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与中国文化的再中国化

向：岳川教授一直坚持的“发现东方”、“文化输出”，非常具有前瞻意识和担当意识。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引导政府和社会的保护行动，担当兴利除弊的学术使命，坚持学术立场，推广科学方法，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传承和全球共享。

王：提出“发现东方”，是受恩师季羡林先生的启发，他很早就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指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文化输出”观点不是我的原创。早在192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就在北大的开学式上提出了“文明输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当然，当时的语境是整理国学、国故，而新的文明输出还要强调新国学 ——20世纪中国的新文明。我提出“文化输出”思想还受到了宗白华先生“开窗拿来和开门走去”的思想和季羡林先生文化“送出主义”思想的启发。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一句话，当时的中国是风雨如磐的神州，就像一座坟墓一样，必须开窗让西方的欧风美雨吹进来，使我们文明僵化的程度减低。到了世纪末他又说：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华民族经过一个世纪西学的碰撞整合后的新文明走出国门。这提醒我们文化的发展，有可能到了从鲁迅的“拿来主义”走向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输出主义”的时候了。季羡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要“送出去”，我问他为什么要用“送”字呢？他说送人的东西是不讲代价的，不需要付款的。我说如果人家不喜欢呢？他说不喜欢我也送，我就硬送。那么，我提出了“输出主义”的“输”是源源不断的意思，是可持续发展的意思。季羡林先生的“送出主义”更侧重于“他者不来拿而我主动送出”的意思，“文化输出”则侧重于“全球化中文化可持续的发展”意义 ——源源不断地“输出东方文化”的层面。在我看来，每一次思想的递进都是很小的；这个“输”还有一个整体输出的意思。

在文化拿来和输出上，我对三位历史人物——传教士沙勿略、玄奘和尚、鉴真和尚非常佩服。

1542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到了亚洲的大门，进入印度传教。1549年他成为进入日本传教第一人，却发现日本的情况和印度的大异其趣，日本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他看到筷子文化、书写文化、亭台楼阁文化等，觉得与中华文化渊源甚深，必须学习汉字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哲学思想。1551年他决心到中国传教，其最大的理想就是把天主教传进中国。因为他觉得如果中国的皇上都信上帝了，那整个中国不都信了吗？但恰好那时候中国正在闭关，他在广东上川岛徘徊而不忍离去，最后贫病交加，于1552年死在中国的上川岛上。我想问问，当代中国有哪个博士、博导、教授跑到美国或者法国门口不走，坚持要去传播中国文化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出国的朋友：你在美国读完哲学博士之后在干吗？他说我在唐人街开了一家特赚钱的中餐馆！我曾在《艺术本体论》中说：这个世界的人们盖上了高楼大厦，让肉体不再淋雨，却让灵魂留在了户外淋雨，这是多么可悲的现代性事件！

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并不矛盾。古代有玄奘和尚、有鉴真和尚。玄奘是拿来，鉴真是输出。为了传播文化，鉴真年事已高，五次出海均告失败，最后双目失明仍然坚定不移地渡海成功，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成为向日本文化输出并影响了日本文化诸多方面的重要人物。当然，还有文化拿来主义的先驱 ——玄奘。历尽艰辛到印度取经18年，回来后，皇上许他以高官。他拒绝了，只求一栖身之所得以翻译印经，历时19年共翻译佛经1335卷，直到圆寂。但仅仅过了26年，玄奘取经的印度所在地，发生了民族宗教争端和战争，许多经卷原文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过了一千多年，今天印度提出把唐僧译过来的经文重新翻译成英文和梵文。可见文化传承和互动多么重要！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的先驱，让我倍感文化输出的责任与意义。事实上，中华文明输出自古就有。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文化层即最底层的日常生活文化。我们输出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类，如园林、丝绸、瓷器、指南针、火药等；第二层是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大抵是文学作品、书画艺术、戏曲等；最上层是思想文化。在中国向海外文化输出最缺乏的就是中层的艺术文化输出和高层的思想文化输出。因此我准备做三件事：

首先，以民间立场策划翻译300本书。分成三方面，一是从先秦到近代影响中国的100部古代经典。二是将20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到季羡林、张岱年这些经历过欧风美雨的著名学者的思想结集并翻译成英文，共100位学者，每人一集。这些学者在西方留过学，接受过西方文化。通过这些书籍的结集和翻译，向世界展示东西方思想火花的碰撞。这方面，我于1995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文化随笔》百部，可作为翻译的蓝本。三是翻译100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专著。主要反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建筑生态、中国戏剧生态、先锋艺术生态等。力图以民间的立场，学者的眼光，客观的视角，天下的胸怀来做这件事情。这300本著作需要集天下双语精英的翻译人才从事翻译，其费用将是天文数字。我在南京大学做讲演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一个研究生上来递给我一个小盒子，说“王老师，听你讲演我非常感动，这是我的捐款，我现在只有这50元钱，请您务必收下”。这是我收到的第一笔捐款，让我感动莫名。我想有这么好的支持者，有国内外的朋友们的关心，如果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有识之人”、“聪慧之人”、“为天地立命之人”，那这套数百部的翻译丛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送到世界各地大学的图书馆。

其次，准备拍一百集中国式的《发现中国》，尽可能具有国际性和视觉冲击力的精美作品，来直观地展示中国形象。过去，我们总是大而化之地讲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或者是以区域文化 ——如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燕赵文化等 ——大文化圈分类，但今天我们要发现中国文化的细胞，比如千年古县、三星堆、成吉思汗陵墓等等。

再次，办一所“新西方”学校，目的是教初步掌握汉语的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有个学校叫“新东方”，它是输送中国人出国的最大的语言船，成批地把中国的孩子运出去。在北大的一次十佳辩论赛上，一个英语系孩子的话提醒了我：我们天天在参加雅思、托福等英文考试，什么时候也让外国人蜂拥般的来我们中国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到那时我们中国的文化就会被世界人民深切地认识。我倡导办这样一所学校的确有点乌托邦色彩，但是没关系，因为当大家都去做某件事情时，反而意味着这件事情已经快要成为历史，而大家还没有想到做的新事情，才意味着有更多的未来。

最近几年以来，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空前高涨。20世纪末美国教育部门基本上不要求学生选择外语，而随着世界的逐渐多元化，美国人也开始重视外语，大学选择汉语的人数首次超过了选择日语的人数。目前，全世界学汉语的人超过了7000万。我相信中国语言和文化一定会世界化而成为人类的重要话语。而且我还知道，一个人学一门语言就会或多或少地喜爱这门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我们学英语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吗？难道我们不能反过来思考，让西方人也来通过汉语了解汉语文化圈的意义，进而感受和体悟作为东方文化大国的中华文化？

向：您的这几项任务，哪一项都非常庞大，以您一己之力恐怕难以完成吧。

王：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完成不了，这就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时，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呼吁，唤起大家的文化自觉意识，寻找有志于此的同道中人，共同来完成。有人说，中国文化输出是官方的事情，个体作用微乎其微。中国文化输出确乎有一个瓶颈，即“官方和民间”的问题 ——文化输出究竟是官方的做法，还是民间的做法？应该说，文化输出与国力增强紧密相关，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民间的做法。作为个体，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工作，意义重大。只有个体觉醒了，群体的觉醒才有坚实的基础。

向海外推出300种中国思想文化著作，进行思想输出 ——这个任务基于我对两个事实的厘定。其一，在做文化输出整体思考之前，我做了一个文学社会学调查。我到北大图书馆查卡片 ——1900年以来的百年间中国人“翻译”了多少外国人的书？注意，是“翻译”，而不是撰写介绍之类。我做了一个“年代曲线图”，发现当中国社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革，如1919、1949、1957、1966、1978、1989、1992等，翻译界就会出现奇怪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电图”。后来大概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又得到国家图书馆的特许，进一步查找，矫正了一部分，得出的结论触目惊心：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在20世纪共翻译出西方的书106800余册！当然，其中可能包含部分的重复。其二，做完社会学调后，我反向思维去看西方人20世纪翻译了多少中国书。文化的对话和相互了解很关键，任何单维的“独白”都隐含着文化冲突，这是文化侵略的危险。在18世纪，法国对中国非常欣赏，当时看到中国园林都惊奇不已，中国的丝绸也成为达官贵人、小姐太太的争宠之物，中国瓷器（china）在西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玉器一样珍贵。但是没过多长时间，西方人就对中国开始厌倦。中国形象经过了一个“神化”—“妖魔化”—“敌对化”的过程。我想看看外国人20世纪究竟翻译了多少中国书？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大抵翻译了1000册左右！当然这一工作做得还不够全面，也许有的书没有查到，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来做。但是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了解相当少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你想想，我了解你一百，你了解我一，你算了解我吗？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巨大的“经济赤字”足以引发战争。今天中西“文化赤字”达到一百比一了，但我们的学者们仍然无动于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再坚持输入10万到100万册，中国才有救。他们认为，只有依赖西方才有救。但是，我想说的是：印度作为英殖民地长期依赖西方，越南作为法殖民地也曾长期依赖西方，但是今天又怎么样了呢？其落后为世所知。那种仅仅被殖民就能富强的看法，实在是无知之至！

应该说，现代性以来，中国翻译界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视，因为学者们意识到，翻译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精神和国力问题。我清醒地体认到，思想文化的翻译对输出的重要性。“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发现要靠我们，至于“输出”当务之急的任务是解决输出方式和途径问题。汉语言全球化在目前不具有可能性，因此，文化输出只有运用汉语—英语交互式方式阐释传播中国经典和当代文本，即用第一世界的形式（语言传播）传送第三世界的内容（思想文化）。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输出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只能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当这种欣赏进入深层次时，进入文化的神经中枢时，西方就会打破语言的障碍，一窥东方文化的堂奥。

而且，翻译书籍在中国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新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使得中国学术有了新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增长点。但这几次翻译高潮，都是以外文译入中文为主，中国在翻译上处于“入超”地位。因此，要改变这种文化入超，也可以说是“文化逆差”的情况，对外介绍中国，使外部世界了解中国显得尤其迫切，进而也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中译外”的气魄应该说与国运紧密相关。从时间上看，20世纪初期和末期是翻译的最为辉煌的时期，中国翻译西学达到了高峰。但是，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翻译成西文的情况不可乐观。因为条件所限，若干统计调查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西翻译著作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100倍。中西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人认为西翻成中是中翻译为西的10倍，其实远远不是这样。仅仅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近30年的翻译而言，翻成西方的中国著作仅仅33本，而将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则达到近千本……

向：岳川教授的文化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着实让人钦佩，也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我可以告诉您一个与您的译书计划不谋而合、让人欣慰的事情 ——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当代文艺名家名作译介工程”已经于 2013年初开始启动了，“译介工程”立足于较全面地向国外翻译推介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成就，反映中国当代文艺蓬勃发展的面貌，为中国文艺家走向世界搭建交流平台，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项工程包括《中国当代文艺年度名作》、《中国当代文艺名家》、《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成果》等多个系列，将以文字、图片、音像、网络等多种形式呈现，推出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语种版本，以国际化视角、多语种形式展示我国当代文化艺术精粹，打造当代中华文化艺术精品走向世界的品牌，并将在全球范围推广销售。这个工程应该与您的译书计划有一定重合之处，或许能寻求专家、学者与机构之间的合作，来共同推进，一起致力于文化输出的目标。

王：这个项目非常好，对当代中国形象的塑造意义重大！

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是思想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

第一个文化层即最底层的日常生活文化，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化大多注重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化”：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 ——比如漆器、玉器、景泰蓝等，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和当代文化输出相当缺乏。而且，输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尤其是明清以后的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显示出中国文明气象的日渐收缩 ——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朴拙自然，商周青铜器的雄浑大度，到明清瓷器的小巧精致……我们输出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类。中国的丝绸之路输出的是瓷器、陶器、丝绸，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炫耀身份和财富的奢侈品。中国的武术，西方认为是功夫；我们的中医，背后是经脉、气、阴阳的问题，是哲学问题，但到西方后不能被接受，认为没有严密的科学可以证明。如“刮痧”就被认为是虐待，他们不能领悟这背后深入的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化观念，所以“刮痧”仍然是物质形态的输出。今天人们重视鼻烟壶、景泰蓝，有人说景泰蓝技术被外国人偷了、宣纸的技术失窃了，安徽的徽墨生产秘密被人录像了，这些都是物质形态的。停留在实用文化，宣扬民俗和风情，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

第二层是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大抵是文学作品、书画艺术、戏曲等；最上层是思想文化。在中国向海外文化输出最缺乏的就是中层的艺术文化输出和高层的思想文化输出。

我主张“文化输出”绝不能停留在实用文化、民俗民情的一般层次，只有思想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文明的内部神经。因此，我的“文化输出”构想中下里巴人的东西可能会少一些。当然，不是说器物层面就是下里巴人，也不能说器物层面就不重要。但文化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力量合成的平行四边形力矩，按照合力的方向发展。我希望输出中国文化中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艺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内蕴和厚度，而且重要的不是形式，我们尽可以借助人类共通性形式输出中国式的内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同“发现东方”一样，“文化输出”也涵盖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序列，我们发现的东方是经过现代性整合的东方，也是经历了后现代性全面反思的东方，而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学术将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思想的缺陷是，我看到西方书店关于中国的书大多是风水算命、烹调做菜等，离正面的中国文化形象树立还很有距离。我还认为要翻译300本书，前100本是从孔孟老庄到王国维，这次我去海外孔子学院，看到这套书摆在他们架上了，出版了大概30本左右。但是我仔细一翻，也有点不足，大部分都是当年的传教士翻译的。第二个100本是翻译20世纪的大师精品。第三个100本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生态，建筑、书法、歌剧等等，让西方非常清晰地从文化里认识到当代中国的100个方面。

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 ——知识型输出、文化型输出、生态型输出，这里并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如何输出文化？文化输出表明中国将在三个层面进行文化重释和主动传播：知识型（古典经典），对话型（20世纪思想），生态型（21世纪东西互动的当代文化与精神生态）。这种阐释和输出具有文化互动性和自我选择性，即“东西文化互动，精神合而不同，重建中国形象，保持文化生态”。这需要几代人的精神自信和不懈践行。

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大面积交流的时代，我们应该沉下心做一些文化互动有效性的事情。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是借此对西方误读加以反拨，对祖先文化的传承担负责任，对全球化即西化的文化格局提供另一种多元的可能性。

向：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公”知识分子等都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人生实践中，找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责任。

王：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在儒家与道家之间徘徊，或学而优则仕，或归隐南山，得意时宠辱皆忘、歌功颂德，失意时飘蓬江海、满腹牢骚，却很难达到庄子所谓“处乎才与不才”之间，更不能像西方那样将学术研究看成一项“正常的”工作或专业；反观西方的文化史，除少数的极端年代和黑暗岁月以外，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负载过于沉重的政治负担，而是很自然地和当局保持着一种自由、平等和对话的关系。

1946年，宗白华先生写下一篇文章——《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以自信、感伤的复调情绪，表达了“美丽精神”在西方科学权力凌辱下的无奈。但他同时坚持：不肯“参天地，赞化育”的西方文化同样不是人类未来的出路。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了后现代、全球化、消费主义和霸权主义多重洗礼后的人类文明，已经进入高科技与高风险并存的时代，文化战争悄然兴起，“美丽精神”早已被解魅殆尽。今天横亘在中国学界面前的是一条学术与政治、民族与世界、科技与人性、文化与战争交相缠绕的道路，面前的问题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复杂。唯其如此，文史哲等领域的人文学者必须走出象牙塔，关注文化的整体命运。全球化并没有抹去民族的指纹，不论其所从事的是工业生产、社会服务、国家行政、文化教育抑或是学术研究，毕竟民族的未来始终关联着所有成员的命运。

当然，文化输出也要进行自我反思。“文化输出”是长期、浩大的工程，需要众多的学者集体参与，需要中国学界有自觉地向世界整体推出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正如东方处于弱势一样，当代中国学者只能在边缘处发出自己的单薄声音，但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履行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和“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

向：岳川教授的一席话，让我想起了我亲眼见过的，或者是耳闻过的不少让人钦佩，兼具“形而中”、“形而上”和“形而下”三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文化良知和天职，秉持着自己的文化操守，思想先行，文化先觉。

作为汉语的一个词语、语言、概念，“文化自觉”久已存在。但是，真正把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并竭力将之推进为一种学理、学术和社会文化思潮的，还是要数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费老学贯东西却扎根乡土，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一生为强国富民“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是他的“文化自觉”推广行动，终于使“文化自觉”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繁荣日盛一日之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和强调，日益深入人心，日益成为全党的文化理念、全社会的文化理论、全民的文化理想。

之前，我提到的中国民协所采取的三大文化抢救战役，这30多年的抢救，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几万、几十万人的辛劳。一代学术泰斗力主其事，周扬、钟敬文、马学良等，这些中国民协主席、副主席，都是一直在三套集成工作中，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当时已是95岁高龄的名誉主席贾芝一直坚持亲自审定《中国歌谣集成》的最后几个卷本。还有尊敬的周巍峙，已近百岁的老人，长期为三套集成的出版操劳、奔波。更多的无名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地方专家为三套集成奉献了生命和心血。“文化长城”是几代民间文艺工作者智慧和心血铸就起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世所罕见的文化财富，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了精神、责任和使命。

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我特别敬佩的咱们中国民协的主席冯骥才先生，他是我国提出“文化濒危”并施以援手的第一人。

作为本土的思想家和文化学者，冯骥才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就以其独到的文学作品参与了“文化热”的文学实践。冯骥才不断呼吁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这基于两种情状：一是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必须将其唤醒，使其觉悟，从而发声；二是一些知识分子明了世事，但不敢发声、不愿发声，失去了灵魂和脊梁的支撑。所以，冯骥才的呼吁是有所指，有针对性的。他自己同时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自己的主张，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路径与实践做出了极有影响的表率。他大量著文，直面当下。他展开了对社会文化的系列批判，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的文化殖民心态，比如取洋名的大楼、过洋节、洋流行文化等等，对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文化无知，对文化粗鄙化、文化产业化、文化空巢化、文化政绩化等文化恶疾，对伪文化，对文化濒危、消解、灭亡大声呼喊，等等。他论述当前的文化困境、文化乱象、文化形势，从中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责任。他呼唤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阐发知识分子的脊梁，设计各种各样的文化重建，赞美优秀文化如大地之花美不胜收。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不仅仅是只作用于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也在于他对国家文化自觉的推动和促成。在这方面，冯骥才的思想与实践也是可圈可点的。他组织实施的各种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都说明，他的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不仅是呐喊，更是行动，是行动之后成批成片的文化成果。

冯骥才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呼吁将春节按民俗惯例提前一天放假，也就是除夕当天放假，保护我们传统的年文化及其中凝聚的民族情结。2007年，国务院终于决定把除夕列为法定假日，当春节列为国家遗产、国家假日之际，同时决定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列为法定假日。春节的民俗规制和民众生活传统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的节日”成为我们生活的亮点。国务院一些政策的出台，正是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里的一大批专家，经过深入调查向国务院、全国政协多次努力不懈地呈交提案以后得到采纳才成为国家制度的。这些制度将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产生历史性的影响。这样一年一年把我们的假日和节日放在一起，我们的节日就得到了根本性传承和保护。与此同时，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展示的大舞台，每一个节日都必须展示它独特的民间文化及民族文化。这实际上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巨大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不仅在国内民众中更好地宣扬我们的传统论，更通过这个平台，扩大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的春节，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春节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很多国家都开始过中国年。当我们的青年人在大过洋节的时候，我们也向外推出了自己的节日，让外国人也过中国节，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习俗，来使中国文化深入人心。

在除夕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之后，冯骥才主席又立刻向民间文艺界专家学者发出了呼吁：发掘春节文化，提炼春节的时代精神，研究好我们的节日今天该怎样过。民间文艺家迅速行动起来，由冯骥才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节日》系列丛书率先问世。

2012年年底，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实施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公布了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冯骥才就在此一工程中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专项提案，并在公开场合受邀与共和国总理就传统村落保护进行对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兼谈传统村落类文化遗产》，历数了传统古村落的濒危局面，分析了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的原因，他也指出了这类遗产保护的独一无二性，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举措和思路。此中，鲜明地彰显了“文化自觉”的思想。他指出：“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同时又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对它的保护是个巨大的难题。一方面是它的规模大，内涵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村落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若要保护，必然牵涉政府各分管部门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觉悟；再一方面是无论中外，可资借鉴的村落保护的经验都极其有限，而现有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理念与方法又无法适用。这是传统村落保护长期陷在困境中的根由……如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全面盘点，进行整体保护。我们这样做，与我们数千年农耕历史是相衬的，也是必须的。它体现我国作为一个东方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中华文明是人类伟大的文化财富之一。我们保护中华文明，也是保护人类的历史创造与文明成果。”现在，保护传统古村落已经开始成为国策，开始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这与冯骥才主席和民协许许多多专家、学者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显而易见，抢救濒危文化，正在极大地促进文化自觉的实现，是将文化自觉、文化先觉落到实处的实实在在的文化行动。我注意到，岳川教授给自己定的几项任务之中，有拍摄千年古县的计划。我觉得，这和我们保护古村落的倡议和行动应该是异曲同工的。

王：的确如此，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希望我们有机会能进行合作，共同推进这项事业。

文化命运的危机是和对文化的理解方式分不开的。当前中国学界和政府是两种声音，尽管没有对立，却更缺乏关联和协调。这也导致中国当代的人文学研究与实际政治是两张皮：学术界很难将孤高的“文化”同实用色彩的“战略”、“话语”或“政治”联系起来，而政府则认为国家的“文化战略”是同最具文化根基的人文学界无关的事情。这种巨大的裂痕直接影响了学术自身的发展。

我认为，学者应该胸怀天下，学有所用。我们的古人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反倒丢掉了这一传统。躲进象牙塔里，学者的独立人格往往体现在自甘边缘和守住得寂寞上，但这并不代表学者就完全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仿佛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我认为这是另一种矫枉过正。

向：非常认同岳川教授的观点。既要能独立思考，又要能把读书和思考最终变成自己的行动，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真正有为和有担当的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其实并非被我们今天庸俗化了的“读书做官论”，而是学好了，才能入仕从政，不学无术的白卷英雄在古代官场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看见各种为高级领导干部开设的文化讲座越来越多，各种为领导干部推荐、提供的知识读本中也渐渐涉及专门的传统文化知识。只是，这个风习还要更加专业化，在更大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范围也应更加普泛化、普及化。近些年来，我和冯骥才先生在开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对此颇有感触。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中宣部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关表述也逐渐进入了党的报告、中央领导讲话、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文件、文化法律法规，但是往下延伸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认识提高，却非易事。要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认识，首先要对他们进行知识普及。

就目前的国情来看，领导干部是我国读书人口、高素质人群、负有重大社会职责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精英群体。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主要和重要的工作职责是社会管理，领导部门、社会、地方、单位、行业的一域或全局，如果他们能有更高的人文素养，能够“敬畏文化”，对文化有敬畏之心，那么，领导干部的“位置”就摆正了，就不再“无知者无畏”、盲目对文化指手画脚，就会虚心学习、主动服务，就能够避免许多单靠热情、简单命令、违反规律的不科学行为，从而能更加认识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并将其落实到日常工作，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幸事。

王：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意味着中国的崛起道路将不是依靠军事实力，也不是借助于一两场决定性的战争，而是要在尽可能不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整体崛起。但在现有国际形势下，这一设想实践起来具有相当难度。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原创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探索并实践和平崛起战略必须重视文化问题，富有生命力、健康向上、不断创新且具备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是国家崛起的精神基础。在历史与世界的种种压力面前，中国必须继续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和竞争力，除了文化创新以外别无他途。文化创新应该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战略，所以，应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文化立国的共识，培养对于文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如果国家的决策层能注意并重视到这一问题，上行下效，风而化之，其力度和效果会更好。以往囿于形形色色的工具论，我们总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化，文化的家园意识和生命意识被破坏殆尽。加之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费主义影响，导致种种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为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尝试提升各级政府工作中文化事务的比例和重要性，将经济指标与文化指标结合在一起考察和评价政府工作；通过加大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投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视文化和知识的风气，抵御消费主义等消极思想。在这一点上，法国政府和文化界的政策颇可以给我们启示，法国主张的“文化例外”，其实体现了法国反对文化产业化和商品化的立场。法国强调文化的“公共服务原则”，政府采取干预、资助和保护政策，法国文化部预算之高世界罕见， 1999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更是明确表示：“文化作品，无论什么表达方式，即使具有经济或工业方面的重要性，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等同于其他置于市场规律下的商品，这是一个信念。”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不是为了迎合市场，人文知识分子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也正在于此。

同时，应该在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塑造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文化学者是文化创新的中坚力量，而现代国家的政府则是文化创新最为坚实的后盾。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按照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的说法，中国“士人”和阿拉伯文官传统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是始终如一的批评，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知识分子意味着身份自我边缘，对任何既成事物保持着批判立场，不停息地探寻人类社会新的可能性。

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无疑具有悲情色彩。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后现代条件下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文化研究的立场与萨义德的两分法有所不同，更加中庸也稍显模糊，它赞赏葛兰西关于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1]的分类，并且更多肯定后者。有机知识分子自觉地将知识传播看成社会内部的一项工作，他们更强调对于政策制定的参与和影响，而不是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始终孤芳自赏。

如今，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和社会风波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谈论作为批判者的优越感只是奢侈，理工科的有机知识分子占据了主流，人文知识分子早已被从主流政策集团中排挤出来，知识的神圣气息荡然无存。

人文知识的合法性成为突出问题，按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的说法，人类已经超越了启蒙与解放这两套堂皇叙事，进入了实用主义的知识阶段，从此知识只是为了谋生的技术，面对面的教育传授被电子传媒的技术灌输所代替。这意味着知识传承褪去了最后一抹神圣的光环，沦为了与经商、生产、建筑等活动无异的技术型行为。当代社会不断有人质疑教育是否有用，矛头指向毫无疑问是人文教育，技术教育反而无人质疑。

对于文化而言，如果以长时段论，最没有价值的，也许恰恰是在当时当地最有效的；真正留存下来的，恰恰是被当时当地所遗忘或者抛弃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二律背反在于，他始终不能成为独立的阶层，要么依附当局，要么依附底层民众，或者合作，或者反抗，知识在教育和传播的过程中被迫变异。文化研究对待亚文化、边缘和底层文化的态度，能给我们以启示 ——超越这种传统二律背反，在后现代主义扬弃了启蒙和解放两大神话后，为知识阶层找到新的出路和使命，将批评的学院品格与合作的公民意识结合起来，也让文化创新这一知识行为不至于湮没在完美的技术社会之中。

而对于任何成熟的现代政府而言，应体现出足够的开放性和容纳能力，不强求知识分子成为政策的附庸，而是最大程度发挥其创造性，将这些边缘的批评者纳入到中国文化创新的整体工程中来，赋予知识分子以一种“底线身份”，至少赋予其中国历史上“谏官”的地位；不允许“阴谋”但允许“异端”和不同政见，区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回到伏尔泰所说的“也许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回到宋太祖所立不杀文人之规定，回到《诗大序》所说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关系到中国能否团结精英和民间的社会力量，投入到文化创新的实践中，能否以思想塑造现实并将思想成果迅速现实化等根本问题。

向：说到底，文化是“魂”，经济社会是“体”。我们的发展，不能“魂不附体”。在这个问题上能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人。十六大以来，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财富积累的社会代价和物质富裕的人文代价，中国发展目标中的“文明”成分，发展动力中的“文化”含量，发展模式中的“转型”思路，已经随着科学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社会，不仅在满足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上需要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满足更高层面的物质财富生产和社会生活提升上，尤其是要在国际社会中和平崛起，争取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同样需要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提出了文化强国的中国梦，而实现这个梦，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自觉。尤其是知识分子要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自己的思想，又以行动推广思想，最终以个人的文化自觉影响全民的文化自觉。应该通过有影响的文化行动，唤醒士农工商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 ——老百姓对本国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自识、自觉、自醒，乃至自救。一旦形成全民自觉，我们的文化就将有合理而辉煌的走向。

就像冯骥才先生在《文化怎么自觉》里说的那样，文化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国家的文化自觉、全民的文化自觉，加起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化为全民的文化行动，我们的强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王：近30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平崛起之势的形成，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再中国化”无非是相对于“去中国化”而言的，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但是，在这种现象中我们看到文化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这些仅仅是“再中国化”的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再中国化”仍然需要做出深度的分析。最表面的“再中国化”很简单，无非是学习汉语，练习书法，记忆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而已。这种“再中国化”是表层的，也是元素化的，不是整体性。但这一层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元素虽然呈现断片化，但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某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汉字就萌发了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热爱，而不是中国一上来就强行灌输中国文化有多好有多美，那无疑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再往上是“再中国化”的中层模式，中国文化成为人的日常生活准则，比如礼仪文化，孝顺父母，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些传统美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了孩子，却没人赡养。见义勇为，却被诬陷。施以爱心，却被欺骗。曾经有学者疾呼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实这恰恰是传统文化精神失落的表现。传统的道德、道义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贪污腐败，这些是传统中国道德精神所颂扬的吗？这世界还有谦谦君子吗？还有淡泊名利的老庄精神吗？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吗？

最后是“再中国化”的高层模式，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其实，中层模式就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了。秉有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人，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君子乃至圣人。秉有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国家，就是和平的国家，尽管并没有真正实现。

元素的“再中国化”、生活的“再中国化”与精神的“再中国化”是“再中国化”的三个层次。对文化中国的外围而言，他们多停留在元素的“再中国化”上，但有可能抵达中层和高层模式。但是，“再中国化”并非灵丹妙药、法力无边，仍然要对它有审慎的反思：“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哪个中国？是唐代的中国，还是宋代的中国，是先秦的中国，还是明清的中国，是汉代的中国，还是辽金元的中国？“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经史子集的中国，还是饮食日用的中国，是庙堂之上的中国，还是江湖游侠的中国，是丝路花雨的中国，还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谦谦君子的中国，是河清海晏的中国，还是狼烟四起的中国，是利欲熏心的中国，还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中国？可以说，“再中国化”充满着巨大的文化空间和思想空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抽象的、完美的中国存在在那里，让我们高枕无忧地随取随用。

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历史选择的，一个大国不是谁想成为大国就成为大国的，而是基于各类物质和文化的条件的。世界可以期望新加坡、文莱、摩纳哥成为大国吗？可以期望纳米比亚成为大国吗？没有一定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做保证，成为大国是不可能的。而具备了相应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你不想成为大国也不可能。因为，有人会将你视为大国，并且还是垂涎欲滴欲瓜分而后快的对象。作为被历史所赋予的大国，中国究竟是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大国，还是做一个肆无忌惮挥舞大棒的恶狼大国，还是做一个富有正大气象的道义大国？这值得任何一个中国人去思考。

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定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当今，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系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因此，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应该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我们应通过提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在“再中国化”之后获得新能量和普世性，在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互补中，成为真正的大国文化，进而提升人类内在心灵新境界。

[1]①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概念，他用 organic intellectual来表述。葛兰西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阶层不仅会在经济领域，也会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