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兴起之后，向日本美术的借鉴成为又一方向。其实，早在1911年回国的李叔同就在他的设计中显现了日本风格。他在报业从业广告部的工作，同时为《南社通讯录》设计封面，不久发起文艺团体“文美会”，并为《文美杂志》作编辑。他借助软笔流畅而随意的笔调完成了对比鲜明的简洁构图。他的影响随其进入教坛而扩大。其弟子丰子恺即深受影响。丰子恺在1921年游学日本。虽然丰只在日本学习了10个月，却感受了东瀛文化的特质，竹久梦二与蕗谷虹儿的作品给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早期，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增多，与此同时，日本的风格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传入中国。日本的新装饰艺术在植物与花鸟的表现中自由蔓延着，杉浦非水、伊木忠爱等对于花卉自然而又概括的写生风格影响了陶元庆与钱君匋的设计。钱君匋后来回忆道：“我最初学习图案，试作封面，因为当时所有的参考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不知不觉间受了日本的影响。”[72]人物画的更新更由于蕗谷虹儿以及借道日本传入的比亚兹莱的画风而得到了新生，成为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画家创作吸收的经典。
比亚兹莱[73]的引入也较早，1923年郁达夫在《创造》上就介绍比亚兹莱与《黄面书》。鲁迅1929年4月主编《比亚兹莱画选》，为朝花社丛刊之一种。邵洵美主持的金屋书店又于1929年6月出版《琵亚词侣（比亚兹莱）诗画集》。而张竞生写《性史》，第一集封面就用了《莎尔美》中比亚兹莱所作的《月亮里的女人》插图。比亚兹莱的画一到中国就被模仿，模仿者有张令涛[74]、万籁鸣、万古蟾、马国亮、叶永蓁、闻一多、叶灵凤、刘既漂、陈之佛等。其中张令涛在《妇女杂志》第十七卷第7号至第12号的杂志的扉画都模仿比亚兹莱的风格，讲究线条的婉转与细节的精致。万籁鸣、万古蟾兄弟为《小说月报》贡献了一组身材修长、面目清丽的少女扉画，还在《良友》画报上发表类似比亚兹莱风格的插图作品。马国亮的抒情漫画小品也有比氏风格的展现，比如他为茅盾的小说《夏夜一点钟》画的插图、为自己的著作《昨夜之歌》《给女人们》《回忆》等所作的插图就是在小品画的面貌之下延续着比亚兹莱的风格，只是用线更加简洁。叶永蓁的自传体小说《小小十年》在1934年再版之际，发表了作者模仿比氏风格所作的17幅插图。比亚兹莱也影响闻一多的设计，他早期的《梦笔生花》和《巴黎麟爪》有很明显的对比氏的模仿与借鉴，《新月》更有比氏的影子。刘既漂在为《黑假面人》作封面时，也是借用了黑白色块处理的方式，表现了一具假面面具。甚至陈之佛为《小说月报》作封面（1927）时也出现妖艳与神秘的黑面具。叶灵凤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比亚兹莱”，他在《创造》中所用的题饰与补白有着明显黑白色块对比和对人物的线条化变形，而且，他更为人物添入了神秘与蒙胧的气氛，使人物抽离了具体的生活场景，装饰性更强。而如钱君匋在设计《屋卡珊和尼各莱特》的辑封时就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比亚兹莱的插图。
蕗谷虹儿[75]是日本工笔漫画家，他所画的女性，优雅细腻 。他描述自己笔下的女性，“取多梦之少女，且备以女王之格，注以星姬之爱”[76]。叶灵凤在《北新》刊物中引进了蕗谷虹儿的插图，他自己的创作也带着蕗氏的优雅。鲁迅也编辑了蕗谷虹儿的画集，作了系统的介绍。深受蕗谷虹儿影响的有叶鼎洛、郑川谷、卢世侯、许闻天、丰子恺等。叶鼎洛自己的作品《脱离》（1928）、《白痴》（1928）、《他乡人语》（1929）的封面，均由其本人设计，显现的蕗氏风格浓厚。他为郁达夫小说《迷羊》所画的插图笔触细致优美，受到作者的喜爱，作品再版后作者仍保留叶鼎洛的插图。郑川谷在日本有短暂的游学访问，发表于《漫画生活》的抒情漫画笔致谨丽，人物形象秀丽，他为《文学》所作的封面表现出典丽温婉的东方女性形象。卢世侯为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恶》所画的插图、《狮吼复活号》第4期为邵氏诗作《歌》所作的插图，也表现出细密的绘画风格，表明了画作与蕗氏风格的相承性。许闻天为儿童科幻小说《镜中世界》（英嘉莱尔（卡罗尔）著，程鹤西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作的封面及插图，用细密的笔调描绘了女童可爱的形象，属为著绿漪女士（苏雪林）自传体小说《棘心》（上海北新书局，1929）也由许绘制书封与插图，风格也是同样的细腻。丰子恺则在1927年《小月说报》的扉画中展现了工丽严谨的创作风格，人物造型不同于他软笔的随意，而是精密地勾勒，眉目清秀，连花草树叶也作细致的描绘。这种风格引入的规模如此之大，甚至鲁迅说：“中国的新的文艺的一时的转变和流行，有时那主权是简直大半操于外国书籍贩卖者之手的。来一批书，便给一点影响。”[77]这股唯美之风使人物画的表现出现新的气象，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书刊插图中的人物画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表达样式。（图 4-5 带有比氏与蕗氏风格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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