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及其他

北京大学及其他

本篇是综合性文字，由北京大学的出版标记而衍生出其他大学的出版标记，因此便用了《北京大学及其他》为题，旨在把如今能见到的十几所“大学”的出版标记作一横向介绍，虽不全，但能窥一斑而见全豹。

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出版标记之一

北京大学的校徽之一

北京大学的校徽之二

《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封面

所谓“不全”，那是针对民国时期存在的100多所大学而言。从笔者所掌握的信息看，虽然在大学分类上有各种称谓，有的还存有交叉，如“六大学区最高学府”、“全国中央级国立大学”、“联合大学”、“教会大学”、“工科大学”等等。如今通常所指的“中国十大国立学府”（1938—1945）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中山大学。“国立大学五大名校”：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还有“中国最高学府”（1928—1949）：中央大学。以及“教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广州岭南大学、上海震旦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大学、武汉华中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天津津沽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等。

如今所选10多种大学，基本上位列上述名单，有些名不见经传者，因篇幅限制，只能待机会成熟后再作介绍了。

190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和编书处，严复担任译书局总办。1917年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出版过《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等有影响的刊物，除此之外还出版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一大批著名学者所编写的教材和学术专著均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直到1952年，北京大学出版部才撤销。

到目前为止，笔者见到过的“北大”版的图书不多，只有10多种，如：《春秋孔子》（胡春林著，1920年7月版）、《点滴：近代名家短篇小说》（周作人译，1920年8月版，“新潮丛书”第三种）、《西洋伦理学史》（杨昌济译，1920年9月再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1920年10月版，“新潮丛书”第四种）、《化学史通考》（丁绪贤著，1925年版，“北京大学丛书”第十一种）、《唐诗综论》（许文玉著，1929年10月版，“中国诗歌史研究丛刊”）、《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47年版）、《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1948年2月版）、《独立时论集第一集》（独立时论社著，1948年4月版）、《中国音韵学导论》（罗常培著，1949年版）等。

据说北京大学出版部还出过三套“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均出版于1948年12月，至于到底出了多少种，不详。笔者只见到过其中的几种，如法学院的两种：《社会所得变迁函数的分析》（樊弘著）、《五十年来美国经济思潮的主流制度经济学派》（赵乃搏著）；文学院的五种：《海宁陈家》（孟森著，文学院第一种）、《清初满洲家庭里的分家子和未分家子》（房兆楹著，文学院第三种）、《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瞿同祖著，文学院第四种），《论梵文td的音译》（季羡林著，文学院第五种）、《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魏建功著，文学院第十五种）。

在这套论文集的封面正中，都印有一枚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出版标记，主体图案是鲁迅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北大”两字。然而在这一出版标记中还加了一个碑亭的图案，仔细看最上面好像是一个以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日晷（日规），因文字与图案相压，故难以看清楚，特别是无法看清碑亭两侧刻有的文字。

在这一出版标记图案中，唯一能查考的就是“北大”校徽的设计者鲁迅。据“北大”的史料记载，此校徽图案是1917年8月设计完成的。“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北”字是背对背的两个侧立人，“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从而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好像是一人背负着两人之像，有着“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想象。据说，鲁迅设计的校徽，曾被刘半农戏称为“哭脸校徽”，仔细看确也有点“塌眉垂眼”，一副愁苦相。然而这一校徽图样，经蔡元培认定后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曾长期弃用，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又重新使用。之后，北京大学的标志就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修改的，并确定“特定色值”为红色，命为“北大红”。

在此文前，笔者有意罗列了北京大学三种不同校徽的图案，虽有变化，但“核心元素”没有变，从中也可看出其演变过程是在沿着“鲁迅思路”进行着。

交通大学的出版标记，是在《工业及铁道展览会参观指南》一书的封面见到的，圆形，设计元素较为复杂，有交通大学的中英文（CHIAO-TUNG UNIVERSITY，据说这是旧名，新名是Jiao Tong University）。标记的内圆呈齿轮状，黑底白字，八个篆字校训：“精勤敦笃果毅忠恕”。这一标记，几乎在所见到的交通大学出版的图书中都能见到。

交通大学，成立于1896年，前身是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管理传习所。“交通”，来源于1921年学校划归“交通部”主管，从而改名“交通部专门工业学校”。

这枚出版标记，实际是交通大学的校徽。最早由校方确认并发布的是1926年的校徽。当时校名为“南洋大学”。校长淩鸿勋在校内发起征集校徽图样的活动，最后采纳的是由在校生徐震池和1925届机械系毕业生杨恒两人设计稿的“合二为一”，土木工程学院教师杨培奉、机械工程学院教师杜光祖参与了修正。学校给予设计者每人10元奖金。校长在签发启用校徽的《通告》中作了说明：“校徽中心为铁砧、铁锤，砧上置中西书籍若干册，示工程教育工读并重之意，砧座有阿拉伯数码1896四字，示本校创办之年份。用世界公历者，取其便也。砧外为齿轮，外框为车轮，皆寓工程与交通之意。框与轮之间，上半题篆体南洋大学四字，下半题NANYANG UNIVERSITY英文字。全徽取义深远，含意显豁，允称佳构。”

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曾使用过另一枚校徽，圆形，圆心中篆刻阴文八字，自右至左排列：“精勤、敦笃、果毅、忠恕”，这八字来自当时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外圈环绕一个有着滚珠的齿轮与轴承，上刻滚珠63粒、齿轮51齿；轴承外圈环绕中英文校名，中文以篆体阴文刻制，英文“CHIAO-TUNG UNIVERSITY”。校名外面有两条圆线环绕。由于此校徽未采用传统图案，随着校训的变更，这一枚校徽随之停用。

南洋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

4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又恢复了20年代传统校徽图案，虽有细小差异，但图案中的书籍、铁砧、榔头等未变；中英文校名分别为“交通大学”、“CHIAOTUNG UNIVERSITY”，均以阴文刻制。从此这一图案便成了交通大学校徽的固定图案，以后未出现过本质改变。

《南洋大学卅周年纪念征文集》封面和版权页

由此可见，印有校训的校徽（出版标记）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估计只印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上。而以“传统”的“南洋大学”校徽（出版标记）所印的版本，笔者见到过一种《南洋大学卅周年纪念征文集》上见到的。至于40年代重新启用的校徽（出版标记），因未见到过相应的版本，故不敢枉说。

厦门大学出版的图书，笔者见到的有10多种，都冠以“厦门大学”的名称，但又并非一家单位，均是隶属于厦门大学的机构，在此只记书名、作者和出版者：《厦门大学布告》（厦门大学版）、《厦门大学演讲集》（厦门大学版）、《中国教育哲学底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者应取底态度与观察点》（姜琦著，厦门大学版）、《抗日救国方案》（另名《国民自救论》，丁作韶等著，厦门大学印务处版）、《两性学习差异的调查与研究》（钟鲁齐著，厦门大学版）、《民众科学》（厦门大学理学院民众科学社著，厦门大学理学院版）、《江浙两省各县地方教育经费的调查和比较》（杜佐周著，厦门大学版）、《文纳特卡制实验报告》（钟鲁齐著，厦门大学印刷所版）、《厦门大学十四周年纪念册》（厦门大学版）、《厦门大学毕业纪念刊》（厦门大学一九三五年级级会版）、《国音字汇及电码书：半周钥笔索引法编排》（周辨明著，厦门大学语言学系版）、《中国文学史》（林庚著，国立厦门大学版）。这些版本出版时间，最早是1927年，最迟是1947年。

厦门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

《厦门大学布告》封面

在这些图书的封面或扉页，大多印有一枚厦门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实际就是厦门大学的校徽。校徽图案是陈嘉庚在创办厦门大学时确定的，沿用至今。标记图案为圆形，分内外圆，外圆内上方是汉字繁体“厦门大学”，下方是拉丁语“厦门大学”（UNIVERSITAS AMOIENSIS）。内圆中有两个图案，一是盾牌形，内印一城门并三颗五角星，三星代表中国传统哲学中之“三才”（即天然中之精神的、宇宙的、人类的三大原素）。城门图案为厦门之表记（大厦之门），也指学府门户大开。第二个图案是一条飘带，飘带两头形似野兽，飘带自右至左印有四字：“止于至善”，这是陈嘉庚当年确立的厦门大学校训。

这枚校徽（出版标记）图案虽然设计得有点繁复，但对称性的图案让人感觉沉稳。民国时期大学的校徽大多是这个模样，繁复的图案加上文字，似乎要在一个图案中把大学所有需要说明的东西都包含其中，设计得稍逊的，也便成了图案堆砌的“大杂烩”。

震旦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形似盾牌，而且感觉质地是青铜。盾牌表面从上至下有二横、二横、一横的图案，正合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中的“震卦”，如以八卦代表八种基本物质，“震为雷”，即代表雷，万物受雷的震动而惊起，其性为动。如同春雷之震动可使万物从冬眠之中苏醒而萌发生机……由此而见，震旦大学之“震”，与校徽中“震卦”之合，也便有了更深的含义。

这枚出版标记（校徽）图案是在《民国廿四年私立震旦大学一览》的扉页见到的，在盾牌图案的左右两侧分别印有“校”与“徽”字，但印在此处，就有着明确的出版标记意味。

震旦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

震旦大学出版的图书，据笔者所知有不少，而且大多在其扉页印有这枚“震卦”标记。不过如今能见到的版本实物并不多，如《震旦大学之新图书馆》、《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蒙书考：胡怀琛遗稿》、《忆》和《上海震旦大学员生名册》等。

《民国廿四年私立震旦大学一览》封面和扉页

震旦大学是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大学。1903年2月27日由马相伯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据说，“震旦”之名是印度对中国的旧称。

南开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一

南开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二

如今能见到的“南开”版图书，大概只有30种左右，如《河北省定县的牙税》（冯华德著，1936年12月版）、《近代欧洲经济史讲义大纲》（方显廷著，1933年1月版）、《南开大学图书馆目录》（不知出版年月）、《天津地毯工业》（方显廷著，1932年8月版）、《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览》（1933年1月版）、《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梁思达等编，1936年11月版）等。在其封面大多印有南开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笔者见到的印有出版标记的图书是方显廷编、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出版的《天津地毯工业》，此书属“工业丛刊”第一种。除此还见到过三种：《华北乡村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天津鞋业之组织》和《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

《天津地毯工业》封面和版权页

这枚校徽（出版标记）呈圆形，核心图案是一个八角形，八角形是由两个正方形叠加而成的，八角为直角，分别指向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喻意“方方正正做人”，同时也隐含着“面向四面八方，广纳新知，锐意进取”的精神。据研究者称，八角形，方圆互动，融合东西，有着“智圆行为”的入世、“追求卓越”的立世和“允公允能”的济世哲学。八角形中有“南开”二字，字体凝重，与弧形排列的英文字母“NANKAIUNIVERSITY”巧妙结合。如今南开大学的校徽，就是取此图案，只是在图标下方去字母而换以“1919”，用以说明南开大学的创建时间。

有书友告知，南开大学早期还有过一枚类似校徽的出版标记。当年，天津南运河决口，全校迁入河北政法学校，为了与同时撤离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区分，每个学生胸前都佩戴一枚纸制紫白色临时校徽。紫白是南开校色，意取“紫气东来”。校徽为盾牌形，上下分别写着“南开”与“大学”，中间是“南开”的拼音文字。这枚标记只是临时性的，估计在出现八角标记之前就已经消失。

岭南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一

岭南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二

岭南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三

岭南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笔者曾见到过三种，形态基本相同，圆形，基色为红色，不过在细节处有些不同。第一种见于岭南大学农学院柑橘研究所出版、郑天熙教授兼技正的《美国柑橘区域考察记》的封面，分外圆与内圆，两圆之间印有“岭南大学”和“LINGNANUNIVERSITY”；内圆为主体图案，从上至下绘有山岗、河流、荔枝、小路。第二种是在广州岭南大学日本文化视察团编辑出版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封底见到的，标记图案无中英文字，取其内圆图案，却在外圆以弧线排列：“南大日本文化视察团”，文字中把“岭南大学”缩写为“南大”，这种缩写歧义极大，混淆了诸如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的界限。第三种是在《抗战期间的岭南》封底所见，图案简洁，只取内圆核心部分。

《我们所见到的日本》封面

《美国柑橘区域考察记》封面

《抗战期间的岭南》封面

由此可见，核心部分的“山、河、荔、路”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山为白云山，象征最高理想；河为珠江，象征教育传承；荔枝果实，象征岭南人的使命、小路代表岭南人的迈步未来。据说，标记（校徽）图案的红灰色彩，象征忠诚与忠义。

岭南大学是1888年由美国人在广州创办的私立大学。1927年收归中国人自办。到30年代已发展成设有文、理、工、农，医、商等学科的大学。建校初，校址变迁频繁，从沙基金利埠到四牌楼福音堂、花地萃香园，后又迁澳门。直到1904年才有永久校址：广州城东南十里的康乐村。抗战期间南迁香港，1942年北上韶关，抗战胜利后才重返康乐村。

在金曾澄著、郑慧英编的《书评索引初编》的封底，印有一枚广州大学的出版标记，形似八角徽章，内圆印有“广州大学”字样，可能是一枚校徽——仅为猜想，因从未见到过广州大学的校徽。之后在其他资料上偶然见到一枚“真正”的广州大学校徽。盾牌形，上部有“广州大学”字样，下部盾牌中有一内圆，圆中有篆体校训：“博学笃行”，圆外有光芒与禾穗图案，象征广州“穗城”之称。

广州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一

广州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二

《书评索引初编》封面和版权页

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广州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就此两种，估计还会有其他种。如果这两种都是校徽的话，那么就有时间前后之分，至于“区别”在何处，说不明白。

笔者所见广州大学的图书仅两种，除《书评索引初编》外，只有《广州大学图书馆一览》，在其封底既不见盾牌形标记，也不见八角形的标记，至于未见未闻的版本有多少，在其封底是否印有标记，因所见版本太少，皆不清楚。

广州大学，实为私立广州大学，存活期从1927年至1951年。1927年1月，由广东台山人陈炳权（公达）和吴在民等人创立。1930年8月，购进广州市东横街（文德路和万福路交汇处）旧警署做校舍。日军攻占广州后迁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迁至粤北山区。之后又撤至粤西山区。抗战胜利后仍回广州东横街。1951年2月院校合并时才正式结束。

燕京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

燕京大学前身是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教会学校：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汇文大学1889年由美国人创办，初名崇内怀理书院。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864年创办，初名贝满女塾。通州协和大学创办于1867年，初名公理会潞河书院。1916年三所教会学校合并，初名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1921年购得前清亲王赐园，聘建筑设计师墨菲总体规划，五年之后迁新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被日军封闭，于是便在四川成都市办起燕京大学临时学校，由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原址复校。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据说另有一种说法是“自由，博爱，民主”。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随之迁往“燕园”，从此燕京大学撤消。

燕京大学版的图书，以燕京大学下属机构的出版物为主，笔者前后见过八九种：《中国地方志备征目》（燕京大学图书馆版，朱士嘉著，1931年10月版）、《东省韩民问题》（燕京大学政治学系版，陈作梁著，1931年版）、《中国报界交通录》（燕京大学新闻系版，1932年12月版）、《用华北燧石状火土制造耐火砖之研究》（燕京大学研究院版，陈岱著，1941年5月版）、《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版，许仕廉著，1931年6月版）、《燕京大学同学会各地分会会员》（燕京大学教务处校友课版，1933年5月版）、《鸟书考》（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社版，容庚著，1934年12月版）、《燕大三年》（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版，1948年9月版）、《白石道人行实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版，夏承焘著，1938年12月版）。

在这些版本的封面下方，均印有燕京大学一枚圆形的出版标记，据说这也是燕大的校徽。在圆形中，只见一个“燕”字，但反复仔细看，在这“燕”字中却还隐藏着一个“京”字，所用的是一种“潜隐法”，把两个字体结构相似或相近的字组合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设计理念相当高超。

《燕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再版》封面

浙江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笔者见到的是其下属三个学院之一的工学院的出版标记（校徽），图案为圆形，把一圆分隔为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印有“国立”、“浙大”和“工学院”。这枚出版标记（校徽）依附的版本是《第二届国立浙江大学毕业纪念刊》，封面由蔡元培题签。

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的校徽（出版标记）

浙江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

《第二届国立浙江大学毕业纪念刊》封面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1897年创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最早的几所新式高校之一。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后相继改名为求是大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在原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1928年4月改名浙江大学，并从7月1日起冠以“国立”，蒋梦麟和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文理学院设有外国语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七系；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四系；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五系。

笔者见到的“浙大”版图书总数不超过50种，如《遵义新志》（张其昀主编，不知出版年月）、《植树须知》（杨靖孚编，1929年9月版）、《浙江大学西迁纪实》（李洁非编，不知出版年月）、《梅光迪文录》（梅光迪著，1948年9月版）、《国立浙江大学要览》（1939年5月版）、《国立浙江大学通则》（不知出版年月）、《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程天放著，1932年9月版）等。

后来所见的浙江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已经是如今的校徽了。这枚新校徽分为内外两圈，两圈间是浙江大学中英文，所标示的“1897”，是大学创建年代，可追溯至求是书院；内圆中是展翅飞翔的鹰，据说是代表浙大的“求是”精神。

圣约翰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一

圣约翰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二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简史》封面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把原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首任校长施约瑟，任期10年；继任者卜舫济，任期52年；1941年沈嗣良成为首任中国籍校长。建国后，圣约翰大学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消失，学校原址则让位于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笔者是在《圣约翰大学五十年简史》的封面见到的。图案为圆形，白底黑字，分有内外圆，内外圆间印有校训，即孔子的经典名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有英文校训：“Light＆Truth”。内圆的核心部分是圣约翰大学的中文名，书法体，四周有竹子多株，喻意君子之风，表达了“外圆中空，虚心豁达、有守有为”的精神。不过，笔者还见到过一种与白底黑字正好相反的黑底白字标记，图案结构不变，唯一有变化的是“圣约翰大学”变成“圣约翰”，看来也无本质的区别。

圣约翰大学出版的图书，笔者只见到过三种，除《圣约翰大学五十年简史》外，还有：《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黄维廉著，1932年版）和反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把祖国推向独立自由解放》（圣约翰大学学生会著，1948年7月版）。

沪江大学的图书版本，笔者见到的只有五六种：《中国近代历史讲义》（1926年9月版）、《沪大同学会会员录》（1931年版）、《沪江童子军》（1931年版）、《西北纪游》（1937年4月版）、《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章程》（1934—1935年版）、《私立沪江大学一览》（1935年版）。

沪江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

沪江大学商学院的校徽（出版标记）

《私立沪江大学一览》封面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章程》封面

在后两者的封底，分别见到过沪江大学两种出版标记（校徽），一种是沪江大学的，另一种是沪江大学商学院的，标记形状均为圆形，分内外圆，标记图案主体两者相同：以十字架分隔成的四个空间，从右上至左下印有校训“信义勤爱”四字。在内外圆间，印有校名的中英文，一为沪江大学，一为沪江大学商学院。

1906年，沪江大学创办，原名上海浸会大学，由美国基督教南北浸礼会创办。校址在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军工路。1915年，经校董会决议，改中文校名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1917年沪江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注册立案。1921年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创了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1928年1月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年仅31岁的刘湛恩为校长，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1929年成立文、理、商、教育四个学院。1932年，还在上海圆明园路成立了城中商学院。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本部迁往城中商学院，后又被迫迁往重庆办学。抗战胜利后，回沪复校，迁回军工路原址。建国后，在原址成立了上海机械学院，后成为上海理工大学。因此，今日上海理工大学的校徽上，还刻有沪江大学成立的年份：“1906”——可见，再怎么变来变去，自己的老祖宗的“生日”是不会忘记的！

笔者最早见到的是国立东北大学1944年8月编印的《东北要览》，在版权页上的“印刷发行者”是三台县印刷生产合作社和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出版组，说明此时的东北大学已内迁四川三台。最有意思的是在其封底有一枚形似八卦中的“艮”卦图形，这是代表基本物质“山”，特性是“止”，即山是静止不动的。艮卦，也是“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用“艮卦”代表“东北”，十分贴切。如脱离八卦来分析此图案，可能只会让人感觉像是五块砖重叠三层，不知深意，一头雾水。

东北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一

东北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二

东北大学的校徽（出版标记）之三

《东北要览》封面和版权页　　　　　《东北大学年鉴》封面

之后，笔者又见到了一种东北大学1929年版的《东北大学年鉴》，此时东北国土尚未沦丧，在其内页中，印有一枚当时东北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图案较复杂，形态为圆，分为四层，外圆为粗黑线；在二圆与三圆之间印有东北大学四个小篆，在“东北”与“大学”间也印有八卦中的“艮”卦图案，另有两小圆，内圆为黑点，不知代表何意；在核心圆中，印有“知行合一”四字。据笔者所知，东北大学的校训为八字：“自强不息，知行合一”；而在圆的下半部，还有一个对称图案，两兽相对，看似狮虎；在两兽间印有象征东北的“白山黑水”——反正在一枚小小的图案中，把想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上都表达了，虽然费力，却也达意。

据笔者所知，上述这枚较为复杂的东北大学校徽，是由中国国徽设计者、建筑学家林徽因于1929年设计的。之后的校徽是在此基础上修改的，主要加入了老校长张学良1992年为东北大学题写的校名，还标明了东北大学的创办时间：1923年。至于“五块砖”的“艮”卦是由谁设计的，不得而知。

1922年春，张作霖命奉天省省长兼财政厅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宣告成立，王永江首任校长。1928年8月16日，张学良继任校长，提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求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同月，留学归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东北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林设计校徽也便在此时。之后，张学良重金礼聘章士钊、梁漱溟等名师执教，一时间东北大学英才荟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流亡大学，先后经北平、开封、西安、四川三台，一路求学，一路艰辛……了解了这段历史，再来读读东北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确实是“滋味在心头”！

金陵大学校徽（出版标记）之一金陵大学校徽（出版标记）之二

《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封面《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封面

金陵大学的前身，是1888年成立于南京的汇文书院。1907年，美国基督会把创立于1891年的基督书院和创立于1894年的美国长老会合并为宏育书院。之后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才有了私立金陵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南京。

如今能见到的金陵大学出版的图书大约在三四十种，如《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年版）、《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不知出版年月）、《明代监察制度概述》（于登著，1936年11月版）、《农村调查表》（1924年8月版），《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6月版）、《西康洪坝之森林》（1941年5月版），《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路易士著，1934年3月版）、《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毛雍著，1924年6月版）等。

在这些版本中，见到过金陵大学的出版标记（校徽），而且还不止一种，如在《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和在《私立金陵大学一览》两种封底上见到的是金陵大学不同的出版标记（校徽），两者虽都是圆形，但“核心”图案中的“金陵大学”四篆字的排列不同，且前者圆心为黑点，不知其意。一个大学有几种不同的校徽，并非不规范的表示，而是大学前后期不同面貌的表露，可惜不知金陵大学这两枚出版标记（校徽）的存在时间。

据笔者所知，金陵大学的校训是：诚真勤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