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文化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中国古代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今年是他诞生两千五百四十周年。

孔子生活的时代，中国为十几个诸侯国所割据。他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的先世本是宋国的贵族，早已衰落了。孔子三岁就亡父，家境因此变得越发贫穷，但是他一向非常好学。青年时期，他曾当过看管仓库和牛羊的小吏，又以为富贵人家办理婚丧等事作职业，所以他既有机会接近普通老百姓，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同时又熟悉上层社会的各种礼节，并逐步掌握了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成为当时少有的“博学多能”之人。他后来短期间担任过鲁国掌管司法的长官，并取得了很好的政绩。

孔于非常钦佩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大政治家周公的为人，也想照样在鲁国复兴周公开创西周盛世的政治体制。但是在那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由于上下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理想无法实现，很不得意。于是他又周游列国，依然到处碰壁，长期得不到重用。不得已，再回到本国，这时大约已是68岁的高龄了。此后孔子全力从事教学事业，广招学生，培养后进，开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进行“删《诗》、《书》，订《礼》、《乐》”，在传播、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终年73岁。

《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们对他一生言行的记录。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写有他的详细传记，即《史记·孔子世家》。

历来学者公认：“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的“礼”的行为规范，若从当时的含义来讲，自然也包括了某些行政制度，必须由“仁”的思想来作保证。什么是“仁”呢？他说得最简单明了的，莫过于“仁者爱人”^[2]。至于实行“仁”的方法，则是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乃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的原则。由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出发，将本人所不愿接受的，也不要用来对待别人。但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他又明确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原本有亲疏之分、上下之别。所以这“仁”者的“爱”也必然是有“差等”的，不能完全一样。为了避免将古代孔子的思想现代化而失去其真相，因此，也不能说他是在提倡近代西方的所谓“博爱”，或者是主张人人有平等的“天赋人权”。然而，他确实已经改变了过去统治者把奴隶不当作“人”的观念，并且公开反对“不教而杀”^[5]的“虐”政，这就包含了一定的人民性、进步性跟合理性的思想。

他又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宗法等级社会进行统治的经验，即主张在对人民实行暴力专政的同时，最好还是不要忘了用仁德教育人的工作，这样才能从思想上消除被统治者“犯上作乱”的念头。只有实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6]的两手，才是比较妥善的办法，这就是他所谓“德治”的内容。他公开反对残暴的统治者单凭权力来压榨人民，认为那是不得人心的“霸道”，作为“仁者”是决不如此的。

跟世界上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的为人都不一样，孔子本人决不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宗教领袖。他虽然敬“畏天命”，也讲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7]这一类的话，但是他确实不相信来世，且在怀疑鬼神的存在。如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8]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孔子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年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这种开明的思想，无疑在中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使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在孔子思想成了官方哲学时，便很难再以任何宗教思想来统治人民，反而助长了古代无神论思想的传播。虽也有人试图将“孔学”建成作为信仰的“儒教”，并与佛教、道教并列，乃至跟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一视同仁，但这种尝试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从而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不同于别国的特点，即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能凌驾于“政治”（皇权）之上。

孔于在中国文化史上最突出的贡献，自然还在教育方面，所以后来他被称为“万世师表”，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他最先提倡“有教无类”^[9]，等于破除了以往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特权，从而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对古代学术思想的继承、传播与发扬，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如《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与《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先后成了国家规定的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间接影响到全社会。

教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孔子也不例外，所以他要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这在各种学科专门研究还不发达的古代，应该说是完全合理的，那比只让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吃喝玩乐”的贵族子弟来做统治者，确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想。可是他又反对学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因为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当时的社会统治秩序，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学生就是要学习“治国之道”。

虽然如此，但由于孔子多年来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一心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确实总结了不少正确而且有益的经验，从学习态度和思想方法上，启发了无数有成就的后代学者，特别是教育家。孔子有一种非常认真和严肃的求知精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这跟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观点非常近似。孔子曾强调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1]这样把“名”与“言”联系起来，又把“言”与“行”联系起来，很能表现孔子哲学的特色。他提倡“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12]。这是何等慎重的态度。在思想方法上则认为：（一）不要主观臆测（“毋意”），（二）不要强行武断（“毋必”），（三）不要拘泥固执（“毋固”），（四）不要自以为是（“毋我”）^[13]。在教学实践上，他又提出要因材施教，举一反三。对学生通常“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14]），真可以说是经验之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教学规律的。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没有理由不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本人又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5]，为后人树立了好学的崇高典范。

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只有“继往”才能“开来”，要不割断旧的传统，方可开出新的将来。他并不是盲目地主张复古，而是认定只能对过去实行的制度，有所“损”（删减）或“益”（增补）来具体进行改革，不赞成“破旧立新”的办法。对待文化遗产，他虽然叫人要“温故”，但是目的却是为了“知新”。也就是说，他行事非常注意历史经验的借鉴。所以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6]这对中国后来重视历史的研究，也起了一定的影响。

孔子死后，中国已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了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前25年），汉武帝刘彻为适应全国大一统后的政治需要，接受了著名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历代封建学者中的“守旧派”与“革新派”，都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和思想情况，从孔子学派的思想资料中“各取所需”，来从事创造性的发挥，从而形成了中国经学史上那种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其间既有积极的贡献，又有消极的影响，乃至任意歪曲的毛病。这样经过了长期不断的改造与加工，到后来，实在很难说哪一家是纯粹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了。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在表扬、或在批判的“新儒学”，由于结合了当前各自不同性质的现实问题，加之理解上的分歧，其情况就更复杂了，更需要人们以不同视野加以认真的研究。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建设》1989年第9期。——编者注

[2]《论语·颜渊》。

[3]《论语·颜渊》。

[4]《论语·雍也》。

[5]《论语·尧曰》。

[6]《左传·昭公二十年》。

[7]《论语·八佾》。

[8]《论语·先进》。

[9]《论语·卫灵公》。

[10]《论语·为政》。

[11]《论语·子路》。

[12]《论语·为政》。

[13]参见《论语·子罕》。

[14]《论语·述而》。

[15]《论语·述而》。

[16]《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