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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背景下的书刊形态设计人员群落

时间:2022-03-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文学》所作的封面画有唯美的特点。庞熏琹在设计时显现出绘画及图案的深厚素养,无论是《现代》封面中透露出的现代气息还是《诗篇》中流露的古典的抒情都表现出他对刊物特征的理解与恰当的诠释。叶鼎洛的画风受比亚兹莱的影响较大,画风柔美娟秀,笔触细腻,与叶灵凤并称为“两叶”。1930年代漫画与木刻的兴起,形成了民国书刊形态中最有民间基础的插图种类,并称为“漫木”。黄文农的作品在北伐期间曾得到社会热烈的反响。
都市文化背景下的书刊形态设计人员群落_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晚清至民国的书刊形态研究

1920年代后期以后,上海的美术教育发达。1927年,上海共有艺术学校及研究所15所之多[35]。各种美术展览会、美术比赛使得艺术的交流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回国,他们带来了国际主义艺术,从林风眠的艺术运动到决澜社的视觉冲击,美术创作的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又产生了与印刷直接发生作用的艺术种类漫画与木刻。漫画家与木刻家的加入,丰富了创作的队伍。其中漫画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当时的《漫画生活》在全国征稿,响应者众多。另外,为配合图像出版的需要,专职的美术编辑队伍扩大。

1.编辑群体

出版事业的发达,使得专业美术编辑的队伍扩大,如梁雪清为《良友》的美术编辑,叶浅予为《玲珑》漫画栏目编辑。其中有名者如郑慎斋、郑川谷、都如冰、陆志痒等。

郑慎斋 (人仄)[36]曾经任职的出版机构有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等,设计的作品[37]有《最后的幸福》(张资平著,现代书局,1927年)、《祝老夫子》(祝秀侠著,现代书局,1929年)、《少年歌德》(柳无忌编译,北新书局,1929年)、《冯小青》(潘光旦著,新月书店,1929年)、《异邦与故国》(蒋光慈著,现代书局,1930年)、《碎了的心与寻爱》(蒋光慈著,爱丽书店,1930年)、《蚕蜕集》(史岩著,广益书局,1930年)、《爱网》(楚洪著,北新书局,1930年)、《春醪集》(梁遇春著,北新书局,1930年)、《南归》(冰心著,北新书局,1931年)、《冬天的春笑》(蒋光慈著,泰东图书局,1933年)、《白雪遗音续编》(北新书局,出版年月不详)、韦有侣《一束咖啡的情盒》(出版单位年月不详)等,另为蒋光慈所编《新流月报》(1929年)、《拓荒者》刊物、《青年界》刊物作过设计。郑慎斋的作品风格比较现代,喜欢以纵向线条割进行版面的分割,风格有很浓的装饰效果。他选用的图案较为抽象,节奏明快,色彩有力。而《拓荒者》与《青年界》则用男性形象来设计封面,充满着青春活力以及力量,显示出阳刚之气。

郑川谷[38]的作品多见于生活书店的书刊,且多为社会科学书籍。他的代表作品有《文学》第一卷第2号(屠格涅夫纪念专号),第七卷第1号(《儿童文学特辑》)封面,另有《世界文库》(郑振铎主编,生活书店,1935年)、《政治经济学讲话》([苏联]A.李昂吉叶夫原著,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6年)、《赛金花》(夏衍编,生活书店,1936年)、《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钱亦石著,生活书店,1937年)、《飞机翼下的世界》(宾符、贝叶合编,生活书店,1937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美]爱狄·密勒著,阿雪译,生活书店,1937年)、《邂逅草》(纪德等著,黎烈文译,生活书店,1937年)、《译文》(鲁迅、黄源主编。“译文”两个字为郑川谷所写,封面插图由鲁迅提供)、《表》([苏联]班台莱耶夫著,鲁迅译,生活书店,1935年,鲁迅设计,郑川谷制作)等。郑川谷受到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影响较大,人物画秀丽可爱,线条简洁,人物精致。为《文学》所作的封面画有唯美的特点。社科类书籍设计较为抽象,喜欢用线条来分割空间。

都冰如[39]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为《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设计过一幅版画封面,社会影响较大。都冰如喜欢用传统的中国纹样进行封面装饰,传统气息较重。莫志恒回忆说:“他的书法喜欢写汉隶书、魏碑、晋碑字体,所设计的封面也喜欢参考汉、魏碑上的石刻拓片图案。这也许是商务领导人张菊生老先生的喜爱和授意。以汉隶、汉石刻类的字和图案组合的封面,就非常古色古香。但所印的墨色都是单色,很少二色或三色套印,不免使读者感到有点单调。他也研究金石,能刻一手好图章。”[40]

《朝花旬刊》封面,1928年,鲁迅封面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实物拍摄)

另外像为开明书店设计书刊的沈振黄[41],擅长以木刻画作为书籍封面装帧。为《东方画报》进行美术编排的莫志恒[42],常利用两色压印。他喜欢以点线的布局来构图通过粗细、大小、疏密的关系,产生装饰效果。又如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的李咏森、潘思同,以及服务于《儿童晨报》、擅长仕女画的张眉孙等都形成了各有特点的设计。

2.画家群体

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画家的作品成为书刊的内容,画家与出版业的联系也由此加强,画家参与形态设计的机会更多。

庞熏琹[43]的书刊设计作品不是很多,但颇具特点。其自述最早尝试书刊上设计刊物为《现代》(第四卷第1期)的封面,其他还为《诗篇》月刊(朱维基主编,第3期)、《漫画生活》(第一卷第4期)作过封面。庞熏琹在设计时显现出绘画及图案的深厚素养,无论是《现代》封面中透露出的现代气息还是《诗篇》中流露的古典的抒情都表现出他对刊物特征的理解与恰当的诠释。

梁鼎铭[44]是一位关注社会与政治的画家,他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中校艺术股长、第八路军政治部上校组织科长、北路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军旅的生活为他的创作打下了烙印。1930年代的他为《文华》(35期—38期)刊物设计封面时,就能将儿童、上海的时尚生活与战争、前线的枪林弹雨作合理的联想,色彩浓厚、感情强烈,且有着较为明显的宣传与鼓动的意识。

叶鼎洛[45]曾为自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脱离》设计过封面。他自己的其他著作如《白痴》(北新书局,1928年)、《他乡人语》(北新书局,1929年)、《归家》(北新书局,1929年)等也均由其本人设计。叶鼎洛还为郁达夫的《迷羊》创作插图。叶鼎洛的画风受比亚兹莱的影响较大,画风柔美娟秀,笔触细腻,与叶灵凤并称为“两叶”。

另外像陈秋草[46]、方雪鸪[47]、梁韬云[48]等画家均有过不俗的表现。

1930年代漫画与木刻的兴起,形成了民国书刊形态中最有民间基础的插图种类,并称为“漫木”。一大批漫画家与出版紧密合作,绘制大量插图与封面,有名者如张氏三兄弟:张光宇、张振宇与曹涵美[49],还有鲁少飞、黄文农[50]、万古蟾、万籁鸣[51]、叶浅予[52]、季小波[53]、黄苗子[54]等。黄文农的作品在北伐期间曾得到社会热烈的反响。季小波为滕固《迷宫》等创作了封面。曹涵美为林语堂的《论语》设计,重现了传统装帧的形式。黄苗子曾为《小说》半月刊绘制封面。万籁鸣为《良友》画插图及作封面画的修饰,也为黑婴《圣诞节的前夜》、施蛰存的《春阳》、鲁彦的《恋爱进行曲》、穆时英《黑牡丹》、二南《寒夜》等作品绘制插图。

漫画家中较有代表性的的设计家有张光宇。张光宇[55]是继张聿光之后又一个在多种艺术领域均有尝试的艺术家,在抗战之前就在书刊形态设计界负有盛名。他的作品有《半月》(1921年 20期)封面画、《上海漫画》封面画18幅、《诗刊》[56]封面设计、邵洵美的《小姐须知》的美术设计[57]、《十日谈》封面画22幅等,其中以《民间情歌》插图和《万象》刊物设计为代表。张光宇将工艺美术的观念运用到绘画之中的,也就是说,绘画除了叙事性之外,还有图案化、装饰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落实在构图上,而且还落实在色彩上与每根线条中。因此,使插图的独立性建立在隐喻、象征和幽默的基调之上;同时,通过装饰化的处理,插图冲破了固定的时空观念,将不同片断进行嫁接、拼贴,形成了多重的表达空间,大大丰富了插图的意境。

而随着木刻的推广,木刻也成为一种设计元素。这个时期名字较常见于书刊的木刻家有罗清桢、陈烟桥、力群、刘岘、黄新波、张慧等。

图4-2 余留河泰吕(Pan Ru)的设计作品
左:《痛心》封面,黄药眠著,上海乐群书店,1928年
(图片来源:姜德明编《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 上海三联书店,第29页)
右:《乐群》1928年第2期封面
(图片来源: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2011年12月摘取)

3 .其他群体

这时期的漫画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吸引了众多的社会群体的加入。比如胡考是小说家、文艺理论家,也是著名漫画家。他的作品有《上海小姐》《胡考素描》《今人物志》等,作品人物呈几何型,非常夸张。郭建英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经系,此后长时间任职于银行。1934年他主编《妇人画报》,为刊物设计封面。郭建英擅长对现代都市生活漫画式的素描。画面线条简洁,喜欢把文字嵌入画面之中。马国亮为《良友》主编,也涉足漫画创作。另像建筑师刘既漂为《贡献》进行过设计。作家卞之琳为《三秋草》《水星》杂志作过设计。

另外,西方的艺术家也加入中国的书刊形态设计中,比如日本画家余留河泰吕[58]为内山完造的“文艺漫谈会”机关刊物《万华镜》设计封面,为张资平创办的乐群书店设计《乐群》封面与插图,为郁达夫所编《大众文艺》创刊号设计封面,还为张资平的小说集设计封面与插图。这些力量的合力,形成了书刊形态设计在1930年代的多元化面貌。(图4-2 余留河泰吕[Pan Ru]的设计作品)

由上述群体构成可见,从时间纵向来看,封面设计队伍早期是由商业广告设计师与漫画家的横向流动,到新兴美术力量的加入,再到专业美术编辑的出现,美术编辑越来越成为独立的行业。

从书刊的类型看,通俗书刊着眼于仕女图像与幽默的世俗生活的表现,因此人物画成为创作的主要内容,设计者也多为人物画家。新文化运动的创作队伍非常庞大,画风较为丰富,大大丰富了形态的语言,但其中许多人出于为友情的客串,艺术水准不一,且对出版技术的了解也有深浅之分。像孙福熙早期以油画作封面,但成为专业编辑后,他在《北新》《贡献》《艺风》的封面中转向于图案画。另外,新文化运动中较重于个人风格的表达,像丰子恺的设计在文人圈中得到一致的好评,但也有一般读者批评其画风过于单一,而不能表达当代社会的风尚。

1930年代以后专业美术编辑队伍的壮大,推动了书刊形态设计的发展。这些编辑能够以职业的眼光看待形态设计,根据书刊的内容的不同,作出各种设计方案,像钱君匋的设计,风格多变,而郑川谷等能够配合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书刊设计,设计口径加大了。漫画家的加入,使设计更倾向于民众的审美要求。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由于设计主体的过于庞杂以及设计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设计水平一直维持在原来的水平而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模仿与低层次的重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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