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的生活形态政治

四、都市报的生活形态政治

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空间，还得益于“生活形态政治”的出现。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性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渐次推进的，而是在不同层面以各个向度爆发性展开。一方面，中国公众正在经历民主的政治化，逐步实现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现代性晚期经历的政治领域变革也在中国社会显现踪迹。吉登斯以“生活形态政治”、贝克以“亚政治”为这种他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新型政治形态命名，即日常生活的政治。（彼得·达尔格伦，2000，第310—328页）

生活政治的观点虽然由吉登斯、贝克在重建现代性的框架中给予了理论性的提升，但提出这一想法却是早有其人。有一些研究者已经觉察到了在现代社会政治与个人连接方式的特殊关联。桑多·罗扎克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桑多·罗扎克，1979，转引自吉登斯，1998，第270页）吉登斯在肯定了罗扎克这一研究方向时同时指出，这个重要的思想需要理论化的概括。他本人就是在这个路径上提出了“生活政治”的概念。吉登斯把“生活政治”作为他反思性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生活政治是与解放政治相对而言的。这是现代社会两种不同形态的政治。解放政治与早期现代性有关。人的解放曾经是现代早期的一个重要观念，并且成为现代制度的一种动力。这个观念意味着，“从传统与宗教的教条专制中解放出来。人们以为，通过把理性理解运用到科学和技术领域以及人的社会生活中，人的活动就会从先前存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吉登斯，1998，第247页）吉登斯在这个基础上将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吉登斯，1998，第248页）

按照吉登斯的定义，所有解放政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无特权群体从他们不幸的状况中解救出来，或者是消除他们之间相对的区别。因此解放政治是凭借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在这里，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者群体将其意志加诸他人之上的能力。因此解放政治以正义、平等、参与为核心概念，关注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核心概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平等，既可以指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可以指男性、女性之间，也可以指白人和黑人之间。解放政治旨在克服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它的主要取向是“脱离”而不是“朝向”。

相对于解放政治是从传统的僵化中以及从等级统治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生活政治的方向是，个体获得一定水平的行动自主性。生活政治并不涉及那些为了使我们做出选择而使我们获得自由的那些条件，生活政治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吉登斯为此给生活政治下了一个更加正式的定义：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生活政治仍然是一种政治决策，但它处于一种产生式的而不是等级式的权力中；生活政治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生活政治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吉登斯，1998，第252页）

吉登斯分析了“个人的便是政治的”理念，他认为由这个观念引发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是生活政治的先驱。但这些运动中的一些特别诉求，如学生运动中试图把个人对“生活方式的反叛”作为一种向官僚挑战的方式，还是包含了解放政治的因素，因为其目标就是要用生活方式来作为反抗压迫的一种手段。因此，“个人的政治”及其相关运动既延续了解放政治的诉求，也隐隐约约地包含了生活政治的因素，因为从根本上他们是要在个体多样化的选择中达成政治目标。

吉登斯细致地剖析了生活政治中的“政治”的含义。在政治性理论中，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政治概念。狭义概念是指国家的政府领域中的决策过程；广义概念是指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生活政治兼及两者意义上的政治。狭义的政治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族—国家和它的政府机构仍占据核心位置。所有政治问题都包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而国家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上述问题的行政场所。在国家公共和法学领域中，生活政治的问题可能会被看得异常重要，但要求解放的权利并不因而变得不重要。比如，扩大和保持公民的权利仍是根本的，这样的权利提供了生活政治问题得以公开争辩的论坛。在广义的政治中，在晚期的现代性中，生活政治的问题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这是因为个体层面及集体层面上的众多选择领域，都是通过抽象系统的扩展以及自然过程的社会化而得以开拓的。（吉登斯，1998，265—267页）

贝克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在经历政治冷漠之后的这种政治参与的变化称为自反性现代化的“再造政治”。这一理论认为，传统政治参与的减少（比如公民参与投票人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公众政治意识的衰退和政治参与的减少，而是政治活动形态的变化，一方面，制度的政治空白正在发展之中，另一方面，政治的非制度性复兴也在出现，个人主体复归社会制度。这种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亚政治”有如下特征：首先，政治体系和法团主义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占据社会设计的舞台（这个群体包括职业团体和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和管理阶层中的技术知识界、熟练工人等）；其次，不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以与前者相互竞争，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乌尔里奇·贝克，2001）贝克特别指出，考虑到“全球化”的背景和现代性的同一性，这样以个人为主体、在日常生活层面展开的新型政治形态，在进入高速增长期的后发现代性国家也已经出现并显示力量。（乌尔里奇·贝克，2004）

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在这里再次显现出来，生活政治也悄然出台。这里既有贝克所说的“全球化”的背景和现代性的同一性因素，更有中国社会当下的重要原因。这个原因是，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认为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发展，所有可能干扰这个问题的主题都必须采取服从、避让的态度，而生活政治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形中，相对温和、轻松些，起码在政府管理者的意识中是如此。因此生活政治的主题比较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表达。比如最为典型的生活政治的形式——消费者保护运动，在中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消费者的组织——消费者保护协会（后改名为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虽然是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但实际上却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如县级以上各级消协的雇员都是由政府提供工资的。（Yuanxiang Yan，2004，第11页）尽管生活政治仍然试图达成政治本来的目的，参与公共决策，但被政府认为与解放政治相比生活政治较少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鉴于中国新闻传媒的特殊性，生活政治比解放政治更多地获得了表达的空间。当然，正如上述，中国这两种形态的政治是交融在一起的，因此在新闻传媒的表达中也是彼此纠缠的。而都市报这样的通俗报纸，常常是以生活政治的方式开头，同时引发有关个人权利的深度思考。本章开头所述的《华商报》的“黄碟事件”报道就是一个典型模式。

生活形态的政治在两个层面建立起政治与个人的关联。一是生活议题的设置，“政治参与就被重新导向那些被认为具有更切近的个人意义的议题与主题。围绕着对人们的生活、生活规划、伦理或者身份这些具有更直接关系的问题，人们动员了起来”。二是个人归属感的获得，“以族群、性别与性偏好等因素为基础的、基于群体的认同政治，是生活形态的政治迅速发展的一个向度。人们逐渐倾向于建立临时性的联盟而非对于传统政治组织奉献长期的忠诚”。（彼得·达尔格伦，2000，第310—328页）个人、日常生活、政治以这样的方式联结起来。

以现代民主意识为核心的中国民众的政治社会化正以多个向度同时并进。一是个性化过程，以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为诉求的个体价值的确立（是为民主政治的前提）。二是以群体利益为诉求的社群意识的出现（是为市民社会的基础）。这两个方面是转型期社会中民众必须完成的基本内容。第三是个体化意识的初步显现，这与“生活形态政治”直接关联。贝克指出，个体化不同于个性化，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乌尔里奇·贝克，2004），个人在制度框架内经由日常生活层面直接参与国家政治。

通俗报纸的政治作为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中获得了可能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