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文化秉性与适应时代文化需求: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觉：认识中国文化秉性与适应时代文化需求

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呢？费孝通先生提出并倡导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种对待人类文明的姿态，包含知性、理智、宽容、反思等诸多意蕴，是在全球文化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自主、自知、自信与自觉的主体意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意思，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目的不在于“文化回归”或“复旧”，同时也不在于“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在于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3]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来说，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利用普遍建立起来的文化交往来吸纳优秀的现代性文化因子。从中国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化自觉有两个明显的关节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是全面了解与把握现时代的文化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可引导性，即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和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做出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14]可以说，对传统文化是否珍视俨然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根基和纽带。丹尼尔·贝尔认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15]因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传统文化“在我们有能力对它进行反思或者抗拒之前便已经占据我们心中”，^[16]是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必定要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倘若人们听天由命地任传统文化按照自身的逻辑自发地演变与发展的话，那么各种恰当的和不恰当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都将以一直延续传承的传统文化作为合法性外衣，以不需要反思的方式在显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种泥沙俱下的继承方式，显然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无论从人的存在的不断超越本性来看，还是从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看，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对其有所了解、有所反省，在批判中继承，才能使其沿着一条自觉的道路尽可能地健康发展。虽然人们不能挑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能够决定如何延续传统文化。

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传统文化如何继承的问题是在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彰显出来的。回首中国百年文化史，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西方现代性文化潮流的压力之下，始终处于与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断冲突与不断整合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状况使得传统文化传承的封闭空间被打破，传统文化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被迫进行现代化转型。很显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对强劲有力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冲击的回应。西方现代性文化除了具有西方民族性的东西外，还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突出要务不仅是要将历史意识与时代意识相结合，而且还要将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相结合；既要引进西方现代性文化，又不可能照抄照搬使之直接成为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既要变革传统文化，又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文化精神并借助于这种精神动力来进行文化创新、完成文化变迁。文化精神是文化创新的“永动机”。文化精神是文化变迁中传承与创新的焦点。尽管在不同时代文化精神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但它们始终能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因此，传统文化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是不受时代和地域限制的可适用于天下之通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与调整，但不应该破坏自然，避免人与自然的离异，使自然在人面前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的会通关系中；以人为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构建，人不是宇宙之本，而是社会生活之本，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离异，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人与人处于和谐的共生关系中；刚健自强——即不懈努力，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牺牲个人生命的思想，体现人的精神存在的超越性；以和为贵——即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意见，在博采众长、吐故纳新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连续性。^[17]在文化交往中，这些传统文化精神尽显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特点，并以对人的终极关怀及形而上的追求所体现的生存智慧走向世界而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中国文化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就在于传统文化精神所具有的这种不断“膨胀”的生命力。

不可否认，“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8]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悠悠岁月的积淀，特别是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铸造，难免有许多历史的尘垢。如纲常名教观念、尊卑等级思想，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有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格格不入，而且与现实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宗法关系与小农意识，不仅使人难以挣脱血缘亲情关系的羁绊，而且压抑人的个性与才智，难以激发开拓创新的精神；“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成历史观，常常以发思古之幽情的思维方式美化过去，“以既往的文化成果为依归，以先人遵行的传统为安身立命的圭臬”，“一切以古圣先贤的言行为楷模，从历史中寻找修齐治平的依据，按照古人既定的原则办事”，^[19]从而让未来服从过去，让现时回归历史；等等。这些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根植于十分成熟的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内在的经验式文化结构，虽然是附着于文化传统之上的“近枝”或“远蔓”，但却是很难铲除的文化基础与甩不掉的传统尾巴。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尘垢以自在的缺乏反思的方式在同一经济基础范围内繁衍传承数千年，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无所不在的、安身立命的文化本能，具有“超稳定结构”。在文化交往中，这种“超稳定结构”通常能够释放出包容一切现存、摧毁一切异端、铲除一切革新、同化一切差异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使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发挥被消解、融化、蒸发、变形与扭曲。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如此巨大的历史惰性力，那么纵然是激进的文化变革，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都不足以兑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这种铲不掉、摆不脱的文化基因耗尽了许多文化启蒙者的热情，把许多胡适们从文化激进主义者又拉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路线上。”^[20]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文化自觉的必要性在于充分认识到这种文化现代性发展的阻滞力，从根基上对其进行干预，使传统文化精神的更新发展及其走向世界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源于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交往。因而文化自觉性的要求在于根据时代的文化需求创造出一条真正切合自身发展的文化之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中国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继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引发“西学东渐”的高潮之后，新文化运动又再掀中西文化交往的高潮。在这一历史阶段上，中国文化现代化在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作用下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向观念层面的转变。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化现代化在观念层面的实践。但是，新文化运动有着明显的缺陷。新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而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不会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此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一部分正在困惑中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发生了方向性的转折，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我建构与发展。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是，较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无数“西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因为在众多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甚至是文化传播规律的客观要求，^[21]因而它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带来较少的文化震撼与文化错位。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是减少中国传统文化变迁阵痛的可选择范式。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人们所需要的不是高级的文明产品，而是某种适合于他们情况的和最易找到的东西。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接受新的文明和保持旧的文明。”^[22]从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新形态的现代性文化指明了方向。

随着全球文化交往的深入推进，文化交往发展的新趋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与完善的根本立足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在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压力下发韧，又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形成的附庸体制的背景下行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压力感。这种压力在经济上表现为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在文化上有意识地潜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同化非西方文化的一厢情愿。这种情形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对西方现代性文化来说，这是一个如何有效地同化他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如何有效地解决技术理性的扩张所带来的现代性文化困境的过程。其次，对于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如何应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如何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并以此超越西方现代性文化而走向世界的过程。在两种不同取向的“现代性”文化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观照，通常在彼此之间引起共同反响的方面即发展问题上会孕育出一种兼而有之的新文化。这种“新”绝不是补缺性的相互挪用而拼接出来的，而是以对方为反观之镜、审时度势地结合自身文化的特质进行自我加工与改造的结果。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困境如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共同课题。中国文化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恰好可以为其提供有价值的资源；而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所指向的理性追求，西方业已实现的现代性文化又恰好可以为其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这种彼此需要的特性是全球文化交往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它在全球化时代进入文化主体眼帘的方面明显有别于其他时代，因而这种关联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由特定时代的交往实践所建构的，是文化交往深入推进进程中文化自觉的指向性标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获得创新发展的切入点。任何文化在文化交往中只要找到这一切入点并以之来重新审视自身，就会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中抓住发展的契机，为自身文化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