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振(1)
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性别话语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各种相互矛盾、在不同时期输入或再制的妇女观可以杂然并存。不管这些观点是直接从西方输入，还是经由日本转介，它们都沉淀在中国人的社会性别话语里，有时被取出来重新收编或强化、挑战或重组、抑或随着新观念的引进而被扬弃或遗忘。举个例子来说，贤妻良母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风行，然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至少已经被重塑过两次的观念，其原型是由日本明治政府所焙制，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的。同样的，男女有别的论战一再浮现，论战双方都各自挟有其所谓的“科学”的证据，其中，最深入人心的是所谓“生物界”的证据，它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对女性和母性的论述。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妇女论述众声喧哗、百花齐放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宰制性的话语钳制了所有在政治上被认为错误的观点。
近年来，英语学界的研究，泰半强调这些众声喧哗的妇女论述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这种说法，中国的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被国家民族主义所套牢。这不只在20世纪初年的留日女学生当中是如此(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亦是如此(3)。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则借用帕瑟·切特吉（Partha Chatterjee）研究印度的结论，说这种女权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纽带关系，并不只是历史上的巧合；换句话说，并不只是因为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一样，近代中国人对女权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追求碰巧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他认为在近代世界所特有的变化莫测的环境之下，民族国家的建造，常需要用一个历久弥新的国粹来支撑其主权的诉求。杜赞奇认为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代表这个“永恒的本质和美德”的，是女性的形象。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女性所代表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硕果仅存之传统的灵魂”（soul of tradition-within-modernity）。因此，妇女的解放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因为妇女必须“要为了国家而解放，而且要让国家来解放她们”，妇女“要去体现出国家的精神，而不是要去做建国的积极分子”(4)。
在英语学界里，白露（Tani Barlow）特殊的地方，在于她不从国家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女权主义。她着眼的所在，是近代中国女权主义的论述如何把女性视为具有性别特征的主体。白露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女性论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进步的女权主义”的一环，其特点在于强调人类的进化，端赖于打破那人为的、禁锢了女性主体的社会制约。尽管当时中国进步的女权主义者只能在想象中与欧美、日本的学者对话，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极其不平等，然而，他们所参与的仍然是全球性进步的女权主义。他们在中国的脉络里所追求的，是从进化论、优生学上去找寻有关女性的“真理”，亦即女性异性恋的冲动、生殖力、体质缺陷以及人格上的问题。这些都汇聚成了白露所称的一个具有错综复杂的含义，一而再、再而三被引述，自由发挥，具有前瞻性的“真理”汇编(5)。
白露能挖掘出20世纪20年代妇女论述所赖以支撑的进化论以及优生学的基础，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并不是所有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话语都是被国家民族主义所销熔了。她强调我们必须在全球的脉络下来审视中国的女权主义，这个坚持也凸显出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除了冷战期间是一个断裂期以外，全球女权主义在中国的流通并没有停止过。本文的基点就在于强调近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活力与异质性。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理论倾向的社会性别话语流入中国以后，它们就汇聚成一个妇女话语的大杂烩。这些众声喧哗的理论如何被接受与引用，国家民族主义当然极其重要，然而，“科学”这个享有至尊地位的口号，也扮演了一个旗鼓相当的角色。此外，近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塑造者固然多半是男性，然而，女性作者虽然人数少得多，她们在这些论争里还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妇女杂志》（1915—1931）是中国近代发行最为长久的妇女杂志，本文将以之作为案例，来把当时一些女权主义的论述还原到其脉络里，同时，也要修正当前研究近代中国女权主义的一些看法。举个例子来说，前文所征引的杜赞奇和白露，他们在分析《妇女杂志》的时候，都只局限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文章，亦即《妇女杂志》发行史上的中期。杜赞奇以这个时期里一两篇对男女交往感到“焦虑”的文章作为证据，说妇德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真理的代称”。白露也同样以这一个时期的文章作为证据，但她所得的结论是：《妇女杂志》是一个以“普世皆准的优生学”为基准的妇女论述的汇编。如果在杜赞奇与白露两人之间作个比较的话，白露是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妇女杂志》的宗旨，但她忽略了优生学的理论只不过是《妇女杂志》母性观里的一环(6)。
本文的论旨有三。第一，《妇女杂志》所宣扬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全球社会性别话语的一环。虽然白露把这些话语称为“全球进步的女权主义”的说法是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但她的论点还是颇有见地的，亦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本土性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化论述的一部分。第二，在《妇女杂志》的第一个阶段里，由于女性作者对该杂志的男性主编和作者所揭橥的社会性别哲学提出挑战，其结果是使得这个阶段的《妇女杂志》成为该杂志历史上最为众声喧哗的时期。第三，等《妇女杂志》在1921年进入历来学者称之为最自由、最进步的阶段以后，女性作家在该杂志的编辑宗旨方面，反而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在男性作者完全控制了该杂志的编辑宗旨以后，他们所全力宣扬着的话语，是礼赞中国妇女要为种族的未来而生育的天职。
《妇女杂志》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从1915年到1931年间所出版印行的，它是20世纪前半段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妇女杂志(7)。这份杂志也是到目前为止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份杂志(8)。历来的学者都把《妇女杂志》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保守的第一个阶段（1915—1919），提倡传统妇女的德行；自由的阶段（1920—1925），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质疑；回归保守的第三阶段（1926—1930）；然后，就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期（1930—1931）(9)。当历来的学者把《妇女杂志》的第一个阶段视为保守期的时候，他们等于是把它描述成保守主义的垂死挣扎，就等着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进步浪涛，把它打进历史的垃圾箱里。这种看法在学界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甚至连近来学者想试图重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时，都仍然跳不出这个窠臼(10)。这种把1921年作为断线，强调其断裂性的诠释法，完全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亦即其连续性：《妇女杂志》四个阶段里的主要作者都共同接受的前提是强制的异性恋，亦即，同性不能恋爱、结合，同时他们也都相信男女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点。
《妇女杂志》在1915年到1919年之间提倡着一种本质主义的社会性别话语，其强化了男女有互不跨越的雷池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蔑视妇女。这一个时期的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不是用刚开始流行的白话文，其读者局限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杂志的栏目也多具传统的色彩，例如，“女世说”“传记”（承袭传统“烈女传”的格式）以及“家常琐谈释义”——其所收集的是一些嘲讽女性的俗谚(11)。不管是援引“相夫教子”的古训，还是鼓吹日本明治政府所倡导的“贤妻良母”（日文是“良妻贤母”）这个新名词，《妇女杂志》一味地要把所谓女性和闺阁的美德灌输到女性读者的脑瓜里。
然而，在这个保守的表象底下，其内容却是极其西化的。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妇女杂志》在这个阶段里大量引用来自日本和西方的资料(12)，然而，还没有人清楚地点明这是该杂志历史上最为崇尚欧美生活方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翻译文章里，绝大多数是在教导妇女如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持家。尽管“科学”这个字眼在当时还没被当成万灵丹一样，它的效力已经是人所公认的了。当时经常出现的文章，都在给予妇女在家事方面所需的科学常识和指导：家庭护理、食品营养、卫生、罐头制作、食谱、宴客须知、家庭簿记、园艺以及家庭副业。
这些所谓现代的持家术，对当时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说，实在是过于专门，或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比如说，种牛痘术、用巴特氏杀菌法来做罐头、养蜂、鱼的人工授精与养殖、造纸，以及如何辨别可食或有毒的蘑菇等。有一篇分期连载的文章，用相当技术性的文字和知识，外加成串的化学公式，教导妇女如何洗涤、漂染，以及去除各种不同布料上的污垢(13)。另外还有一篇文章，用数学公式和图解来解释中国秤的物理原则，作者说他的目的在帮忙妇女上菜市场买米盐菜肉的时候，不要因为没有秤子的物理知识而被小贩所欺(14)。在一封致编者的来信里，一位男性读者就坦诚地说，他在对他的妻子讲解《妇女杂志》文章的内容时，特别是有关科学的文章，就常觉得有连自己都不能达义的地方(15)。
这种把现代“科学”知识灌注到持家之术的做法，其所出现的时候，就正是传统妇女持家之道备受挑战之时。尽管女红的定义从17世纪以后，就已经依着各个妇女的阶级地位而各所有不同，然而官方的文书论述仍然一直宣扬女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女红有其道德的作用：勤俭的美德及其对夫家经济的贡献(16)。然而，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改革派的知识分子则因为希望妇女能外出工作，而开始贬抑女红的经济效益。作为一种与改革派抗衡的论述，现代持家术则强调家庭是一个创造收入的经济单元；如此，中产阶级的妇女就可以安身在家里，兼做副业，既安全又“体面”，而又不失为一个对社会有生产贡献的公民(17)。换句话说，尽管这种说法看似“传统”，其对现代持家术的提倡，其实已经具有“现代”感。
《妇女杂志》掀起了近代中国提倡家庭簿记的第一波。早在20世纪初期，教育工作者已经把“家庭簿记”作为女子教育的一个项目；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不少有关家庭簿记的教科书(18)。飘萍在1915年从日文所译介过来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用掌管一国的经济来作比方，要妇女体认到她们管理一家的财政，是任重道远的。他说由于现代家庭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生产的单位，而毋宁是一个消费的单位，妇女必须学习做一个精打细算的消费者。虽然飘萍接着偏离主题，大肆发挥他的议论，说妇女的天分在持家，她们外出工作不但会把男子的工资压低，而且有害于自己的健康及品行等，然而，他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关簿记的(19)。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妇女杂志》在这个时期里刊载了许多短篇小说，其所呈现给读者的，是西方世界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园。这些小说多半是那些后来被统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所写的。他们的言情小说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知识分子批评得体无完肤，说它们所散播的是陈腐的道德价值(20)。这种批判有它的问题，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保守”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中国的；而许多在20世纪10年代看起来很“传统”的观点，其实根本就是刚从所谓“现代”的西方输入的(21)。《妇女杂志》这个阶段里刊登的小说的主人翁多半是洋人，基本上是美国人(22)。男主角一定英俊——不是学者、作家、军官就是政界要人——女主角则一定美艳；陪衬着他们恩爱的婚姻生活的，一定是罗曼蒂克的爱情、雍容华贵的服饰、精美的家具以及富丽堂皇的家园。有几篇小说则把这西方才有的梦一般的世界搬到中国，但男、女主角的生活则完全是西方式的(23)。
在鹓雏所写的《蔷薇花》里，事业有成的青年律师王志琴钟爱着他天真无邪的妻子黄素秋，但苦于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让她学习持家之道。他们早餐吃的是厨娘所做的火腿蛋卷（“哇谟勒知”，即omelet也！）、面包、咖啡和牛奶。等先生坐马车上班去以后，黄素秋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弹钢琴、读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翻译小说，或者在屋前的草地上跟她的宠狗玩耍。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经济萧条，王志琴失去了客户，只好把他的律师事务所关了，到报馆去找了一个差事。由于收入大幅减少，他把马车卖掉，也把所有的佣人都辞退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境况虽然大不如前，他年轻的爱妻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作者描述他们所吃的晚餐：“面包虽非上等，烘得却很软。鸡子也不稀烂了。还有羊腰呀！生菜呀！堆了一桌子。”(24)
虽然在这个故事的结尾，黄素秋变成了一个“现代”的贤内助，在《妇女杂志》的这些小说里，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在能力和活动范围方面却大有不同。西方妇女可以不为其闺阁所限，能自由地进出，参加舞会，参与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甚至可以不必依附她们的丈夫，靠自己的能力成就自己的事业。就举一篇小说中两个女主角为例：南尔·史丹顿是“女界中的狄更斯”，丽勒·格林则是“女界中的威廉·萨克莱（William Thackeray）”(25)。在这个阶段的《妇女杂志》里，杂志前端的照片栏总会刊载西方仕女的照片，不管她们是出身帝王之家，还是靠自己的才能而卓有所成，例如：皇后、公爵夫人、医生、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飞行员、军人，甚至是妇女参政权的诉求者。其意味，仿佛是在说明西方妇女——她们等于是香格里拉世界里的西洋镜——跟中国妇女是不属于同一族类，因而她们也就不需要遵从中国妇女所必须恪守的道德规约。
与之相对的，只要中国妇女一跨出闺阁，或者没有父母的辅导，她们就会惹火上身。在一篇小说里，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学生不听父母的劝告，跟一个薄幸浪子私奔。在他跟她生了一个女儿，典当了她大部分的珠宝以后，这个男子就偷走了她所剩下来的其他珠宝，把她遗弃了。困在大都市里的她，一文不名，又拖带着一个女儿，她兀自后悔从前误信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新名词，像自由、平等、父母不该干预儿女的选择等(26)。另外一篇小说，顾名思义，题目就叫做《自由鉴》，描写的对象还是女学生。这个女学生以貌美和具有新知识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革命军。她又是一个自由恋爱、结婚这些时髦观念的牺牲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跟一个有妻子而且已经生了一个女儿的军官结婚。在描述了悲惨的结局以后，作者下了一个按语：“不自由，焉知非福。自由顾可恃以万能哉！”(27)
为了避免读者误以为这些小说中女主人翁的悲惨故事，只不过是因为她们年少无知，才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妇女杂志》又刊载了另一篇连载的小说，用意在警戒读者，让她们知道闺阁以外的世界处处是陷阱、处处有豺狼。《雪莲日记》是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李涵秋所作的，他假托原稿是一个年轻的满族女子雪莲所写的日记，内容记载雪莲和她姐姐星莲在辛亥革命南京城陷后的遭遇(28)。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由于传言汉人即将屠城杀尽满人，雪莲母女三人于是仓皇逃出南京城。雪莲的母亲在翻越城墙时失足跌死。姐姐星莲品格不坚，早在逃难以前就已经被女仆刘嫂淫恶的丈夫刘桂诱奸了。在往后漫长的五个月的逃难生涯里，两姐妹在刘嫂及刘桂的陪伴下，从一城逃到另一城。在这期间，星莲在刘桂的胁迫下继续其奸情。雪莲则受尽了各种煎熬——刘桂诱奸的企图、性骚扰、其他男人强奸未遂的企图、迫婚，甚至几乎被卖为妾——这一切都试练了她坚贞的本性，而这一切作者都用窥淫的字眼，把腥膻的细节一一披露出来。
雪莲之所以能历尽艰险而保其冰清玉洁，除了因为她有坚贞的本性又机智以外，还多亏她有刘嫂这个忠仆。有一次，眼看着雪莲就要被胡老总奸污的时候，刘嫂把自己献给了胡老总，做了雪莲的替身。与她成对比的，是她的姐姐星莲，她仿佛就像被卷入旋涡一般地继续往下沉沦，一直到她终于被轮奸而死。星莲注定会死，不但会死，而且还是赤身露体地死在路旁，因为她浑然不顾妇女应有的贞节。这个故事的寓意在警告妇女，要保其贞节，留守闺阁是最佳的防线：星莲不但用“西风东渐、婚姻自由”来作幌子，而且恬不知耻地在外招摇着她跟不同男人的苟且搭档。贞节的雪莲则小心翼翼地掩其形、保其身，所以她注定可以全身而退。虽然在故事结尾的时候，雪莲已经没有可以保其身的闺阁可回，但是她进了一间女子学校，暂时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妇女杂志》在批判现代女性的时候，最常针对的对象就是女学生。就像李木兰（Louise Edwards）所分析的“新女性”——一个比女学生晚出、包含性更广的新名词——女学生的形象，与其说是真有其人，不如说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产物。究竟男性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新女性有焦虑感，李木兰有三个解释：对新奇社会现象的不安、男性气概的危机、他们想重新在政治上取得权力、地位(29)。这三个解释都环绕在一个基点上，那就是“新女性”——不管是因为她抛弃了传统的妇女美德，还是因为她只模仿到西方的皮毛——可以顺理成章地作为一个西化过了头的表征。在此，我们可以用李木兰的论点做基础，作进一步的发挥：这个表征之所以看起来言之成理，是因为它先把新女性描绘成消费者，然后再把消费者物化，变成商品(30)。
《妇女杂志》里有许多谩骂女学生的文章，指责她们穿戴西化：戴金丝眼镜、穿高跟鞋、烫发、戴首饰、喷香水、戴手表(31)。女学生奢华的习惯会造成家庭和国家资源的浪费，已经够糟糕了，对这些《妇女杂志》的男女作者来说，更严重的是，女学生的奢华会败坏社会风化。他们说，当女学生不能自已地去消费的时候，她们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商品。她们等于是把自己当成鲜花或玩具一样去卖给阔少、大佬当妻妾(32)。有些男作者更信口直称女学生为妓女(33)。
这种谩骂之所以特别不可思议，是因为《妇女杂志》同时又用广告来撩拨女性对西式装扮的想望。《妇女杂志》从发刊起始，就已经开始对女性读者展开广告行销的攻势，虽然其手法还相当粗糙。除了用全页的广告来推销最新进口的镜片，金、银丝边镜框以外，还有各种香水、面霜、首饰、钻石的广告，后来，甚至还有外国美发师主持的美发厅的广告。其结果等于是把女性挤到一个死胡同里：说她们如果要“摩登”，就应该向往奢华的舶来品；然而，她们如果追求过头，则又落得败坏社会风气的堕落挥金者的罪名(34)。
不管是《妇女杂志》在1915年到1920年间对女学生的批判也好，还是后来其他杂志对新女性的批判也好，这都不是中国所专有的。当时的韩国也有完全类似的批判(35)。韩国在1910年到1945年之间是日本的殖民地，它跟中国一样，也是倚赖日本的翻译和著作来吸收西方的知识。日本在20世纪初年是西方新知识在东亚地区流通的枢纽，这个事实学者早
已指出(36)。就像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念是整个东亚地区话语的一环一样，《妇女杂志》里的社会性别论述，是19世纪末期在全球流通的进化论思想以及生物决定论里的一环。
《妇女杂志》第一个阶段的作者在引述西方学者的观念的时候，很少指明他们所征引的作者是谁，这是因为他们所倚赖的日文翻译，一般都没有指明作者是谁的习惯(37)。所幸的是，他们所征引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是相当容易辨识出来的：其中之一是蔼理斯（Havelock Ellis）所著的《男与女》（Man and Woman ）以及葛底士（Patrick Geddes）和他的学生汤母生（J．Arthur Thomson）所著的《性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Sex ）。在这两本脍炙人口的书里，蔼理斯和葛底士阐明了19世纪末期一个广为人所接受的看法，亦即，男女之别所显现的是根本生理上的不同。葛底士理论的核心是：性别的差异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的血浆，他认为这是人类遗传的最基本单位。男性的特征在于“分解代谢”，即发散体能的倾向；女性的特征则在于“合成代谢”，即为了妊娠的需要而有储存体能的倾向(38)。蔼理斯是一个性学研究的先驱，也是一个为同性恋除罪化而奋斗的先觉，但他也相信男性是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而且认为性行为最正当的理由是在于生育、繁衍种族(39)。他所写的《男与女》初版于1894年，其后的再版本都被彻底地改写过。这本书详细地罗列了男女的不同，从新陈代谢、器官、体格一直到天资上的不同(40)。透过日文的翻译，葛底士和蔼理斯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男女有别的“科学”证据的权威来源。
举例来说，《妇女杂志》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很显然是取自蔼理斯，该文根据新陈代谢、体脂肪、血液构造、身材比例以及天资来比较男女的不同(41)。另外一篇翻译速水猛原医生的文章，讨论的是一样的主题(42)。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很明显地是根据葛底士的理论，强调女性储存的体能超过其所发散的（即“合成代谢”），因而女性能够在体内储存较多的营养，而这一切都与妇女生育的生理机能是密切相连的(43)。
在《妇女杂志》的第二个阶段里（1920—1925），蔼理斯会成为该阶段作者更重要的权威。在瑞典作家爱伦凯（Ellenz Key）的影响之下，蔼理斯越来越对西方的女性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虽然蔼理斯和葛底士都觉得应该扩大女性活动的范围，然而，他们坚持男女必须各自遵守“大自然的法则”。任何违反大自然法则的行为，都是像唐吉可德向演化铁律宣战一样，是注定会失败的。葛底士扬言：“从史前时代的原生动物类开始，就已经奠定下来的定律，不可能会让一纸国会的法案［即，男女平权］而注销。”(44)蔼理斯和葛底士的理论在《妇女杂志》的第一个阶段里还只是一个发端。讽刺的是，就在历来学者称之为“女权主义”的第二个阶段里，这种生理决定论所含有的毒素，就在该杂志作者侃侃高论妻德、母性的文章里充分地散发出来。
对《妇女杂志》的男性作者提出挑战的是女性，这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这些女性编辑和作者彼此之间的立场并不一致，但她们都能各自用自己的话说出她们理想中的女性是什么。她们不但颠覆了男性作者在该杂志所宣扬的性别哲学，她们的参与，更使得这个阶段成为《妇女杂志》历史上最为众声喧哗的时期。历来的学者把《妇女杂志》的第一个阶段描绘成为保守期的说法，其根据是该杂志的宗旨是在宣扬贤妻良母的观念。然而，这个前提是很薄弱的。该杂志女主编胡彬夏（1888年生）在1916年所发表的文章，就把该杂志所提倡的女性观给完全颠覆了(45)。胡彬夏是一个先驱，她在1902年到1903年之间在日本实践女学校读书。其后，她取得政府官费到美国去留学，1913年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胡彬夏在1914年回到中国以后，在许多公民、文教团体里担任主管的职位，其中包括设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总干事。这位杰出的女性在1931年过世，留下她的先生和四个儿子(46)。
胡彬夏成长的阶段，是中国、日本女子教育发轫的时期。像胡彬夏一样，早期的许多中国女性到日本去跟下田歌子（1854—1936）学习。下田歌子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与政要的关系极好，她协助明治政府宣导“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20世纪初年，要女子以家庭为本分来贡献国家的话语弥漫于中国，这点下田歌子的影响很大。然而，在她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她却没能做到把她们一一驯服在家内。就像季家珍（Joan Judge）所指出的，下田歌子把妇德与国家联结在一起的说法，不但被她许多的中国学生拿来当作她们从事爱国运动的理论基础，有些甚至还在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妇女运动中扮演了领袖的角色。其中，为革命而牺牲的秋瑾是最有名的例子(47)。
在1916年回答读者来信的一封信里，胡彬夏回顾了她对“贤母良妻”观念的想法。她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是她在实践女学读书的时候。作为一个少女，她说她当时连做妻子是什么的概念都没有，更何况是做母亲了。只是，她当时觉得这个名词还算可以。然而，等她到了美国以后，她发现她却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名词翻译成英文，或者解释给她的美国同学听。现在，她年纪稍长，又加上她在美国生活所悟出来的一点道理，她体会到“贤”与“良”的标准其实是相对的，是与历史、文化的脉络息息相关的。中国人所认为的贤妻行为，在美国人看起来有可能简直是荒谬的，或甚至根本是应该被谴责的。她说，甚至就中国本身来说，贤妻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而不同的。寡妇殉夫而死、孝女为父母的往生而“废寝食哀哭”，在从前是被褒为节、为孝，在今天则被视为“弱懦”，为“女子耻不为之”。就因为胡彬夏相信道德的标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演进的，她认为当时中国的贤妻良母之说，只会盛行一时而已。她挖苦地说，美国没有贤母良妻这个名词，可是，比起那有着众多爱国志士，天天把这个名词挂在嘴上、像念符咒一样的中国或日本来说，美国的贤妻良母的数目要多得多了。
胡彬夏会对贤妻良母的观念作这样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她看清了藏在这个观念背后的男性中心观。她是在十四年前初次听到这个名词的，她说她很惊讶在经过了那么多年、那么大的政治变化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她反问说：“今之教育主义，谁实倡之？舍男子无人焉。女学教科用书，男子所编辑也；部定章程、教育款项，皆男子所规划也。”对于男人是否能够超越他们的性别视野，她一点幻想都没有。她说：“今所盛倡之贤母良妻，犹为男子心目中之贤母良妻也，或非女子所能心会意合。”在女性能够“自执教育之牛耳”以前，所有贤妻良母之谈都只是空言(48)。
胡彬夏所扬弃的不只是贤妻良母的观念，她同时也告别了积极干政的态度。留日时期年轻的胡彬夏是学生运动的典范。她是“共爱会”的创立者之一，这是中国留日女学生在东京所成立的爱国团体。日俄战争期间，在一个留日学生举办的示威活动里，胡彬夏是第一个上台演说的女性，她呼吁女留学生要踊跃参加拒俄义勇队。“共爱会”除了揭橥爱国的宗旨以外，同时也毫不畏缩地表明了其女权主义的立场：要揭穿习而不察的性别成见、恢复女权、鼓励妇女争取她们爱国的责任(49)。
十四年以后，胡彬夏扬弃了她早期的信念。在一篇讨论家庭改革的社论里，她发表了有关中国妇女未来五十年任务的宣言。她开宗明义地指责中国妇女，说她们不懂反省她们在辛亥革命时缴了白卷，对缔造民国毫无贡献。她鄙夷秋瑾，说她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至于那些“嚣张狂妄甚于秋瑾者”，她更不想浪费她的笔墨。然而，她特别点名批判女子参政运动者，说她们不但“未尝尽涓滴之力”，却想坐享其成；她嘲笑她们是“假名政客，以女子参政游说于四方者”。她们既然不懂得“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道理，无怪乎她们会落得为“天下所僇笑”的下场(50)。
胡彬夏对家庭以及持家之要的礼赞，绝不只是一种烟幕弹，被她用来掩护她在家庭以外像公司总裁一样的生涯(51)。她的做法绝不像是叶维力所说的，是转型期的归国女留学生惯用的转移战术，因为自己在外有工作，而老是感觉矛盾、有罪恶感或者是一种防卫性的反应。胡彬夏所颂赞的，是要把“家中的天使”洋溢在家里的慈祥温馨，散发、推广到社会上去。胡彬夏在美国留学的经验，使她扬弃了下田歌子贤妻良母的教谕，而以美国19世纪所流行的“纯美的女性”的现代版取而代之。胡彬夏心目中的现代“纯美的女性”的典型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白人、中上阶级、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既可以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又能游刃有余地热心公益。她在《二十世纪之新女子》里所描写的三个美国妇女都是超人型的家庭主妇，其中两位是专职的家庭主妇，公益事业只是她们嗜好。三位都受过大学教育、温婉而且都能轻松利落地扮演多重的角色：先生的贤内助，孩子的母亲、老师和朋友，社会的热心公益分子(52)。
虽然胡彬夏称呼这三位妇女为“新女子”，她们实际上并不是美国历史上所通称的“新女性”（New Women）。20世纪之交的美国“新女性”已经扬弃了对“纯美的女性”的崇拜，而争取她们追求个人事业的权利。尽管这些“新女性”在年纪上和她相仿，有些说不定还跟她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园里摩肩接踵过呢！然而胡彬夏宁可喜欢比她年纪稍长的“纯美的女性”，她们以家为主，用余力从事社会公益和改革。当然，胡彬夏也极力称赞那些单身从事伟大事业的妇女，比如说，芝加哥的社会改革家珍·雅当丝（Jane Addams，1860—1935）、意大利的幼教哲学家玛丽亚·蒙特梭里（Maria Montessori，1870—1952）、英国的南丁格尔（1820—1910）以及到非洲、中国、印度的女传教士(53)。作为一个基督徒，胡彬夏钦佩这些女性的人道主义精神；耶稣说：“我来非使役人，乃为人服役”，她说这些女性舍己为人的行为，就是把耶稣的这个训诫在20世纪实践，是20世纪的新精神。胡彬夏一定是觉得跟“新女性”相比，雅当丝和南丁格尔更与她自己的性别哲学相契合，因为雅当丝和南丁格尔在讨论社会改革的时候，她们所讲究的是虔诚、是纯洁；她们所想要做到的是去感染，而不是想要去跟男人争权(54)。
胡彬夏之所以会呼吁妇女必须全神贯注于家庭，是因为她深觉中国的落后，这是当时归国留学生所常有的反应。她说她在美国住了七年，饱吸了美国的新鲜空气，一回到中国，住在上海——所谓中国首善的城市，却到处充斥着恶气、污秽，“每出而归，必致头昏心烦”。她痛骂中国人可以与恶臭之气、脏乱为伍，却处之泰然，无怪乎外国人不把中国视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她要妇女肩负起重任，彻底替中国来个清洁大扫除：等妇女把家里整理得井然有序以后，家人的“心思观念”就都会自然地“渐变清高”，如果每个家庭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则社会上的“昏官污吏、贪夫残贼，从此必亦减少”(55)。滔滔然不能自已的胡彬夏，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国的太平图像。她说美国全国之家庭，从“白宫以下，至耕夫之草庐，皆妇女所独执掌”。男子无须内顾，因此可以专注于他们的事业。她说，只有“浅人”才会“嚣嚣然，以女子无职业为忧。欲为律师、欲为议员、欲入工商界以苏经济之困难，欲执掌教育权以排斥男子，而识者则不然也”。妇女根本就不需要好高骛远，家庭就是可以让她们发挥才能的“极伟大之事业”(56)。
正因为“纯美的女性”不只是“家中的天使”，而且也是所有改革之母，胡彬夏强调她们一定要有大学的教育。在这点上，胡彬夏的观点与她之前或之后的主编，以及大多数《妇女杂志》的男性作者的看法不同。这些男性作家觉得杀鸡焉用牛刀，女子的教育只要能让她们做到称职的家庭主妇就行了。胡彬夏则不然，她认为女子教育应由广而高，从普及到高深，因为只有大学教育才能做到“先博后专，而后其所专能高，而后真能切实有用焉”(57)。
胡彬夏完全有理由相信她所过的就是她所鼓吹的“纯美的女性”的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个美国作家访问她的时候，说她真佩服胡彬夏，有办法同时主管好几个不同的公民、文教团体。胡彬夏的回答是：“这没什么！这就跟理家一样，理财、支使仆佣、购物，一人统管。”重点不在于胡彬夏是不是一个主管，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家中的天使”，用访问她的美国作家的话来说，她“理家、照顾两个孩子，一点都不觉得需要放弃她的社交生活。她的口才、诚意以及风度，都在在使她成为社交圈的宠儿”(58)。
胡彬夏是《妇女杂志》在第一个阶段里唯一接受“纯美的女性”的理想的女作家。然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该杂志男性作家所宣导的性别哲学提出挑战的女性。另外一位女作家叫施淑仪（1878年或1879年生），她乍看之下，仿佛是再典型不过的传统女性了(59)。施淑仪以编纂《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著名，她立志要存续中国的才女传统(60)。她是一个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的诗人，她的婚姻生活也可媲美传统的“神仙眷属”、夫妻互相以诗文酬答、共享“画眉之乐”的美谈(61)。可惜命运之神对她颇为残酷：不但两个儿子早夭，而且她在20多岁的时候就丧了夫。当时，伤心欲绝的她并不想活下去，她从“束发受书”开始所“企慕”的“忠孝节义”观念，是大可以要她殉夫的。所幸的是，她没有变成这个“狭义偏枯的旧信条”下的牺牲品(62)。在服丧期满以后，她接受邀请成为尚志女学校的校长，于是开始她教学的生涯(63)。
尽管施淑仪所浸淫其中的是才女的传统，她所处的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她亲眼看见她先生在救亡图存的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成仁之后痛哭不已的景象(64)。当然，转变是缓慢的，是经过了她多年阅读那些“开拓心胸”“推倒一世”的“东西诸大哲之学说”的结果(65)。就像许多当时与她想法相同、阶级背景类似的男女一样，施淑仪所心仪的，是20世纪初年革命话语里所塑造出来的女英雄。这些革命话语戏剧性地勾画出女性用非凡的行为来唤醒并改造世界，比如：暗杀、革命事业、爱国的行动以及文艺上的创作。
许多西方的女英雄，如法国大革命时上了断头台的罗兰夫人（1754—1793）、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苏菲亚（1854—1881）、《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1811—1896）以及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1412—1431）——都是当时知识阶级所家喻户晓的(66)。在施淑仪发表在《妇女杂志》的第一篇文章里，她严厉地批评了烈妇殉夫的观念。这种愚昧的观念，居然仍然还有一些“文人学士”在“煽扬其波焰”，让她极为不齿。这个批评有讥讽《妇女杂志》男性作家的意味。她说，这种观念和做法，完全违背了平等、人道主义、国家思想、社会事业、人格修养等现代思想(67)。然而，尽管施淑仪景仰苏菲亚和罗兰夫人，而且也以她俩的事业深自期许，但是，她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性情、才力并不适合走革命的路线。这并不意味着说她比较不爱国，而毋宁说是她的才情另有所钟。即使她有可能会“错教人唤作书痴”，她还是宁愿奉献她的余生在“图书”“文字”之上，编纂前代女诗人的生平事迹以留青史：“为怜彤史多遗漏，唤起婵娟一代魂。”(68)
施淑仪对“贤妻良母”这个观念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由于她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她对所谓的妻德并没有什么异议。因此，她相当惊讶为什么有人会大肆抨击“贤妻良母”的观念，把它诋毁成为男人的阴谋，说他们的目的是在提倡“妾妇教育”。她说，她相信改革派的人不至于会顽固到想要回去提倡旧式的服从与懵懂。与此同时，她也体会到改革已经引起了反动力。她说：“复古风潮，汪洋澎湃，一泻千里。”她提醒提倡新学的人一定要注意到“顽旧之徒，布满朝野”。因此，新名词可以被他们盗用，被他们拿去包装令人恶心的意图。她恳切地提醒提倡“贤妻良母”主义的人，一定要“谨于其始”，不要让这个名词被冒用，结果反而成为“进步之阻力”(69)。
如果不是因为施淑仪生在一个过渡的时代，旧道德的钳制已经开始松动，否则她也很有可能会在烈女传里占有一篇。她的挣扎在于：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促使她去景仰罗兰夫人和苏菲亚，然而，这个话语又同时把她所心仪的才女传统贬抑成只知“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伤春惜别”，丝毫无益于中国的求强与图存(70)。毫无疑义的，施淑仪是接受了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这点可以从她现代公民取向的女性观看得出来。然而，她坚决不愿妥协的，是她要对才女传统做承先启后的工作；她坚持文学有其内在的价值，女性文学必须能永留青史(71)。
在《妇女杂志》的女作家里，像施淑仪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就是说，她一方面接受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又接受传统儒家理想的女性观的某些面向。季家珍援用赛拉·本哈比卜（Seyla Benhabib）的理论，说既有的话语里的符码可以型塑，但不至于会决定女性的主体性。季家珍于是用二分法的方式，把晚清的女权主义者区分出保守和激进的国家民族主义两派；前者视家庭为女性的天职，后者则视女性对国家有当尽的义务(72)。对这种二分法我虽然有保留，但觉得《妇女杂志》第一个阶段的男性作家泰半可以归类在保守一派里；然而，胡彬夏、施淑仪及其他女作者则不然。这些女作家几乎个个都大声疾呼每一个女性都有权利——或者更应该说，是责任——去为国家、社会服务。
另外一个经常投稿的女作家缪程淑仪，也有我们在前一段所指出的不甚调和的看法。她愿以古时“德容言工”的贤淑妇女为榜样，主张男女应各尽其天职，男主外、女主内(73)。她的先生是个老师，她对他极为恭敬。她发表了一篇他俩在一个晚上所作的长谈，先生像苏格拉底，她则是弟子，手握笔管，“随谈随录”。她一点都不怕人笑地凸显出她先生的识见高于她，当然也高于一般女子(74)。缪程淑仪有幸享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用她自己传统的套话来说，他们是相敬如宾。
缪程淑仪也同样地接受了晚清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她引用梁启超告诫女子的话，要她们振奋起来，不要做分利的寄生虫，而要做社会上生利的分子(75)。她呼吁妇女要克尽天职，在家当贤妻良母，同时要好好地教育自己，以便将来能“扩张女权”、建设社会(76)。因此，虽然缪程淑仪所用的辞藻、语言是传统的，她骨子里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新的女性观。
还有一位女作家的名字叫沈时华，她不但提到罗兰夫人，征引梁启超责骂中国妇女是寄生虫的说法，她还加进了黄、白两个种族之间会有殊死斗争的恐怖未来；这种话语既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又受到中国可能灭种的疑虑所鼓噪，这是最让19、20世纪之交的改革派和革命派所寝食难安的恐惧(77)。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蔡陈汉侠更进一步，把中国妇女的愚昧跟非洲的“野番”来相比，这种论证方式在晚清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里很常见，其种族歧视的意味也跃然纸上。她呼吁妇女要奋起，要以留美杰出的女留学生作为榜样，好好教育自己(78)。
《妇女杂志》最激进的女作家是吴曾兰，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健将吴虞的妻子。她痛斥孔子在《论语》里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79)吴曾兰也对汉朝的史家、诗人班昭极为不满，因为班昭接受“生女弄瓦、生男弄璋”的古制。同样让她生气的，是班昭引古训，说：“生女如鼠，犹恐其虎。”(80)吴曾兰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不在“造就贤妻良母”，而是在“光复神圣女权”，以便让她们有能力来作为“共和国民”(81)。
这些《妇女杂志》第一个阶段里的女作家，在教育背景、意识形态、性情方面都各自不同。在社会性别政治方面，她们也各相悬殊：胡彬夏扬弃了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缪程淑仪挪用传统的辞藻语言来重塑她的女性观；吴曾兰则跨得最远，倡导男女平等。她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对该杂志的男性作家提出挑战。讽刺的是，1920年以后，就在该杂志进入了历来学者称为最为进步的阶段，女性反而销声匿迹，《妇女杂志》众声喧哗的阶段于焉告终。
《妇女杂志》的男性编辑在20世纪20年代所建立的编辑方针，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基调，亦即英美的个人主义，而是以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为代表的北欧、欧洲大陆系统的母权运动。他们以优生学作为理论基础，宣称真正的妇女运动终于到来，其真谛在于女性不屑于一切都要向男人看齐，而是以作为女人的不同为傲。女性的造化是由其生理来决定的，因为她有一个更为崇高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她生育的本能和能量来为种族服务。
这个理论的形成是透过三位男性作家的努力：茅盾、章锡琛和周建人。其中，只有周建人（1888—1984）在之前曾经研究过妇女问题(82)。他和1921年起担任主编的章锡琛（1889—1969）是一对搭档，两人在外语的能力上有互补的作用：章锡琛会日语，周建人则会英语。茅盾（1896—1981）以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的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崛起于文坛，他当时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懂英语。根据章锡琛的回忆，由于他先前对妇女问题没有研究，只好临时抱佛脚，到商务的图书馆里找相关的日文书籍来看。由于有截稿期的压力，他形容自己就像是饥民一样，把他所能找得到的日文书籍“生吞活剥”拿来介绍(83)。
尽管章锡琛有上述自嘲，他对妇女问题并不是真的一窍不通。他跟茅盾、周建人都相信爱伦凯的想法代表了西方最进步的妇女运动。他们三个人当中，茅盾是第一个在文章里提到爱伦凯的人(84)。他赞扬爱伦凯，说：这位“瑞典的女士”，“对于女子主义运动是终身事业，讨论新道德极精辟的”(85)。茅盾说妇女运动的目的不是要反抗男人，也不是要凌驾于男人之上，更不是要和男人一样。他提醒女性不要忘了爱伦凯的告诫，说妇女的天职是在家庭。他斥责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者，说她们还在那里“死抄着参政运动的老文章”，浑然不知世界的新潮流已经走到了更宽、更广的道路上去了(86)。茅盾节译了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Love and Marriage ）(87)，他认为爱伦凯和德国、奥国的妇女运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章锡琛对爱伦凯的观念作了最详尽的介绍。在一篇鸟瞰西方思想家对性与爱的看法的文章里，他特别举出爱伦凯，说她对妇女问题的主张是“最大胆、最彻底的”(88)。在稍后一篇关于爱伦凯生平和思想的文章里，章锡琛罗列了爱伦凯主要的几个观念的大要：爱不单属于灵，也不单属于肉，而是灵肉合一，灵肉合一的结果可以使种族改良，使人生向上；恋爱是结婚的基础，如果没有爱，即使它符合法律上的规定，那个婚姻还是不道德的；既然恋爱是婚姻的基础，只要爱消失了，就应该自由离婚；“爱的自由”（love's freedom）与“滥爱”（free love）不同，“滥爱”是滥交，“爱的自由”虽然可以解除，但这种爱的结合是为了促进族类的福利，为了完成那跟男人有别、只有女性所特有的使命——母性(89)。
章锡琛跟他的同志都认为英美的女权主义已经过时了。他把西方的妇女运动分成两支：英美的女子参政运动和北欧的母性运动。章锡琛认为母性运动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有一个比较优越的目标，那就是，要有做“女性的自由”。不像英美式的女性运动，只知道去追求“人［即，没有标志出性别的人］的自由”。
章锡琛认为这两个派别的分野有其哲学上的不同。18世纪以来的英美自由主义使妇女有了“人的自觉”，19世纪末期以来的性的觉醒，则让她们产生了“性的自觉”。自由主义派驱使女性去争取男性所有的自由，这从章锡琛的角度来看，是走入歧途的妇女运动。当女人要求跟男人一样被对待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她的“女性特质”，其所可能造成的，是一个恐怖的未来，那就是女人变成了“第三性”。妇女变成第三性的结果，就是“主张独身主义者的增多，仇视男子心理的普遍”，他说，这是西方“妇女解放的悲剧”。所以，章锡琛认为母性运动是妇女运动里最进步的。由于其提倡灵与肉结合为一的性爱，同时又为生殖的神圣而讴歌，母性运动成功地把婚姻与人类的未来结合在一起，一箭双雕地达成了解放妇女、保障儿童福利的两项目标(90)。
这种对自由派女权主义运动的批判，其实只是全球社会性别话语的一环。由于《妇女杂志》的许多文章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这种对妇女参政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敌视，可以说是从欧洲转由日本进口的。默盦翻译岛村民藏（1888年生）的文章，写的是有关近代西方文学里的新性道德。在这篇文章里，岛村民藏征引了奥托·外宁格（Otto Weininger）所说的话，他是奥地利人，讨厌女性。外宁格说女性“不外乎两类：母亲型或妓女型，一般来说，女人是介于两者之间”(91)。外宁格说妇女运动“是反母性而趋于妓女，是妓女的解放，而不是妇女的解放”(92)。
在另外一篇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章里，原田实（1890—1971）用“弗弥涅士姆”（英文“feminism”［女权主义］的音译）来统称所有的妇女运动，但他偏好母性运动(93)。他征引哈特蕾（C．Gasquoine Hartley）的话，哈特蕾是母性运动的支持者，哈特蕾说：“只有让女性能依她的性别而行的自由，才是对女性有用的自由。”(94)原田实在这篇文章里也征引了马丁夫妇（John and Prestonia Martin）的书——《女权主义的谬误与愚昧》（Feminism：Its Fallacies and Follies ）。马丁太太说：“女性（womanhood）是一种病（infirmity），很少女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女性能被治好。”她又说：女人不可能去改变男人的世界，“因为那是他的世界。那是他所创造、控制、了解的——至少比她所能做的要好得多”(95)。
《妇女杂志》看得懂英文的作者，同样地也在他们倡导母性运动的同时，把反对妇女参政运动的人引为同道。举个例子来说，茅盾以赞同的态度，征引巴克斯（E．Belfort Bax）在他所写的《女权主义的骗局》（The Fraud of Feminism ）里所说的话。巴克斯说民主主义的观念是妇女参政主义的由来(96)。茅盾不可能不会看到巴克斯在这本书里的一个观点，巴克斯说由于她们在生理上的因素，女性“不能胜任”政治上的职务。而且，他说女性一般而言，“无论在德行或是智性方面，都不能跟一般的男性相比”(97)。巴克斯称女权主义是“一个大骗局”，其目的在求“女性至上，在巩固、扩大女人早已享有的特权”(98)。
周建人也同样地在他的文章里挥洒了一些反女子参政运动的看法。他对女性的忠告是，她们一定要听从格里肯夫人（Walter Gallichan，即上文所提到的哈特蕾）的话：女人应该要“与男人一起去得自由”（free with man），而不是去争“与男人有别的自由”（free from man）(99)。他同时也发挥了泰倍尔（Ida Tarbell，1857—1944）反对女性外出工作的理论，虽然他承认泰倍尔的论点是极端了一点(100)。在《妇女杂志》的节育专号里，周建人翻译了优生学家韦艮木（Albert Wiggam，1871—1957）的一篇文章，韦艮木说：“正经的女人……在儿女满堂的家里找到了更宽广的‘自由’、更高深的人生知识以及奥妙无穷的美丽。跟这一切相比，那在外寻寻觅觅、自以为见过世面的她，她所能找到的所谓的‘自由’算得了什么呢！”(101)
当然，巴克斯和韦艮木所说的这些尖刻的反女权主义的话，并没有在征引他们的中国作者的文章里出现。然而，对女权主义的批判，他们在立场上是一致的。《妇女杂志》的这些作者对妇女参政一直深怀疑虑，他们总是怀疑她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女性的利益，而非劳动阶级的。对劳动阶级，他们称之为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这是他们从日文借过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这个日本名词本身则又是从法国大革命前旧皇朝制度下的三个阶级所延伸过来的，即：僧侣、贵族和资产阶级）。(102)根本来说，他们对英美派女权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他们相信男女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以及他们忧心女人的男性化。由于这些中国作家相信对妇女之作为母亲的天职而言，投票权、教育以及职业都只是次要的，因而他们谈到妇女的参政权、受教育权以及就业权的时候就总是不带劲(103)。
周建人和他的同志所最憎恶的，是他们心目中的英美女权主义要泯灭性别之间的不同。虽然对男女的不同点究竟何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定论，但是，他们都相信男女有别是一个科学的定论。在他们当中，周建人最坚决相信男女在生理上有所不同。他甚至征引了蔼理斯的名言：“是男人，就从头到拇指都是男人的样子；是女人，则从头到小脚趾都是女人的样子。”(104)由于他懂英文，他可以直接读原文，不像早期的作者，必须透过日文的翻译。周建人有一篇分两期连载的翻译文章，其底本是葛底士的《性的演化》(105)。他另外一篇讨论妇女与社会的文章，罗列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不同，他所根据的，是葛底士男人属于“分解代谢”、女人属于“合成代谢”的理论，以及蔼理斯从血液、脑部的大小、骨架、躯干与四肢的比例，来分辨男女不同的论据(106)。
其他作者则找出其他“科学”的证据来支持周建人的生理决定论。李三旡翻译了野上健夫的作品，认为心理测验已经证明了男女之间确有根本的不同(107)。杨贤江则列出了一长串表格，从视觉反应、记忆、注意力、认知能力、叙述能力、论证力、品味以及成长速率等，列出了心理测验所测出的男女的优缺点(108)。上述的论点以外，茅盾又加入了其他“科学”例如社会学、经济学上的发现；他同时也翻译了葛底士的《性的演化》的第九章(109)。
男女的不同是否意味着说女性劣于男性，章锡琛是唯一断然否定的，其他的作者则模棱两可。章锡琛反对所有用体质上的数据来支持女劣于男的理论，他说这些过时的理论都已经被20世纪“科学”的研究所推翻了(110)。然而，他们所共有的立场是：男女的异同是与人类的进化息息相关的。他们都认为自然界把男女造得不同，就是要让他们能各尽所长、相辅相成，以使人类循序进化止于至善。
为了进化，强制的异性恋是必须的。用章锡琛的话来说，人类有男有女，两性的结合是人类之所以能延续的必要条件(111)。章锡琛认为独身是一个文明病，其原因是生活费用的高涨，使得男人没有经济能力去结婚。然而，老处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病因在于女性肆意地违背其作为女人的本性。Y．D．在他所翻译的富士川游（1865—1940）所著的文章里说，男人是第一性，女人则是第二性。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是第三性。第三性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倒退的危险讯号。Y．D．——正确地说，是富士川游——说，如果我们去看那些去柏林开妇女大会的女人（指的可能是国际妇女参政协会在柏林所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大会，有33个代表参加）所拍的团体合照，我们会“迷离惝恍，因为一看都是男相”(112)。
《妇女杂志》的主要作者在宣扬母性运动的时候，会征引反妇女参政主义的人，而且视其为同道，并不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很正确地了解西方的妇女运动分成两支：一支讴歌母性，另一支则为女性争取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毕竟，他们的精神领袖爱伦凯就说过：“男人所反对的是新女性。”爱伦凯相信女人如果在性欲上被压制，她们就必须用极端的方法来发泄，这就会把她们弄得精疲力尽，甚至发疯或变得歇斯底里(113)。爱伦凯用水压（hydraulic，取其被压抑、压抑不成可以喷射的两极端）来譬喻女性的性欲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因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话语通常是用这个譬喻来形容男人的性欲(114)。爱伦凯的这个譬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妇女杂志》的男性作家的焦虑和疑惧：那就是，老处女和男性化的女人既可以害己又可以害人。
然而，女人的性欲并不是给她们自己用的。爱伦凯说，即使女人有权利“去满足她们在性爱上的想望，她们绝对不能忘掉，她们只有在用她们的爱生孩子给她们的先生、用她们的爱给她们的孩子一个爸爸以后，她们才能完全地发挥了她们的本性”(115)。这里所谓的爱并不是没有种族色彩的。我认为爱伦凯是一个纯种主义者，在这点上我跟迪娜·罗蕊（Dina Lowry）的看法不同(116)。爱伦凯相信“爱的选择力”已经成为女性的本能，亦即一种能“让［白人］种族更为高贵”的本能。爱伦凯赞叹地说：“根本就不需要立法禁止，光是靠她们血液里的脉动，美国女性就自己不会想要跟黑人或中国人结婚。”(117)大概白种女人血液里有一种会保卫其种族的本能，让她能够本能地符合优生学的原则去保其种族的纯净。
不管《妇女杂志》的这些作者是否知道爱伦凯用美国反华的情绪来说明她对种族融合的憎恶，他们完全接受她认为爱符合优生学的前提。就像坂元弘子（Sakamoto Hiroko）所指出的，在近代中国有关人口、节育、家庭、妇女特别是恋爱的主要论争里，优生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坂元弘子提醒我们，“恋爱结婚的观念与优生‘科学’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不管是男还是女，他们都只不过等于是把孔家店的脚镣手铐给扔了，却又换上了民族国家的枷锁(118)。坂元弘子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它把近代中国的“恋爱结婚”话语背后的优生学前提给抖了出来，因而揭穿了它所谓解放了青年男女的假话。然而，也正因为她一心要揭穿这种论述优生学的前提以及其阴暗、有害的影响，她的推论就忽略了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面向。问题并不只在于近代中国的恋爱话语，并不全是把恋爱与优生学联结在一起(119)。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妇女杂志》的作者身上，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绝对不像是坂元弘子笔下的猪脑袋似的优生论者。
对周建人和他的同志而言，爱就是优生学，因为它符合科学的原则。周建人认为我们可以把爱的原理追溯到卵子吸引精虫的化学分泌。人类和所有低等动物都一样，都本能地会被美丽、健康的异性所吸引。正因为美丽有激发性欲的力量，它对种族的存续有其深远的影响。就像动物在找对象的时候，总是会被鲜艳的颜色、艳丽的羽毛以及气力所吸引，男人就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因为符合这些第二性征的女人最有条件履行她们作为母亲的责任(120)。
然而，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只是由本能来驱动。他们同时也会被其伴侣的人格、个性及其他德行所吸引。如果对周建人及其同志来说，爱天然地与优生学的原理若合符节，他们在达尔文的儿子雷那·达尔文（Leonard Darwin）身上找到了一个同道。周建人赞同地征引了雷那·达尔文1921年在纽约所召开的第二次优生学国际大会上所说的话，雷那·达尔文“赞美恋爱结婚天然地符合优生学的原理”(121)。他相信爱情“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由良好的道德与心智条件所引发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则它可以作为优生政策最可靠的基础”。雷那·达尔文强调优生学家绝对不是要去废除爱情，相反地，他们所“希望去做到的，毋宁说是要把爱情弄得更为纯净，要把所有一切常扒着爱情不放、却会玷污了爱情的不良影响一扫而空”(122)。
我们在此处把雷那·达尔文和周建人及其同志的观点并列，这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中国有关优生学的论辩有其国际的面向，它也同时可以证明周建人和他的同志并不是猪脑袋似的优生论者，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让弱智残障的人繁衍。雷那·达尔文承认他或许是犯了“男人的通病”，但他还是要“为了种族的利益着想，来呼吁美貌的重要性，因为美貌与健康常常是联在一起的”。雷那·达尔文是一个阶级主义者，他相信优生学可以为爱的选择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从而替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轻男女安排交往的机会。他担心素质高、阶级好的男女会变得太挑，因而比起出身比较不好的人来说，他们结婚的比率会较低，因而造成了“明显的反优生学的后果”。雷那·达尔文相信强硬但合乎理性的政策——暗指把不健全的人施行结扎手术——会是必要的。这样做，才有可能“让人类免于野生动物所必须面对的命运”，这是自然界昭昭然给我们的训示，亦即，“自然界为了保障种族的延续，会不惜牺牲一些个体”(123)。
周建人及其同志跟雷那·达尔文的看法相同，认为社会必须采取政策来禁止不健全的人繁衍生殖。然而，对于那种所谓“积极”的政策，也就是鼓励良好分子多生多育的政策，他们并不怎么热衷。历来的学者很正确地指出，周建人在优生学上的立场有其社会主义的根源，同时他接受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的看法，认为从应付环境变迁所得来的体质变化可以遗传(124)。历来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周建人及其同志从爱伦凯身上所得到的深远的影响，亦即，爱就是优生学，以及爱是一种宗教。他们在引申爱伦凯的观点的时候就强调说，当爱可以自由地发挥，没有被任何外在的动机玷污的时候，个人与种族都可以得到好处，这就是大自然界天然的“积极”优生法。《妇女杂志》的作者晏始就嘲笑那些鼓励所谓优越分子要多生多育，想要用这种方法来干预人类繁殖的做法，他说，这是江湖郎中优生学，等于是想用给牛羊配种的方法来繁衍人类。没有一个优生学家，除非他是上帝，有办法去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更糟糕的是那些异想天开，想把这个任务交给父母，让他们用门当户对的标准去帮儿女找结婚对象的“优生学家”(125)。这种爱就是优生学的论述，很自然地融入了“五四”新文化反传统、反儒家家庭制度下的父母专权的论述。
对《妇女杂志》里礼赞恋爱的作者来说，爱永远不可能会被贬谪到成为优生学的侍女的地位。恰恰相反，他们把爱描绘成一种天然的优生法，就仿佛进化的铁律已经把它化成为人类的本能一样。周建人及其同志还要更上一层楼，说如果要让爱真正地成为优生，我们就必须让爱成为一种宗教。爱伦凯是第一个申论这个观念的人，她说：“我们体认到爱的创造力，可以使人类走到更加完美的境界。但这只有在等到爱变成了一种宗教以后才可能达成。”(126)然而，这个观念在翻译转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对爱伦凯来说，爱之所以能够使人类往止于至善的道路迈进，是透过各个男女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各自的努力；对《妇女杂志》里仰慕她的作者而言，这个爱的施功的场域则变成了社会上所有男女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
经过这样的重组以后，爱可以让男女斗争这个恐怖的未来永远不会发生。云鹤说，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可以用成立国际组织的方法来解决，阶级斗争可以用民主政治来解决，男女之间的冲突可以用爱来克服(127)。运用同样的逻辑，1923年2月号的《妇女杂志》在《卷头言》里说，现代世界面临三大问题：国际问题、劳动问题和妇女问题。其根本解决的方法，说穿了居然再简单也不过：“要解决一切的纠纷，免除一切的争斗，只有一个字，这就是‘爱’。”这是因为：“人类相互间的爱，是发源于亲子间的爱；亲子间的爱，是发源于两性间的爱，所以性爱是一切爱的基础。男女间的争斗消灭，一切的争斗也跟着消灭。”(128)
迷醉于优生学的福音之余，中国母性运动的倡导者也支持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1879—1966）的节育运动，只是，这个支持也经过了一个转折。当桑格夫人在1922年4月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她已经与她过去所坚持的立场保持了距离，亦即妇女在生育方面的自主权，而开始用优生的语言来申论“当母亲与否的自主权”以及“有责任心的母亲”(129)。《妇女杂志》在桑格夫人到访的两个月以后出了一期节育专号。这个专号的作者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为什么中国亟须施行节育：人道的考虑（一再怀孕会伤害妇女健康）、经济上的因素、人口过剩，以及最重要的优生方面的考虑(13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桑格夫人比较激进的主张，亦即女人“当母亲与否的自主权”，根本就被忽略不谈。桑格夫人不厌其详地讨论了“当母亲与否的自主权”的先决条件：“有自己选择伴侣的权利、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怀孕的权利，以及自己决定要生几个孩子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她坚持女性有当母亲与否的自主权，就“意味着说，结婚但不生孩子的权利”(131)。
在这个专号里，陈德征是唯一一个明确地指出结婚与生育不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作者(132)。所有其他的作者都把讨论局限在怀孕的时间和频率。章锡琛解释说，节育的意义“只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让母亲有自由来决定她想要有几个孩子”（用粗题字来强调是作者所加）(133)。同样的，健孟翻译桑格夫人的文章，很可能是用意译的方式摘译桑格夫人的《女人及新种族》（Woman and the New Race ），其结尾说妇女有权决定生孩子的时间，但完全没有提到“结婚但不生孩子的权利”(134)。这种选择式地接受桑格夫人“当母亲与否的自主权”的做法是可以了解的，因为这些作者追随爱伦凯而倡导母性。爱伦凯就强调说，每一个女人都至少应该要有三到四个孩子，以便让他们有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135)。因此，虽然这些男人因为人道与优生的考量，接受了节育运动的主张，但是，对他们来说，母性是神圣的、不可妥协的，不是女人说不生就可以的。
爱伦凯对这些男性作家的吸引力，可能也在于他们在她的作品里发现了一个激进而具有解放性的观念，可以让他们用来批判传统的贞节观念。这种女权主义的批判，是20世纪10—20年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批判的重要的一环，其发端的《新青年》杂志里就有周建人的两个哥哥：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136)。《新青年》的作者所攻击的，是男人不需遵守的双重标准，《妇女杂志》的作者则想用爱伦凯的观点来为新的贞节观建立一个科学的基础。如果爱是结婚唯一的道德基础，没有了爱的婚姻就应该结束；如果恋爱结婚可以生出最好的后代，则爱应该被拿来当成新性道德最后的准据。
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爱伦凯让西方保守的妇女运动人士对她产生了反感，虽然他们赞成她对母性的礼赞。爱伦凯斥责教会与国家偏执地固守着一夫一妻制，她要护卫私生子和未婚母亲的权利。她宣称：“人类不是为一夫一妻制而存在的，应该是一夫一妻制是为人类而服务的。”(137)与此同时，爱伦凯对爱以及对女人性欲的礼赞，又使她成为20世纪初年美国前卫人士的宠儿(138)。
爱伦凯这个激进的观念深为她在中国的男性崇拜者所激赏。在《妇女杂志》的文章里，“爱的神圣”仿佛成为一句真言，成为衡量贞节独一无二的标准。这些男性作家坚持爱不是永恒的；对他们而言，爱的神圣和自由离婚是一体的两面(139)。更切近于我们的主题的，是他们倾向于把性与爱混同为一。因此，章锡琛在解释新的性道德的时候，他首先强调道德观念是随着文化和时代的进展而有所不同的。他接着说，性冲动是人人所固有的，因此，满足性冲动的需要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以他的眼光来看，最高的性道德分为两面：一是基于完全的平等的结合；二是这样的婚姻必须为社会生下聪明、健康的孩子。
章锡琛接着说明最高形式的性道德是“利己主义”与“爱他主义”的结合。过去的性道德是伪善的、因袭的、独断的以及复仇的，其原因就正是因为它不能导“利己”到“爱他”的境界，这也就是说，不能以增进自己的幸福从而谋社会的幸福。跟爱伦凯一样，他义愤填膺地抗议着，他说一对青年男女，因为没有结婚的仪式而生了孩子，就会被指斥为不道德；反之，那些生了一大堆孩子的父母，对孩子不加教养，任其生病、夭亡，甚至成为社会问题，社会却认为他们是道德的，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合法的夫妻。他说，这是谬误错乱的性道德观。章锡琛认为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是一种私人的关系，只要他们依循了“利己”与“爱他”的原则，没有生下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进入了社会问题的层次），社会应该任其自由，不予过问。他更进一步地申论：如果经过两对配偶的许可，即使他们要实行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的关系，“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140)。
周建人同意章锡琛认为道德观念是相对的、与时并进的观点。周建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说性冲动的满足是道德的，只要它符合下述的两个条件：其一，其结果不损害自己和他人；其二，生下来的孩子对社会、民族有裨益。周建人认为：人们会希望社会进步，会要未来民族优秀，完全是“爱我心”（self-love，［此处的翻译和英文引文都是周建人的］）的扩大。两性的关系是“极私的事”，生育子女则是“极公的事”。他认为男人要求女人“守节烈贞操”的观念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节烈并不是女人“自然的欲求”，而“只是男子要永久占有女子而设的牢笼”(141)。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他征引了他说是格里肯夫人所说的一句话：“只有不由于恋爱、而由别的动机发生性交，才是污损贞操。”(142)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激进的观点。虽然我们并没有资料来衡量当时舆论的反应，但是学者都认为章锡琛的主编职位之所以不保，是因为北京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指控《妇女杂志》在为一夫多妻制提供护符(143)。商务印书馆下令章锡琛以后必须把每期排成的清样送审，章锡琛要求改为把编成的原稿送审。在商务印书馆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章锡琛只好辞职(144)。1925年8月号的《妇女杂志》，在该号的卷尾刊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告诉读者说章锡琛已经辞职。
主编换人以后，其编辑方针立变，其结果也立现。一夕之间，所有讨论爱、母性或新性道德的文章销声匿迹。这些引起争辩的论题消失了，取代的是家政、艺术以及一些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章锡琛和他的同志另行成立了一个新杂志《新女性》来继续宣扬他们的信念。《妇女杂志》继续发行到1931年12月。次年1月，日军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导致几乎所有的杂志都停了刊(145)。
《妇女杂志》能在社会、政治、经济动荡的中国发行长达十七年之久，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由于它有这样长的历史，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去从中精准地追踪全球社会性别话语翻译、传入中国的轨迹。因此，虽然历来的学者都说《妇女杂志》最初的四年是保守的，但是，其意义不在于它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而毋宁在于它与当时来自日本、欧洲、美国的社会性别话语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妇女杂志》里看起来保守的成分并不是中国的，而是全球并且是现代的。1920年到1925年间的《妇女杂志》，一直是被认为该杂志最自由、进步的女权主义时期。可是，这个阶段的特色却是断然地排斥追求平等的女权主义，而拥抱那礼赞男女有别的母性运动。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国家民族主义在《妇女杂志》的社会性别话语里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在1915年到1919年之间确实扮演了一个角色。当时，《妇女杂志》在倡导日本明治政府所塑造的“贤妻良母”主义，要妇女好好持家，因为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女性作家就已经拒绝臣服于国家民族主义的规训。比如像胡彬夏，她既否决了贤妻良母主义，也扬弃了国家民族主义的论述；或者像施淑仪，立定决心要赓续才女的传统。
20世纪20年代，《妇女杂志》进入了倡导母性的阶段，生理特质与进化定律被视为女性的宿命。国家的角色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它的重要性受到科学万能论的影响而被调降。母性运动当然可以为国家服务，在欧洲或其他国家，把母教和公益、爱国结合在一起的讨论所在多有。然而，母性运动绝不是国家的侍女。就像章锡琛和周建人在讨论新性道德的时候所坚持的，只要性行为没有带来怀孕生子的结果，国家便没有干涉的权力。性是男女私人的权益。
母性运动是一个本质化的话语，它把女性简化到她生殖的机能。然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来说，对爱、对女人的性与欲的礼赞，有其解放的意义，它让女性可以不用担心责难而去探索性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女性作家当时没有参与讨论母性的论述，我没有答案。语言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她们必须要懂英文、日文或瑞典文才可能对爱伦凯有所了解。同时，或许母性是一个包容万千的观念，其意思再清楚也不过，其理想再合理也不过，因此女性作家可能不觉得有动笔去赞成或反对的必要。
《妇女杂志》当然是一个特例。在发行历史、发行量以及影响力方面，在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很少有其他杂志能望其项背，其他女性杂志就更不用说了。本文的讨论虽然着重的是女权主义话语的翻译，但是，其方法可以运用到其他话语的分析，不管这些话语是发表在妇女的杂志、文学或政论性的杂志，还是报纸及副刊上。我们如果要把中国放在全球社会性别话语的流通网络上，我们就必须去追踪中国人如何把这些话语从西方、日本以及后来的苏联引借进来和使用，同时我们必须比对原文。这种宽广、动态的视野可以让我们从新的视角去了解国家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如何影响了全球社会性别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女性在诠释、使用这些话语以表白她们的想法和主体的时候，她们是否有别于男性。
————————————————————
(1) 江勇振，美国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2) Joan 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3（June 2001），pp．765-803．
(3) Wendy Larson，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Susan Glosser，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Hiroko 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 i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12.2（2004），pp．329-376；Christina Gilmartin，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4) 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n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History and Theory ，37.3（October 1998），pp．287-308．
(5) Tani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6) 请参阅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p．298；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p．92。
(7) 虽然《妇女杂志》在最高峰时期一万份的销量，和日本的《婦人世界》（一百三十万份）以及美国的《妇女家庭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 ）（两百万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该拿来相比的是同时期中国的其他妇女杂志，其销量只能以百或千来计。请参阅Jacquelin 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Funü zazhi）1915-1931”，Republican China ，10.1b（November 1984），pp．37-38。在1925年、1930年两次读者所爱读书刊的意见调查中，《妇女杂志》都得到了高票。请参阅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何以名为妇女》，《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第20、26页。
(8) 请参阅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Zheng Wa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以及村田雄二郎编：《婦女雑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请注意最后两本中、日文的论文集是姐妹篇；后者多了几篇专为日文版所撰写的论文。
(9) 请参阅Jacquelin 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这种把《妇女杂志》的第一期描述为“保守”，而把它与“自由、进步”的第二期相对比的说法，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其中之一是沈雁冰，即茅盾，他是《妇女杂志》1919年到1920年间的代理编辑，请参见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79。另外一个大家常常征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罗家伦，请参见 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pp．39-40。
(10) 比如说，王政仍然把《妇女杂志》的前两期描述成“贤妻良母阶段”（1915—1919）以及“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阶段”（1920—1925）。请参阅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p．67-116。另外，也请参阅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358。
(11) 例如：“女心外向”，亦即，女儿结了婚以后，往往偏向夫家，忘了母家（一卷八号，第4页）；“新箍马桶三日香”，亦即，女子喜新厌旧（一卷八号，第4页）；“忤逆新妇孝顺子”，亦即，媳妇因为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故常忤逆，不如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一卷十号，第3页）；“枕头上告状，一告便准”，亦即，男子耳朵软，容易听信妻子的话（二卷四号，第6页）；以及无须解释的“最毒妇人心”（二卷六号，第2页）。
(12) 请参阅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pp．38-39；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73。
(13) 陆咏黄：《衣类污点拔除法》，《妇女杂志》一卷三号（1915年3月），第8—14页；一卷四号（1915年4月），第12—18页；一卷五号（1915年5月），第7—9页。
(14) 陈步欧：《中国秤之分度法》，《妇女杂志》一卷四号（1915年4月），第18—19页。
(15) “丁小石致编者”，《妇女杂志》三卷七号（1917年7月），第14页。
(16) 请参阅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2-176；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8-177。
(17) 请参阅Constance Orliski，“The Bourgeois Housewife as Labor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Nan Nü：Men，Women，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5.1（April 2003），pp．43-68。Orliski在该文里对这个论点有更详尽的发挥。
(18) Susan Glosser说20世纪30年代上海乳业大王尤怀高是首先倡导妇女用勤俭以及理性的财政管理方法来持家的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她把时间整整推晚了二十年。请参阅其所著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pp．134-166。
(19) 飘萍：《实用一家簿记法》，《妇女杂志》一卷八号（1915年8月），第15—26页；一卷九号（1915年9月），第1—12页。其他相关的文章，请参阅周海：《家庭簿记》，《妇女杂志》一卷四号（1915年4月），第25—27页。王廷干：《物价腾贵与中流之家庭》，《妇女杂志》三卷六号（1917年6月），第13—20页；三卷七号（1917年7月），第15—19页。张慧中：《经济小说：理想之家庭预算》，《妇女杂志》五卷一号（1919年1月），第8—11页；五卷二号（1919年2月），第6—14页。有关家庭簿记教科书的广告，请参阅《妇女杂志》的广告栏。
(20) 请参阅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21) 请参阅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Review of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y Perry Link”，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2（December 1984），pp．578-586；Thomas Barthlein，“‘Mirrors of Transition’：Conflicting Images of Society in Change from Popular Chinese Social Novels，1908 to 1930”，Modern China ，25.2（April 1999），pp．204-228。
(22) 最明显的例子是刊载在第一卷前五期里鹓雏所写的小说。
(23) 例如，胡寄尘：《爱儿》，《妇女杂志》二卷十二号（1916年12月），第1—8页。
(24) 鹓雏：《蔷薇花》，《妇女杂志》三卷二号（1917年2月），第1—7页。
(25) 拜兰：《女小说家》，《妇女杂志》三卷十号（1917年10月），第12—17页；三卷十一号（1917年11月），第26—29页。
(26) 若云女士：《霜猨啼夜录》，《妇女杂志》三卷十一号（1917年11月），第19—25页；三卷十二号（1917年12月），第15—22页。
(27) 不才：《自由鉴》，《妇女杂志》一卷三号（1915年3月），第5—11页。
(28) 李涵秋：《雪莲日记》，《妇女杂志》一卷七号（1915年7月），第1—6页；一卷八号（1915年8月），第1—8页；一卷九号（1915年9月），第1—8页；一卷十号（1915年10月），第1—10页；一卷十一号（1915年11月），第1—8页；一卷十二号（1915年12月），第1—8页；二卷六号（1916年6月），第4—13页；二卷七号（1916年7月），第11—12页。
(29) 请参阅Louise Edwards，“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 ，26.2（April 2000），pp．115-147。
(30) 有关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如何把消费行为描绘成为女性所专有，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请参阅Victoria de Grazia，with Ellen Furlough，eds．，The Sex of Things：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Mary Louise Roberts，“Gender，Consumption，and Commodity Cultur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3（June 1998），pp．817-844。
(31) 举例来说，飘萍：《理想只女学生》，《妇女杂志》一卷三号（1915年3月），第1—5页；瑞华：《敬告女学生》，《妇女杂志》一卷七号（1915年7月），第6—8页；缪程淑仪：《何谓生利的妇女？何谓分利的妇女？》，《妇女杂志》六卷六号（1920年6月），第4页；以及余竹籁：《装饰与人格的关系》，《妇女杂志》八卷一号（1915年7月），第19—22页。
(32) 康白情：《读王卓民君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妇女杂志》四卷十一号（1918年11月），第6页。
(33) 余竹籁：《装饰与人格的关系》，《妇女杂志》八卷一号（1915年7月），第19—22页。
(34) 这句话是套用Mary Louise Roberts，“Gender，Consumption，and Commodity Culture”，p．826。
(35) 请参阅Yung-Hee Kim，“Creating New Paradigms of Womanhood in Modern Korean Literature：Na Hye-sǒk's ‘Kyǒnghǔi’”，Korean Studies ，26：1（2002），pp．1-60。
(36) 请参阅陈姃湲：《简介近代亚洲的“贤妻良母”思想：从回顾日本、韩国、中国的研究成果谈起》，《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第10期（2002年12月），第199—220页；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358。
(37) 请参阅Sabine Frühstück，Colonizing Sex：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80-81。
(38) Patrick Geddes and J．Arthur Thomson，The Evolution of Sex ，London：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Ltd．，1889．
(39) 请参阅Jeffrey Weeks，“Havelock Ellis and the Politics of Sex Reform”，in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edited by Sheila Rowbotham and Jeffrey Weeks（London：Pluto Press，1977），p．168。
(40) Havelock Ellis，Man and Woman：A Study of Human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London：Walter Scott，Ltd．，1894．
(41) 天婴：《研究女性与男性之别及其适宜之教育》，《妇女杂志》一卷七号（1915年7月），第1—5页；一卷八号（1915年8月），第1—8页。
(42) 君实：《自医学观之良妻贤母主义》，《妇女杂志》五卷七号（1919年7月），第1—6页；五卷八号（1919年8月），第1—10页。
(43) 倚鸾：《女子成人之秘诀》，《妇女杂志》二卷四号（1916年2月），第4—7页。
(44) Patrick Geddes and J．Arthur Thomson，The Evolution of Sex ，p．286．
(45) 在我们开始分析胡彬夏的观念以前，我们必须先彻底地否定一种传言已久的说法，那就是说胡彬夏不是真正的编辑，而且那些她署名的文章也不是她自己写的。这种传言的唯一根据是商务印书馆一个老职员的回忆。他说商务只是借用胡彬夏的名字去增加销路，因为胡彬夏不但留学日本，而且留学美国，这在男性当中已经罕见，在女性当中更是如此。根据这个说法，该杂志发刊开始的男编辑不但继续编辑该刊，而且是署名胡彬夏的文章真正的作者。请参阅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涵芬楼往事》，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38页。Jacquelin Nivard所根据的就是这份资料，请参阅她的“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pp．44-45。胡彬夏是否亲手编辑《妇女杂志》，我们当然可以怀疑，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她是自己写了那些文章。首先，胡彬夏在留日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滔滔然的演说家。请参阅Joan 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pp．766，790-792，798，799。其次，胡彬夏留美时期所写的中英文文章现在还留存有，参见胡彬夏：《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之缘起》，《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第6期，第48—52页；ingsa Hu ［Hu Binxia］，“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II．2（December 10，1911），pp．185-189。 这些文章里的用字遣词、文气以及论证方式，都与她在《妇女杂志》署名发表的文章契合。更重要的是，她在《妇女杂志》里所发表的文章，都是根据她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经验和观察，没有真正在美国生活过的捉刀代笔者，是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的。有关相同的看法，请参阅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61，n106；Krista Klein，“Writing for The Ladies' Journal as a ‘New Woman’ of China（1916）：The Authorship of Hu Binxia”，pp．23-24。
(46) Krista Klein，“Writing for The Ladies' Journal as a ‘New Woman’ of China（1916）：The Authorship of Hu Binxia”，Unpublished paper（1997），History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deposited at the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Courtesy of Wilma Slaight，Archivist at Wellesley College）；Grace Seton，Chinese Lanterns ，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924，p．231．
(47) Joan 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pp．765-803．
(48) 胡彬夏：《节录复施淑仪女士书：贤母良妻！妾妇教育！》，《妇女杂志》二卷四号（1916年4月），第2—3页。
(49) 季家珍（Joan Judge）说胡彬夏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学生义勇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那时已经在麻省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念书了。请参阅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p．793，n89。
(50) 胡彬夏：《何者为吾妇女今后五十年内之职务》，《妇女杂志》二卷6号（1916年6月），第1—5页。在这里必须指出：胡彬夏是1922年在上海成立的“妇女参政运动同盟会”的成员，这或许说明了她后来对妇女参政已经不再有疑虑。
(51) 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pp．136-140．
(52) 胡彬夏：《二十世纪之新女子》，《妇女杂志》二卷一号（1916年1月），第1—13页。
(53) 胡彬夏：《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其一）》，《妇女杂志》二卷七号（1916年7月），第1—6页。
(54) 有关雅当丝和南丁格尔，请参阅Carroll Smith-Rosenberg，Disorderly Conduct：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Evelyn Pugh，“Florence Nightingale and J．S．Mill Debate Women' Rights”，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1.2（Spring 1982），pp．118-138。
(55) 胡彬夏：《何者为吾妇女今后五十年内之职务》，《妇女杂志》二卷六号（1916年6月），第3—5页。
(56) 胡彬夏：《基础之基础》，《妇女杂志》二卷八号（1916年8月），第1—12页。
(57) 胡彬夏：《基础之基础》，《妇女杂志》二卷八号（1916年8月），第10页；《二十世纪之新女子》，《妇女杂志》二卷一号（1916年1月），第13页。
(58) Grace Seton，Chinese Lanterns ，p．231．
(59) 施淑仪在1917年1月19日的时候，用中国式的算法为四十岁。见孙景谢：《施学诗先生四十生辰征诗文启》，《妇女杂志》五卷七号（1919年7月），第4—6页。由于她的生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按照老式的算法，她过了年就可以算是两岁。换句话说，用今天西式的算法，她在1917年的时候，应该是三十八或三十九岁，所以她的生年应该不是1878年就是1879年。
(60) 请参阅胡晓真：《文苑、多罗与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第185—188页。
(61) 施淑仪：《诗：十自述》，《妇女杂志》五卷八号（1919年8月），第5—6页。又请参阅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p．183-185。
(62) 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妇女杂志》一卷八号（1915年8月），第5—8页。
(63) 孙景谢：《施学诗先生四十生辰征诗文启》，《妇女杂志》五卷七号（1919年7月）。
(64) 施淑仪：《诗：十自述》，《妇女杂志》五卷八号（1919年8月），第5—6页。
(65) 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妇女杂志》一卷八号（1915年8月），第8页。
(66) Ying Hu，Tale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7) 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妇女杂志》一卷八号（1915年8月）。
(68) 施淑仪：《诗：十自述》；并请参阅胡晓真：《文苑、多罗与华鬘》，第187页。
(69) 胡彬夏：《节录复施淑仪女士书：贤母良妻！妾妇教育！》，《妇女杂志》二卷四号（1916年4月）。
(70) 请参阅Ying Hu，Tale of Translation ，pp．6-8．
(71) 相关的讨论，请参阅Nanxiu Qian，“Revitalizing the Xianyuan（Worthy Ladies）Tradition：Women in the 1898 Reforms”，Modern China ，29.4（October 2003），pp．399-454。
(72) Joan 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pp．801-802．
(73) 缪程淑仪：《余之女界修养谈》，《妇女杂志》五卷八号（1919年8月），第1—6页。
(74) 缪程淑仪：《新文体之一夕谈》，《妇女杂志》六卷一号（1920年1月），第1—5页。
(75) 缪程淑仪：《何谓生利的妇女？何谓分利的妇女？》，《妇女杂志》六卷六号（1920年6月），第1—5页。
(76) 缪程淑仪：《妇女建设社会的责任》，《妇女杂志》六卷八号（1920年8月），第1—6页。
(77) 沈时华：《忠告女同胞》，《妇女杂志》一卷十二号（1915年12月），第6—10页。有关这个种族论述的讨论，请参阅Frank Dikö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61-96。
(78) 蔡陈汉侠：《敬告女同胞文》，《妇女杂志》一卷六号（1915年6月），第1—3页。
(79) 见《论语·阳货篇》。
(80) 吴曾兰：《女界缘起》，《妇女杂志》一卷十一号（1915年11月），第10—12页。英文方面有关班昭的研究和其作品的翻译，请参阅Nancy Lee Swann，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 ，New York：Russell＆Russell，1932。
(81) 由于吴曾兰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同样是很激进的文章，后来证明是她先生吴虞所捉刀的，我们在此处不能确定这篇文章是不是她自己所写的。
(82) 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357．
(83) 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第12—14页。
(84) 雁冰［茅盾］：《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妇女杂志》六卷二号（1920年2月），第1—4页。
(85) 雁冰：《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潭妇女解放问题》，《妇女杂志》六卷三号（1920年3月），第1—5页。
(86) 雁冰：《妇女运动的意义和要求》，《妇女杂志》六卷八号（1920年8月），第1—6页。
(87) 四珍［茅盾］：《爱情与结婚》，《妇女杂志》六卷三号（1920年3月），第1—12页。
(88) 瑟庐［章锡琛］：《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观与恋爱观》，《妇女杂志》六卷十号（1920年10月），第1—8页。
(89) 瑟庐：《爱伦凯女士与其思想》，《妇女杂志》七卷二号（1921年2月），第21—27页。
(90) 瑟庐：《妇女运动的新倾向》，《妇女杂志》九卷一号（1923年1月），第2—7页。
(91) 默盦：《近代文学上的新性道德》，《妇女杂志》十一卷一号（1925年1月），第44—54页。外宁格这句话的出处是Weininger，Geschlecht und Character （Sex and Character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3］ 1906，pp．132-133。
(92) Otto Weininger，Sex and Character ，p．202．
(93) 味辛：《弗弥涅士姆概说》，《妇女杂志》八卷五号（1922年5月），第64—71页。
(94) C．Gasquoine Hartley，The Truth about Women ，New York：Dodd，Mead＆Co．，1913，p．ix．
(95) John and Prestonia Martin，Feminism：Its Fallacies and Follies ，New York：Dodd，Mead＆Co．，1916，pp．323，326．
(96) E．Belfort Bax，The Fraud of Feminism ，London：Grant Richards Ltd．，1913，p．154；雁冰：《妇女运动的意义和要求》，《妇女杂志》六卷八号（1920年8月），第5页。
(97) Bax，The Fraud of Feminism ，pp．155-156．
(98) Ibid．，pp．161，162．
(99) 克士［周建人］：《近代妇女运动的先导》，《妇女杂志》九卷一号（1923年1月），第39页；Hartley，The Truth about Women ，p．269。
(100) 克士：《泰倍尔女士的妇女职业观》，《妇女杂志》十卷六号（1924年6月），第890—895页。
(101) Albert Wiggam，“Birth-Control — A Two-Edged Sword”，The Fruit of the Family Tree ，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24，pp．317-329，here p．324；克士：《产儿制限与新种族》，《妇女杂志》八卷六号（1922年6月），第80页。
(102) 冯飞：《妇女问题概论》，《妇女杂志》七卷二号（1921年2月），第5—15页；七卷三号（1921年3月），第7—17页。王警涛：《女子经济独立问题》，《妇女杂志》八卷一号（1922年1月），第16—18页；顾密：《妇女问题与妇女劳动问题》，《妇女杂志》八卷十一号（1922年11月），第36—39页；瑟庐［章锡琛］：《妇女运动的新倾向》，《妇女杂志》九卷一号（1923年1月），第2—7页；资耀华：《我国目前妇女运动应取的方针》，《妇女杂志》九卷一号（1923年1月），第88—94页。
(103) 章锡琛说妇女解放的目的是在使母性尊贵。有人说贤妻良母的教育不好，所以要换另外一种教育，去养成妇女有能力出外找工作；但是，从章锡琛的角度来看，这最多只不过是把女性从“低级奴隶”的地位提高到“高等奴隶”的地位而已。请参阅记者［章锡琛］：《我们今后的态度》，《妇女杂志》十卷一号（1924年1月），第6页。在这里，章锡琛是套用日本女权主义作家与谢野晶子（1878—1942）在1920年出版的《女人创造》里的一句话。
(104) Ellis，Man and Woman ，p．52；克士：《妇女职业和母性》，《妇女杂志》十卷六号（1924年6月），第868页。
(105) 高山［周建人］：《性的进化》，《妇女杂志》十卷九号（1924年9月），第1389—1396页；《妇女杂志》十卷十号（1924年10月），第1555—1562页。
(106) 周建人：《妇女与社会》，《妇女杂志》七卷九号（1921年9月），第1—6页。
(107) 李三旡：《两性之分业》，《妇女杂志》七卷四号（1921年4月），第8—12页。
(108) 杨贤江：《男女精神上特征的比较》，《妇女杂志》七卷八号（1921年8月），第32—36页。
(109) 佩韦［茅盾］：《两性间的道德关系》，《妇女杂志》六卷七号（1920年7月），第1—10页。
(110) 瑟庐：《到妇女解放的途径》，《妇女杂志》七卷一号（1921年1月），第1—4页。
(111) 瑟庐：《文明与独身》，《妇女杂志》八卷十号（1922年10月），第2—6页。
(112) Y．D．：《妇女的精神生活》，《妇女杂志》八卷一号（1922年1月），第63—69页。
(113) Ellen Key，Love and Marriage ，tran．，Arthur Chater，New 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1911，p．172，172-173，187-188．
(114) Jeffrey Weeks，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Meanings，Myths＆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5，pp．80-82．
(115) Key，Love and Marriage ，p．194．
(116) Dina Lowy，“Love and Marriage：Ellen Key and Hiratsuka Raichō Explore Alternatives”，Women's Studies ，33（2004），pp．361-380，here p．362．
(117) Key，Love and Marriage ，p．145．
(118) 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 i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p．368．
(119) 坂元弘子此处的讨论其实是在反驳张兢。张兢1995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中说近代中国对“恋爱的发现”与日本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是自我的提升。请参见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369。
(120) 周建人：《恋爱选择与优生学》，《妇女杂志》十一卷四号（1925年4月），第597—603页。
(121) Albert Hopkins，“Our Latest Science — Eugenics”，Scientific American ，15.273（October 1921），pp．278-279，here op．273；周建人：《恋爱结婚与将来的人种问题》，《妇女杂志》八卷三号（1922年3月），第4页；Sakamoto 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354．
(122) Leonard Darwin，“The Aims and Methods of Eugenical Societies”，Science ，54.1397（October 7，1921），pp．313-323，here p．318．
(123) Darwin，“The Aims and Methods of Eugenical Societies”，pp．318，320．
(124)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钟月岑］，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1896-1945 ，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2；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 i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p．365．
(125) 晏始：《非恋爱自由论的诸派》，《妇女杂志》十一卷四号（1925年4月），第592—596页。
(126) Key，Love and Marriage ，p．55．
(127) 云鹤：《新的性道德之基础》，《妇女杂志》八卷五号（1922年5月），第2—5页。
(128) 《卷头言：男女争斗之世界》，《妇女杂志》九卷二号（1923年2月）。
(129) Lealle Ruhl，“Dilemmas of the Will，Uncertainty，Reproduction，and the Rhetoric of Control”，Signs ，27.3（Spring 2002），pp．655-656．
(130) 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p．347-349；Chung，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pp．107-109．
(131) Margaret Sanger，Woman and the New Race ，New York：Brentano's，1920，pp．5，227，229．
(132) 陈德征：《婚姻和生育》，《妇女杂志》八卷六号（1922年6月），第87页。
(133) 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八卷六号（1922年6月），第12页。
(134) 健孟：《妇人之力与产儿制限》，《妇女杂志》八卷六号（1922年6月），第33页。
(135) Key，Love and Marriage ，p．228．
(136) Sakamoto，“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p．355．
(137) Key，Love and Marriage ，p．289．
(138) Nancy Cott，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p．46-49；Ellen Todd，The “New Woman” Revisited：Painting and Gender Politics on Fourteenth Stree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46，171-173．
(139) 雁冰［茅盾］：《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妇女杂志》十一卷一号（1925年1月），第13—21页。
(140) 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妇女杂志》十一卷一号（1925年1月），第2—7页。
(141) 建人［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妇女杂志》十一卷一号（1925年1月），第8—12页。
(142) 克士［周建人］：《妇女主义的贞操观》，《妇女杂志》八卷十二号（1922年12月），第17页。
(143) 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111．
(144) 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第21—22页。本文英文版误指章锡琛被商务改派为《自然界》杂志的主编。
(145) 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第21—3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