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刊形态设计价值的追求

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文化一次次冲击中国。西方文化参照系的建立，不仅提供空间的对照，更是先进与落后的时间对照。于是西方历时性获得的文化结果被挤压后成为中国现况的强有力参照，这种参照改变了知识界原有的心理坐标，也为西方文化的畅然进入设置了道义与理论上的合理原点。但是西化的倾向落实于书刊形态时却遇到了抵制。中文的阅读习惯以及大众观看的范式，抵挡了编排的完全西化，也拒绝了金发碧眼的仕女图像盘踞中国书刊之上。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间观望的习惯 ，过于西化的技法与人物被排除在书刊形态之外。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艺术成为参照系来较正与比量中国艺术。一时间，洋风盛行：既有对法兰西革命图式的阐发，也有对西方神话的图像演绎，更有来自于《圣经》的场景：赤足的希腊式的少女、长着一对翅膀的仙女、裸体的儿童、仁慈的圣母等等，以各种技法被演绎着，与西方的艺术作品一起占据了书刊的封面与内页。精英指责仕女画的内容庸俗，没有创意，或者技法不到位，那么显示西方人物面貌的作品就能游离在这一评价体系之外而无庸俗之嫌吗？这真是给精英所提的一个吊诡的问题。随着技法的普及，西式的元素很快就成为新旧文学书刊上共享的元素。文化精英认识到完全来自于西方的图像也不能在书刊上获得正统与先进的地位，因为即便技法再纯正、创作技术再科学，也不能改变本质上的低庸，更有益的做法只能是对图像赋予一种符号或者观念上的意义。过于切近现实的图像总有被现实淘汰的一天，就如同周瘦鹃在1920年代感叹10年前的《礼拜六》如此过时一样：书刊图像的意义在于对真实世界的超越。对书刊形态有着更高追求的设计师开始考虑设计的价值，即如何通过各种元素的组合，创造出具有广阔美术视野又有永恒价值的作品。这里，一些设计师显然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考虑到了设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这样，民族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具体的命题被提了出来。而答案的多样，也正好表现出对现代性的建构并非只有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