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适应性

三、文化的适应性、整合性和可塑性

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对于文化的适应性、整合性和可塑性这三大特征的认识或假设，对经济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一般来说，文化的存在是以它能否适应其所在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特定条件为前提的。在空间层面，文化并不是在任何环境中都具有适应性。离开了它如鱼得水的特定环境，文化也会变得水土不服。在众多失败的国际发展项目中，有一个在人类学者间广为流传的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为改善南太平洋地区土著居民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某国际组织实施了一个旨在增加岛民牛奶消费的援助项目。大量美国奶粉被空运到岛上，供岛上居民免费饮用。然而，多数岛民在喝奶之后就腹泻不止。原来他们体内天生缺少一种能消解乳酸的酶。岛民们便按习俗将用奶粉冲泡的白色浆水，粉刷他们的房屋。这是当地人为治愈腹泻之类常见病所举行的一个传统仪式。由此可见，在项目策划过程中忽略了文化在特定环境中的适应性，其后果不仅仅是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导致预期受惠人群根本无法从项目中得到任何利益。如果说上述例子只不过是个茶余饭后的笑谈的话，那么本章所讨论的其他由于文化误判而导致当地民众对实施项目反感乃至抵制的案例，尤其值得深思。

文化的整合性，则必须通过文化系统内各组成部分或者要素之间的高度协调一致，才得以充分体现。根据这一人类学的整体论宗旨，如果只是紧盯着文化的一两个方面来做研究的话，你的视野会变得相当狭窄。以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部落间冲突为例，置身田野的你很难做到只关注战争本身而不顾当地文化的种种特征。新几内亚高地文化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宴会上的肉猪交换。这一仪式充满了浓重的政治意味。任何想成为地方政治领袖的男人，首先得有一定数量的肉猪做资本。番薯是猪的饲料。种番薯是男人干的活，而女人管养猪。这一性别分工意味着多妻的男人更容易攒够足够头数的猪，来置办酒席，并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通过设宴款待，头人的地位提高，而宾客为还人情，渐渐地从食客变为愿意为头人效力的门客。而成为领袖的头人得以呼朋唤友，聚众袭击邻近村庄，引发部落冲突。战斗获胜者则赢得更多的土地。至此，这一例子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地方文化的经济、政治和婚姻制度层面，但还有其他值得考虑的关注点。比如说，当地人相信超自然力量能左右战争的结局。于是他们在长矛和盾牌上涂上特别图案。在宴会和婚礼仪式上，身体的纹饰被用来表示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

对于发展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的整合性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任何发展项目如果只是触及了当地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不顾及由此引发的其余各方的变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以发生在2008年9月的那场震惊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例，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出发，而是以文化整合性失效，能看到隐藏在这一食品危机背后的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在商业和权力的双重作用下，配方奶喂养这一原本缺少适应性的工业化社会的育儿文化模式，在输入非工业化社会之后，有效地瓦解了以母乳喂养为主的传统哺育模式的整合性，从而塑造出一种完全以市场和资本所操控的“科学育儿”模式，这种极端的涵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一场育儿文化的“畸变”。必须指出的是，在人类历史上采用动物乳制品或其他手段（如雇用奶妈）来替代母亲本人喂养婴儿的做法，并不少见。然而在20世纪，乳品产业运用市场力量介入的方式，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和决定（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营销模式。在此期间，由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和与此有关的医疗和营养权威机构，都对母亲最终放弃母乳喂养而使用婴儿配方奶，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乳品产业和医疗卫生系统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以科学和技术的美好辞藻，一起制造了有关婴儿奶粉的全能神话。同时贬低了母乳喂养在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20世纪70—80年代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消费者的维权行动的压力，绝大多数生产婴儿配方奶粉的跨国企业渐渐缩小了在本国的营销范围，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由于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销售策略，几乎毫不费力地抢占了大量原本属于本地乳制品产业的市场份额（Van Esterik，1986）。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当婴儿配方奶的营销重点从欧美市场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后，本土性和地方性儿童抚养文化在婴儿食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力量的夹击之下，被不断重塑，从而形成深层次的畸变。因此毒奶粉事件不过是这场畸变中的一个插曲而已。跨国和国内的婴儿配方奶生产厂商、与奶粉制造业结盟的医学专家（如儿科医生）和地方官员以及为配方奶代言人的娱乐界名人等，都在这场文化异变中扮演了忽悠者的不光彩角色（在欧美，娱乐行业的名人们几乎不会考虑为任何婴儿食品做代言人；而且他们多半是母乳喂养的提倡者和亲历者）。在营养医学专业术语包装下，传统的母乳喂养模式显得是如此落后和过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以婴儿配方奶和其他替代喂养方法。

尽管很少有人否认母乳喂养这一科学常识的合理性，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众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妇女由于放弃传统的母乳喂养模式，转向使用奶粉或配方奶喂养，而不得不面临的灾难性后果。首先，使用奶粉喂养对用水质和奶瓶的清洁程度有相当高的要求。在许多贫困地区，母亲使用遭到污染的饮用水冲兑奶粉，无异平添新的健康隐患。当婴儿日渐长大而食量日增之时，捉襟见肘的母亲再也买不起足够量的配方奶，只得以水冲淡奶粉，将就着对付嗷嗷待哺的婴孩。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往往又导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婴儿营养不良。在多数时候，母亲在使用配方奶喂养婴儿之后，连反悔的机会都来不及。因为一旦中止母乳喂养，哪怕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母体本身几无可能再分泌出足够量的奶水。由此可见，从放弃母乳到选择配方奶喂养其实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Scheper－Huges，1992）。而这个过程对于农村或城镇低收入妇女来说，轻信“科学喂养”神话而改变传统喂养模式，可以说是引祸上门。

委内瑞拉农村的哺乳期妇女，就曾因强烈抵制政府和国际组织联合推行的一项免费提供婴儿奶粉的计划，而得到发展人类学家的脱帽致敬。尽管委内瑞拉母亲们抵制的原因似乎是来自文化信仰的层面（在当地人看来，用奶粉喂养婴儿就意味着母乳不合格，也可以说母亲的身体还不够健康），但人类学家仍然认为她们对配方奶粉说不，是直觉式的行为，更是睿智的选择（Foster，1969：8－9）。首先医学研究证明，母奶（健康母亲的母乳）较之奶粉或者婴儿配方奶，有着无可比拟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母奶能为婴儿成长提供最好的营养需要。同时母亲又能通过母乳将抗体传给婴儿。然而常识终究抵不过由商家和营养学家编织的婴儿配方奶营养均衡的神话，加之独生子女的家长们育儿心切，使得使用奶粉喂养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科学育儿方式，受到各方精英的推崇。

与多数正直的医学专家一样，发展人类学家是母乳喂养模式的积极提倡者，但更愿意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比如说，在推广母乳喂养的实践中，发展人类学者发现了硬币的另一面，即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如果让对认同“科学育儿”方式的都市女性放弃配方奶喂养，也会遭遇到类似与委内瑞拉母亲般的抵制行为。根据一项旨在鼓励美国东南部女性选择母乳喂养的研究，发展人类学指出：妇女们即便完全理解，也不否认母乳喂养是一种科学和健康的育儿方式，在实践中她们仍然显得犹豫不决，莫衷一是。首先，在心理层面，她们无法确信自己有充足的奶水来喂饱孩子；其次，在某些公共场合喂奶，会使她们觉得尴尬和难看；最后是来自她们亲友的反对态度（Bryant ＆Bailey，1990：24－39）。由此可见，即便某一发展项目能为受助对象带来福利，也完全有可能会遭到拒绝。处在文化、社会和心理等维度的复杂因素，都会最终成为阻碍受援对象参与项目的羁绊。因而，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见下文专述）便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