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的中国文化

何去何从的中国文化

08法学　程永松　指导老师　社科部蔡建红副教授

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当代命题。然而正是由于其间的困惑以及神秘性，才使这个命题具备了吸引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魅力。中国拥有可考证的文明史可上溯到夏商周，足足四千多年，其中的文明史辉煌璀璨、文化巨匠层出不穷、文化坐标立意高远、学术争鸣辩证激烈，这是事实，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到现代，中国文化形态失落、制度摸索和模仿、文人政客的功利化，也是事实。这样的两种事实交接在一起，必然会衍生出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这一疑问课题。

要想清楚中国文化的走向，必须清醒地认识现时的社会文化现状。而最能够认识现时社会文化现状的途径便是取证社会主流群体人格，因为，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现在我们习惯称不同时代的人为70后、80后、90后，就是群体人格的区别对待，而影响群体人格形成区别的因素便是文化的变迁性。

文化变迁性，造成了各个不同时期群体的明显特征和区别，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形态抉择:道德文化、谋术文化、民主文化、契约文化、网络文化……其实这些文化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国古典文化:道德文化、权术文化、权谋文化;中国流行文化:选秀文化、涂鸦文化、广告文化、网络文化、电子文化;外来文化:民主文化、契约文化、制度文化。而人民大众的主流文化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变迁着的文化让文化抉择者在种类纷繁的文化中莫衷一是，但不论如何，最后的选择结果我们可以从社会现实中看出来:文化实用功利主义的逐渐增强、文化轮廓优劣的日益模糊、文化品格的散佚失去……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经过笔者的前一期社会调查，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详见调查报告《对大学生文化形态选择的调查研究》)，而造成这些情况出现以及恶化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影响着文化抉择主体的判断力，或者说是什么促使文化主体进行这样的一种抉择?是文化的内部竞争力?如果是，文化的竞争力又由什么因素来决定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步步逼近，把我们的思维审问了一遍又一遍，最终，我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可以让这一系列的问题迎刃而解，那么，这个支点又是什么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哪一个文化抉择者都会自然或不自然地置自我为中心，置自我利益为中心，其实这也是作为一个文化独立人的前提，无可厚非。但是在作出文化抉择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个社会认可的“财富”，而不是个人价值体系中的“财富”，很明显，这使得大部分的文化抉择都蜕变成了现时代的利益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什么样的文化能更具备竞争力，什么样的文化更具备竞争力，什么样的文化就更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这就是造成中国现时代主流文化现状的根本原因。那么，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功利驱动论是促使人们作出文化选择的重要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上层建筑也必然会影响经济基础，进而影响第二轮的不同经济基础群体的文化抉择，这是一个经济——文化——经济良性模式，也是一个螺旋向上的无限循环模式，但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无限良性循环螺旋式结构却从未生效或者生效甚微?新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文化现状为什么前锋锐利却后劲不足呢?

且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文化现状再讨论定述:建国之后，除去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整体文化走向是百废待兴积极健康的，而且在一系列文化科技方面有了自己的成就，比如哲学、社会学、考古学、戏剧理论上都有了很大的开拓和突破，而到改革开放十年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文化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冲击和由此诞生的流行文化的围堵，发展显得举步维艰，造成了文坛、学术界热闹非凡的表面和枯井死水般实质的沉寂时期。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国力、民力的日益充实是大家有目共睹、亲见亲闻的。但我们同时也不可小觑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不是造成中国文化现状的原因，因为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与各国文化一起交流磨合是必然的，而改革开放提供了这个契机，那么，出现问题的不是文化的交流和磨合，而是中国自身文化的不堪冲击性。

既然文化冲击理所当然、既然文化磨合不可避免，那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出现冲击磨合后的抑抑不振?

这最终还来源于社会文化视角的选择，通过日常生活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一般媒体都以娱乐为宗旨，不仅仅因为娱乐是收视的保障，也因为娱乐对文化是轻松的调侃而不必冒太多的学术风险，所以我们用眼看中国时突然明白:现在中国的文化走向已经深陷在娱乐圈的泥淖中不可自拔了。即使有少数的经典文化形式，比如道德教育、昆曲、京剧、公序良俗乃至近年来兴起的中国风仍在奋战突围，但不得不令我们失望的事实是:它们突围的方式仍是娱乐，而在以娱乐为方式、突围为目标、崛起为宗旨的文化突围过程中，沉湎娱乐无法抽身也成了代价，这个代价让硕果仅存的经典文化形态又一次在娱乐中灰飞烟灭。

以上所言，并不是一味强调文化传播方式必须得严肃呆板，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个人也期待以不同多样的方式去传播文化，但令我失望的是全民选择文化的心态，不是心存恭敬，也不是爱不释手，翻遍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主流心态竟是这样的两个字:娱乐!

这就不得不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娱乐没有错，娱乐文化实况分析可取不可取，以娱乐的心态娱乐文化，绝对不行!我不提倡厚古薄今，反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价值和生命力，但上述的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因为现在人们选择文化的支点是功利驱动，人们欣赏文化的视角是娱乐，而丢失的文化品格是责任境界。这不仅使本是主流文化的一些文化形态不得不附生在光鲜艳丽的娱乐形式之上，成了夹缝中生存的文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失去了本应具有的文化分析力和判断力，成为所谓“堕落的一代”。

堕落不可怕，找到堕落的原因去改变它才是关键，所以，中国人在文化抉择中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态，那么，改变文化心态最重要的引导措施又在哪里?是不是可以一蹴而就?

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一种历史沉淀物，而若想去变更它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的，但改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找到瓶颈和根源。

对比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发展道路以及分析近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西方国家的文化道路上都少不了媒体、娱乐，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媒体娱乐在文化的发展中显得神情轻松、谈吐自如，而外国媒体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们的媒体报道更重视实证主义，而且随时受到广大人民的监督，空穴来风、造谣制舆、娱乐至死的“精神”于他们而言是缺乏的。

可能有不少读者会觉得这样对媒体的束缚太严格犀利了，反倒不如中国媒体的“自由式发展”，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出现中西媒体在文化发展上如此不同的形态及规束，已说明了两个文明之间对待文化态度的不同以及措施的优劣。西方国家的公民并不拒绝娱乐，他们的媒体也不拒绝娱乐，但他们的娱乐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中国，只要媒体报道具有娱乐性，不论正闻还是花边、真实还是伪造，都必会引来无数眼球的观看。而真正造成这种差异的，还是受到了不健全文化人格的影响，对此，政府作为人民先进文化的代表，应该负起指引规制的责任。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只有把一切虚浮的原则化为真实的条款，才能够行之有效地指引人民正确地去选择优等价值文化，当然，文化规制法律的主要对象还是一些文化部门:广告传媒、影音传媒、出版社、学术组织……这些文化机构是代表和引导一个社会主流文化走向的基地，唯有用法律制度去规制它们才有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教化育人，从而改良人们选择文化的基本原则。

当然，其次也少不了众多文化媒体的自我规范，所谓一个伟大纯净的文化时代，就是把一切渺小、污浊的亚文化都不放在眼里。中国的文化传媒应该有着为人民创造优秀文化基因的公德心，换言之，倘若中国文化状态真正达到了清风化民的地步，这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人民的文化选择以个人分析判断力为前提。以道德为标准、以繁荣推荐文化发展为目的，本着对文化的敬意和爱惜，我不能料想，这样的文明会没有竞争力、这样的文化会没有竞争力、这样的民族会没有竞争力。

这些美丽的构想最终会变成现实，但何时会变成现实、又以何途径变成现实?这些都不甚清楚，所以，我要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缺失和未来作一次考究和预测。

有不少学者认为本世纪将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最佳时期，比如余秋雨就曾表述过中华文化将在本世纪2012年为起点，以这个轴向前推移，他的寓意在于中国经历2008奥运和2010世博之后，世界将会更了解中国，而中国也将更和谐地融入到世界，这个分析确实有理有据，然而就像余秋雨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切政治、经济的终点都是文化，而文化的发展也是缓慢积累的，所以余秋雨先生所预测的中华文明复兴可能没那么迅速。再如刘哲昕教授曾在其著作《文明与法制》中分析过中西文明的第三道分水岭为和谐文化，而分水岭的走向是中国因为和谐文化而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其他国家也必将学艺于中国，最终走向共同和谐。刘哲昕先生站在法制文明的观点上对中国现状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和预测，但笔者仍认为其言只触及了片面，而且未曾触及中国文化复兴的要害。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若想在世界范围内复兴崛起，必须正本清源，做到以下的改良:

首先，必须完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场科技革命会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因为一切文化的起点都是物质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是普遍真理，而从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力发展着手，是最稳妥、健康的道路。固然，生产力要发展到适应文化复兴的程度需耗时长久，而划时代的科技革新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累积。

其次，必须完善制度，解决一系列制度的缺失和不足，及时对其进行补充和更新，比如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生育制度、医疗制度、保险制度……这一些以社会主义为属性的制度在历史上都无例可循，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完成制度改良异常艰难，必须步步为营，以时间和实践来验证真理。如此，想完善制度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的，制度不能短时期内完善，国家也就不具备文化复兴的基本要求。

再次，必须完善思想价值体系和提高国民素质。中国要想与世界接轨，不仅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要引进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管理理念。而提高国民素质会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属性，什么样的人民创造什么样的文化，如此，提高国民素质是提升文化最立竿见影的措施。

中国文化，必然会迈着复兴的步伐，而文化复兴的三个要素是:文化主体的高素质独立性、文化内容的丰厚经典性、文化方式的普遍魅力性。三者从主体、内容、方式上分别作出了硬性要求，做好这三个硬性要求，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才刚刚起步。

立言易而践行难，渴望一场划时代的中华文化复兴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愿望，道路漫漫修长而遥远，我们，一起去求索。

(注:本文获2010年度学生社会实践优秀论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