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适应与文化融入

一、移民文化不适应的原因

移民普遍经历过文化不适应的阶段，文化不适应较明显地存在于移民的早期生活中，但有些移民的文化不适应能延续到很久，甚至终身。文化的不适应主要表现为受歧视、环境压力、不适应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这也与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发现相似。

通过分析，本研究认为形成这一文化不适应的原因有八个方面：

（1）这可能与移民抱持的“不同的东西是危险的”文化基本理念有关。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总有“文化未知”的恐惧感，因而对于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总是存有敌意或戒备心理。通常来说，在经过两至三年的移民生活后，大部分受访移民已经祛除了对新环境的恐惧感，但是仍有一些受访移民还存有对“文化未知”的恐惧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身边的工作环境和交友圈仍然以内地人为主，主要居住点在珠海，澳门对他们仍然是神秘和未知的。可见，文化的未知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反映了个人与移民城市的亲密度。

（2）文化不适应可能与个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关。哈瑞森＆杭延顿认为环境改变是一个重要的产生适应不良的因素，但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与人们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有关（哈瑞森＆杭延顿，2003，p．159）。移民个体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处理新环境的解决方式也有众多差异，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情况也不同。有的很容易适应，有的却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个人所持有的价值观是影响个人文化不适应的重要因素。

“价值观格格不入”是访谈中多次被受访者提及的一个词汇。不少受访移民表示不能融入本地，因为无法与本地人进行沟通交流，原因是对方“想法太幼稚”（受访者T）、“价值观和爱好完全格格不入”（受访者C、T、G）。甚至有的移民因此原因在与本地居民恋爱之后表示再不会考虑本地男性作为配偶。追问他们究竟是哪方面的价值观格格不入，部分移民认为“本地人懒惰”（受访者J）、本地人“见识短，除了广东之外不知道其他地方”（受访者C）、“本地人不爱学习，就知道打扮”（受访者E）、“思维简单”（受访者T），充满了对本地人的负面评价和鄙夷。价值观的格格不入使部分移民潜在地认为自己原有的身份优越于本地人，不愿意与本地人为伍，人为地制造了一道无形的隔离墙，隔绝了与周边的环境的交流，从而将自己禁锢在原有的身份空间里。

（3）文化不适应可能与新环境的交流背景有关。单波认为，Berry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告知我们，种族文化群体和更广大的社会总是为个体进入跨文化交流预设了不同的策略背景（单波，2010，p．160）。移民的不适应可能是因为新环境并不是安全的、有利于交流的。

许多受访移民的文化不适应可能与澳门与内地之间早已存在的不友善的文化交流背景有关。一些受访移民在访谈中坚决地表示不融入本地，详细追问原因，他们才吐露出“与本地人的冲突”使他们对融入本地丧失希望。大部分受访移民对“澳门小，地方保护主义强烈”都有共识，一些移民在生存中甚至出现与本地“抢食”而遭遇歧视的现象，这导致了他们心里强烈的融入障碍。

也有不少受访移民文化的不适应与澳门独特的粤语环境有关。“语言的障碍”是移民普遍遭遇到的融入障碍之一。受访移民在初期因为语言问题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和社交障碍。如果语言的障碍能在初期得到解决，在融入的时候就会减少阻碍，倘若没有在初期得到解决，在后来的生活上仍会造成文化不适应。例如L就有因为语言障碍产生的自卑感，“我当然想融入，但我觉得会缺乏一种自信，我就是不是特别能有意愿地、有冲动地去讲粤语；不是特别有意愿地、有冲动地去跟他们（本地朋友）沟通交流……因为我粤语讲得不好，所以跟他们也很难融入，而且我们的粤语比他们的普通话要差很多。”（受访者L）

（4）文化的不适应也受制于移民自身的经济条件。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技术移民和亲属移民相对投资移民首先必须要保障自己在澳门生存下来，因此大部分亲属移民和技术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的积极性上、面对适应难题的解决上比投资移民更积极主动。不过，投资移民虽然自身融入的动力不如其他类型移民，但因为家庭条件相对优越，在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比非投资移民有更多的机会，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往往能靠着家庭的经济支持获得外部的援助，比其他类型的未成年移民能够更有利地度过适应期，获得有力的帮助。“当时我不会英文。因为国内的学校是五年级才开始教ABCD，我连ABC都不会……正常来说呢，就要留级。因为当时我爸爸的一个朋友，跟濠江中学的校长是朋友。他就说能补上就不用留级了。那一年的暑假他就帮我请了一个本校的英文老师，我就天天去他家补习，从最简单的学起，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追回来了”（受访者J）。

（5）文化不适应可能与移民内在的“心理退路”有关。不少受访移民对自己在澳门的移民生活存在“心理退路”，有一种“反正澳门生存不下去还可以回内地生活”（受访者B、O）的想法，这使他们在澳门的移民生活总是三心二意。唯有失去了“心理退路”，他们才能彻底卸掉对本地的防御，开始学会融入本地。“当我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内地没有身份证的时候，我就没有了退路……不管是喜欢你的人也好，不喜欢你的人也好……你必须要活出你自己的风格来。”（受访者O）

（6）文化不适应也可能与新环境缺乏融入激励有关。“缺乏激励”是受访移民普遍感受到的融入障碍之一。由于澳门社会普通话和粤语都能够通用，大部分不能够讲粤语的受访移民感到在澳门的生活缺乏融入激励，“身边的澳门人都能说普通话，不需要粤语也能够生存，比较容易融入”（受访者D、K、L、P）。他们在语言的学习上缺乏积极性，自身的融入动力不足，部分甚至已经自我放弃融入，寄希望于下一代融入本地。“实际上我是第一代移民，真的是半融入这个社会，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学习粤语，但像我小孩我觉得他对澳门社会已经彻底融入了，他的朋友都是澳门的同学”（受访者K）。

（7）文化不适应与移民自我调适的能力有关。访谈中发现，有过许多地方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受访移民的适应能力要强于那些生活阅历不丰富的移民。工作和专业的特点也能影响移民的自我调适能力，以外文为谋生工具的移民的自我调适能力要强于以普通话为主要生存手段的移民，例如受访移民D、L、N从事外文翻译和教学工作，他们使用学习外文的方式来学习粤语，就很快熟练掌握了粤语。而A、O从事的工作对语言要求低，他们至今仍不能说粤语，自我调适的能力较弱。另外，工作环境中本地人数量多的移民的自我调适能力要强于工作中本地人数量少的移民。移民对自己适应能力的信心和看待不适应的态度也影响自我的调适能力。对自己移民生活充满信心，看待一切不适都很新鲜的移民具有更好的自我调适能力和调适方式。

（8）文化优越感影响移民的文化适应。许多受访移民对原文化持较高的文化优越感，认为当地的文化不如自己原有的文化，不愿意融入本地。“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内地早餐比如要喝牛奶吃面包，吃稀饭或者吃什么，但是在他们这边就是吃什么牛腩面、奶茶啊，一点营养都没有的。对我们来说吃早餐基本上是家里做在家里面吃，他们这边都不是，都是往外吃的，没有家里那种观念咯。我发现在这里大家晚上都睡很晚，而内地都是八点钟起床，这边人一下子会睡到九十点……我现在很多习惯被同化了，但是到现在自己内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习惯。如果我以后有小朋友的话，我不希望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希望他还是跟我们内地那种习惯”（受访者G）。

也有不少移民具有较强的精英意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精英文化观念融入本地。例如受访者A和C，两人都从上海移民到澳门，移民前对澳门的生活期望值高，自我身份优越感很强，移民后则十分不愿意将自己与偷渡来的移民群体视为同类移民群体，表现对其他移民群体的排斥。相反，并不将自我归属于精英群体的移民，则能较快地调整自己适应本地生活。访谈中还发现那些认为澳门没有太大吸引力但是被动移民到澳门来的移民，无论自我定位在哪个群体，他们初期的适应与融入内在动力都不足，都直接影响了他们个体的文化适应。

二、文化冲突与不适影响移民身份建构

文化冲突与适应是移民融入本地最重要的阶段。本研究发现受访移民几乎都经历过一个文化不适应——文化冲突与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身份建立的四阶段过程。这与霍夫斯泰德＆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适应曲线的发展变化周期基本相符合。霍夫斯泰德＆霍夫斯泰德认为，移民的适应中，第一阶段是新奇期，第二阶段是文化震荡期，第三阶段是文化适应期，第四阶段是心理稳定期（霍夫斯泰德＆霍夫斯泰德，2010，p．161）。在这四个阶段中，本研究认为文化冲突与适应期是影响移民身份建构的重要阶段。这主要是因为：

（1）文化冲突的不良处理会导致移民文化适应中出现身份焦虑、身份逃避、身份伪装等现象，从而影响文化身份的建构。一些受访移民很难有效地解决与本地的文化冲突，很难完全适应本地的文化，有的迫于外界环境的压力而被迫适应本地，有的则迫使自己学会伪装身份，但他们的身份心理却不稳定，文化身份一直处于割裂的状态。例如，受访者F刚刚拿到非永久居留身份证，她迫切地希望能够融入本地，她主动参与本地同学活动、积极做兼职等来结交本地朋友。不过，她发现自己一不留神使用的不标准的粤语用词、无意中透露出的居住地点，都暴露出她不是本地人的真相。于是，她在社交圈就有意识地迎合本地朋友的社交话题，但却明确地知道自己只是在敷衍。而受访者S在朋友歧视内地人时，也选择了隐瞒自己的内地人身份，“我尽量不跟新朋友提起我是哪里来的，然后我就装作是他们的一份子。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会看自己喜不喜欢，然后跟她们一起去聊啊，玩啊”（受访者S）。为了避免遭到本地朋友的排斥，T也选择假装融入，“现在就装得有兴趣聊一聊（她们关心的话题），以前就不想聊”（受访者T）。

（2）文化适应具有非理性的特点。文化适应是极不稳定的过程，Ellen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很少是选择所有可能中最好的，而且从来就不是完全理性的”（Ellen，1982，p．162）。移民处理文化冲突的方式并不是理性的，他们极有可能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文化冲突，选择一种极端的文化适应途径，从而建构一个极端的文化身份。这种极端的文化身份对自身和社会而言都是存有危险的，更不利于社会的整合。

例如N虽然已经嫁给一位澳门移民多年，在澳门已有孩子和稳定的工作，但是她却迟迟不能接受这样的身份。这并非是因为她不能适应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而是她非理性的文化适应观念影响了她的融入。“我不想留在这儿。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是这个概念。因为以前的话，我知道，就我一些同学，一起来的同学，有好几个人很想留在这儿，呃，当然就是主观意识上就想在这里结婚、成家，然后就是继续长期生活。但是我自始至终就是没有这个想法……地方小啦，居住环境不行啦，其实（澳门）整体的生活素质并不高。你比方说像在内地，比方说，像我回到家乡的话，我有现成的房子。然后，我有自己的车。然后每个月的工资，我可能就想花什么就花什么，没有负担。那你在这里的话，即便有钱买房子，你这房子住的还是很憋屈啊……我觉得对新移民来说的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你要从头开始，就是说你没有朋友啊、家庭的那些关系去帮你一把。你要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且可能本地的人对你都是有一些偏见。那你怎么样站稳脚跟，怎么样在这个里面脱颖而出？其实都比本地人要难得多。这个就是一种长期的积淀吧，并不是说别人一定对你有偏见，这是一种现实。”（受访者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