑战，资金短缺及硬件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尚处于襁褓之中需要政策，财政，社会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引导。
留守儿童学校。留守儿童学校是指由少数社会先进人物或社会组织发起的，以解决广大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题而创办的寄宿制学校。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产生了大量农村留守人口，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开始的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各种民间个人自发组织开展的活动也日益增多并日趋走向成熟和完善。其中最具特点和影响力的便是留守儿童学校。如因为创办留守儿童学校而成为草根英雄，走进国家宣传片的李灵[16]。湘西荣众留守儿童托管学校。留守儿童学校实以永顺留守儿童服务协会为依托创办起来的。该组织是一个民间的自发组织，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专门为留守儿童提供教育服务[17]。“用爱心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的山东省定陶县留守儿童学校[18]。给留守儿童一个温馨的家的歙县育鸿留守儿童学校校长汪育红[19]。还有那个关注中国留守儿童的德国人卢安克，他以一己之力，长达十几年的在偏远的广西山村小学教育留守儿童[20]。
典型案例二。李灵的家在河南省淮阳县许湾乡程寺村，离学校三里远。母亲刘桂芝是朴素的农村妇女。“当时灵儿去郑州干啥，俺都不知道。”她回忆，起初全家以为女儿是去游玩。但后来报道出来后，她才知道，女儿原来是走街串巷“收破烂”。
淮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大部分青壮年都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很多儿童长年见不到父母。李灵说，好多村都没有学校，孩子们面临着辍学。2001年，她从淮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开始琢磨办一所小学。“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就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当时我想把自己所学派上用场。”李灵如此回忆自己办学的初衷。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李灵的父亲李丙兴是一名执教40多年的农村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家里经济拮据。仅凭父亲每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和母亲养猪种菜的收入，白手起家的李灵很难筹齐办学校的启动资金。
后来，父亲李丙兴帮李灵在附近的曾庄村租下了一片约5亩的空地，并向亲友借了几万元建起校舍。学校办起来后，老师却成了难题。李灵说，起初学校只有她一名老师。无奈之下，她只好拉来跟自己同年从师专毕业的表弟当老师。
油印机、课本等则是李灵从旧物中买来，简单翻修后派上用场。“我有空就去废品收购站或其他学校，一本书，一把椅子，一个电脑键盘，就像老鼠搬家一样，找到一件就像宝一样把它淘回家。”
随着学生不断增多，教辅材料缺乏成了李灵的最大心病。一本故事书从一年级要讲到三年级，还要一遍一遍地讲。孩子们对书本渴望的眼神，让李灵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让学生和城里孩子一样也有课外读物。一个27岁的大姑娘，蹬着三轮车上大街收书。一位大妈在得知李灵的想法后，把孙子用过的课外书都送给了她。慢慢地，收书的三轮车前热闹起来，很多人逐渐知道李灵的用意。有好心的居民看到她中午啃烧饼，就给她送水。短短15天，她就收到了5000多册图书。当回到学校时，孩子们围了上来，校园沸腾了。“孩子们比买了新衣服还高兴，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伟大，自己再辛苦点也是值得的。”
李灵告诉记者，学校虽小，事情却千头万绪，有时自己累了一天后双腿都动弹不得，深感一个人力不从心。2006年，李灵自己也曾想过放弃，但她不好意思说，就让上课的老师先跟孩子们说。然而“孩子们围着我说：“老师你别走，将来我给你买好多漂亮的衣服”。还有些孩子从家里带了一把瓜子，还有一个男孩带来了烤地瓜给我吃，就是想让我留下。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心软了。”
李灵的名气越来越大，她的希望小学也备受关注。前年学校只有300名学生，如今学校一共有五个年级的523名学生，还有16名教师。甚至邻近乡村的孩子也跑数十里山路，慕名就读。每天早上7点多，李灵就要去接一些住得远的孩子们上学。“哪个孩子病了，家里有事，我都要掌握。要是将来能办个宿舍，让孩子们住校就好了。”
学校的办学条件依然艰苦，也是让李灵揪心的地方。学校没有操场，教室门前一块三四百平方米的空地，是孩子们课间玩耍的地方。眼见明年就要新增六年级的学生，但新校区还没建好，这也让李灵分外焦急，最近一直在四处奔波忙着办手续。
除了校长、教师外，李灵的身份更多是523名孩子的妈妈。学生病了，她拿出不多的积蓄为他们求医问药。希望小学的孩子有80%以上是留守儿童。由于长期见不到父母，有些孩子很内向，不愿意说话。尚未结婚的李灵，不仅要当“妈妈”疼他们，还要读懂孩子的心思。“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已经缺少关爱了。我就是523个孩子的妈妈。我不敢保证我的学生将来都成才，但起码都过得快乐，身心健康。”
如今，李灵的父母都在给她的希望小学免费“打工”。他们居住的小屋是一个由塑料布搭建成的“临时建筑”，顶棚覆盖石棉瓦，不足15平方米。冬日的“穿堂风”呼呼地从缝隙处吹进来。母亲帮忙给孩子们做饭，李灵88岁的姥姥则在家种着一亩多地的菜，她也会经常送一些蔬菜到学校，支持外孙女。
被媒体报道后，李灵的学校共收到了20万元的捐款。她把所有的账目公开，每笔钱的去向都清清楚楚。除了添置教学用品外，剩余的钱都拿来翻新和新建校区。以前因为建校李灵背上了近10万元的债务，但她却没把旧债还上。“不能用善款去还我个人的欠账，良心上过不去。”李灵表示，还好债主都是自己亲戚，他们也都没催着要。
如今，在学校吃饭的学生一顿交一块钱就能吃三四个馒头。尽管如此，李灵还是让食堂尽量把伙食办好点，除了馒头，还有包子，每周学生还能吃油炸丸子。
她坦言，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建设资金不足。“有时候真是二分钱难倒好汉。我只好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哭，哭完还得继续乐观地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有困惑。”
去年，淮阳县批准李灵14亩地用于新校园建设。新校区距老校区只有几百米，但面积却是原有的3倍。如今新校园建设仍面临资金不足，不过，资金缺口有多大，她却不愿意透露。“说实话，现在的困难跟5年前相比根本不是困难，我感觉自己没做什么，社会却给了这么多关注，感觉自己欠下了很多感情债，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
说起新学校，李灵顿时来了神采。尽管新校区只刚刚建起围墙，但李灵说，“最希望的是能建起宿舍和食堂，给孩子们一个温馨的家。学校门口设个文化长廊，里面是文化大院，除了标准化教室，还要有图书室、电脑室、音乐教室和学生宿舍。用不完的地，可以种点菜，让孩子们自己劳动。”
而让李灵欣慰的是，希望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错，在全乡数十所学校里一直排在前五名。
有关民间留守儿童学校的报道并不多见，但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入选国家宣传片的80后女孩李灵。民间留守儿童学校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在降低农村留守儿童辍学率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有助于降低偏远农村留守儿童的辍学率。
通过研究以上典型案例，笔者发现，民间留守儿童学校主要发芽于偏远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因为父母对儿童受教育存在误区，或者家里贫困，离当地公立学校太远等原因无法送留守儿童入学。民间农村留守儿童学校却弥补了这一空缺，大多数的留守儿童能够就近入学或者免费入学，这为偏远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降低辍学率。
第二，改善了当地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留守儿童学校为当地的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和平台，同时部分寄宿制的学校令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第三，扩大了偏远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的影响力，争取了社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注，有利于该问题的解决。
文中所列举的各种事迹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转化为对偏远地区留守儿童的关注，这有助于动员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促进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地为应对这一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留守儿童学校的发展却面临着困境。一是，资金不足，硬件设备落后。如上文中提到的80后女孩，李灵为了帮留守儿童学校的儿童收集课外读物，受资金的限制，不得不上街废旧的课外书籍。歙县育鸿留守儿童学校校长汪育红在创办学校之初，不得不自己清扫租来的校舍。在硬件设施上，李灵的学校的所有硬件设施基本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这样的硬件设施还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二是，教师缺乏的问题。目前留守儿童学校存在着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现象。一个学校只有一到两个老师，师资力量存在严重的问题。三是，教师的专业性受到挑战。由于招收的儿童年龄跨度较大，大多数留守儿童学校都存在一个老师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甚至初中的现象。从学科的角度上讲，一个老师兼任多门学科，无法给予学生专业的教学和指导。同时，学校老师兼任多项工作，既是班主任又是生活老师等，致使老师精力分散不能专心教学。四是，社会公益性与赢利性的矛盾。
3.社会组织开展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的特征
一是发起者。社会组织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活动的发起者一般是少数社会精英或者先进人物或者一些社会组织。如大学生发起倡导的志愿者活动。当地社会先进人物发起创办的托管家庭。一个80后的女大学生李灵、全国优秀辅导员瞿扬众创办的留守儿童学校等等。
二是营利性质。发起之初大多数组织都是以公益性为主，但是为了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多数组织或收取一定的较为低廉的费用。
三是服务对象。这些组织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农村留守儿童，但是根据实际运作的情况也会接收部分非留守儿童。
四是活动的效果。经过宣传或受到社会组织或者媒体的关注，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先进事迹的典型，对一定数量的农村留守儿童产生影响。
五是合法性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都面临着身份和地位的合法性挑战，影响着组织的长期发展。
六是资金来源。关注留守儿童的社会组织资金一般是发起者自筹，另外一部分来源是进入组织的留守儿童缴纳的一部分管理费用。还有一部分是社会的捐款。
七是治理模式。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一般沿袭传统的家长制管理方式。即发起人成为整个组织的核心。组织内全部的事情都由组织者一人协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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