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形态是语言内容的外化表现，它既是技术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书刊形态被视作文学、出版与设计的交集而成为诸多学科共轭的对象。一方面，它一直被牢牢锁定在近现代的文学视野之中，站在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这样二元对立的立场进行材料的摘选与史实的重塑，于是被视为落后或者反动的诸多书刊形态实例被剔除出考察的视野；另一方面，它又在史学的观照之下，顺应着“冲击—反应”与“传统—现代”的论述模式展开。近期由于文献的收集与解读，对史实多角度、多层面的揭示，改变了平面狭窄的考察模式：在文学领域，由范伯群领军的通俗文学研究尝试以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合流方式重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大批通俗文学的书刊由此得到了专题性的研究，文学图志的出版，更标明了学术界开始从书刊形态的角度对文学的审美与定位的一种思考；在设计与美术领域，陈瑞林等对近代工艺美术的研究以及潘公凯在“现代性”命题下对近代美术的反思，将书刊形态名正言顺地纳入了大美术研究的视野之内，书刊形态的商业美术被赋予了新的诠释；在出版研究领域，业内派与学院派齐头并进，在书刊的文献整理与价值重构方面成果甚多。业内派如吉少甫、叶再生多注重书刊形态史实的考订与展开；学院派如陈思和、陈平原等由其他维度切入，揭示出版的意义及作用，此间也有对书刊形态的研究。在版本学研究方面，由于收藏与研究的要求，学术界对具体的书刊形态也有了浓彩重墨的描述，这也成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对于书刊形态的讨论，在民国文献中呈现不多，就笔者收录仅见闻一多的《论出版物底封面》、孙福熙《秃笔淡墨写在破烂的茅纸上》、慎夫《书籍的装订和印刷》、范烟桥《谈封面画》的短文，鲁迅资料中谈及的诸多细节，陈之佛、丰子恺等文中散见的见解以及相关的刊物《艺文印刷月刊》《出版周刊》上的论文资料。在现在看来，当时许多新鲜的见解现在已经属于形态设计中的常识。
更多的研究为当今的成果。其中，出版领域内对书刊形态进行宏观梳理的，首推邱陵的《书籍装帧简史》。他将书刊形态置于新文化运动与文学团体发展的视野之中，通过不同出版机构不同类型书装的比较，勾勒各自的特点，又点面结合地描绘了书刊装帧（下称书装）队伍的结构组成和风格特征，对材料与技术也有简单提及，特别是对鲁迅在装帧史上的作用进行强调，表现出一个行家对于出版史料的独特捕捉眼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通俗读物基本上被排除于考察的视野，因而缺乏全景式的展开。1990年在简史基础上完善而成的艺术史，依然强调“各种复杂情况和掌握实物资料极其有限”，没有进行更深入、系统的阐述。李明君立足于考古与文献的基础，梳理了中国书装艺术史，对现代书装的陈述富有逻辑性和条理性。他罗列了不同书装风格和装帧群体的组成及特点，特别分析近代日本对现代书装的影响，表现出较宽阔的考察视野，而高品质图片的使用，使著作具有图像文献的价值。因为研究主要是从设计史的角度进行装帧细项的分析，对形式之后所隐藏的各项社会成因没有深入论述。周易以书刊封面为切入口展开了近代艺术设计的一个分支的叙述，其结构上是依照书装各要素进行实证举例与说明，资料比较翔实，但材料的组织则多为静态和片断的，陈述的线略显单薄。有关此领域的论文在近年来出现较多，如朱红红的硕士论文从视觉特征和文化内涵方面的挖掘，赵健从范式理论角度的研究，以及赵迪从审美变迁的角度的切入等，这些论文表现出对晚清民国书刊出版方向的新取向。
《毁灭》封面
《毁灭》，［苏联］法捷耶夫著，鲁迅根据藏原惟人日译本转译，1931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初版，署隋洛文译，1931年11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鲁迅封面设计。封面用了N·威绥斯夫崔夫的《袭击队员们》一画为装饰
（图片来源：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编《鲁迅论书籍装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除此之外，书刊形态作为出版的一项内容或者某个事实被嵌于各种史学著作如编辑史、出版史、设计史之中，比如肖东发、方厚枢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将其放在“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一节下阐述，这样的设置表达出技术与形态互为因果的考虑；黄镇伟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中也提及书装，但内容显得简略；吴永贵的《中国出版史》（特别是《民国出版史》）是近年来较为“详近略古”的专著，虽然承袭了“新技术对图书装帧形态的影响”的表述方式，但重点已由技术转为艺术，关注书刊图像自身的追求；王伯敏在《中国美术通史》中将现代书装与装潢美术相并，略提了一笔，标明对书装的性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郭恩慈《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将书装放在设计的视阈之下，讨论了书籍设计体现的现代化特征，但因篇幅所限，未充分展开；陈瑞林则把视线放在工艺美术发展的纵轴之上（见《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从而梳理了作为工艺美术之一种的书装的设计过程。以上研究，主要围绕书籍展开，但同时也对杂志的形态有所提及。
从微观上讲，书装的个案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其中对鲁迅、钱君匋、丰子恺、陈之佛、张光宇等研究的成果较多。对每位研究对象的研究材料又可以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类。比如对鲁迅的研究：《鲁迅装帧系年》是根据《鲁迅日记》将鲁迅先生的装帧活动及书信等资料按日期编汇的史料，《鲁迅论书籍装帧》则是鲁迅的书信与相关图像资料的集成，《鲁迅序跋集》收有鲁迅编辑书籍的广告与序跋，《鲁迅书衣百影》是书装的图像资料汇编——以上是装帧实践的资料。《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鲁迅美术论集》等著作则阐释了鲁迅的美术观；张芸的专著《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是近年来较优秀的鲁迅研究专著，专著用比较方法介绍了鲁迅美学观的特殊内涵，同时揭示这种民族性对艺术的指导作用。对丰子恺的研究成果也较多：理论类有陈星对丰漫画的研究专著如《丰子恺漫画研究》，表现丰子恺艺术观与艺术教育观的《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余连祥的《丰子恺的审美世界》、哈布斯迈尔的《漫画家丰子恺——具有佛教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等；涉及书装实践类有《丰子恺书衣掠影》《丰子恺漫画》等，李晓峰的硕士论文重点对丰子恺的书籍装帧作了艺术角度的探讨。对钱君匋研究资料有《书衣集》《钱君匋装帧艺术》等资料汇编和《钱君匋艺术》等理论研究著作等。另外，对陶元庆、曹辛之等也有一定数量的研论文与相关的著作。金小明则将视线投射于泰东等被人忽略的小型出版机构的设计人员，做了一系列的收集与介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史实。
涉及此一课题研究的文献资料，则较大程度上来源于出版史料，这些资料有：反映这一阶段出版活动的出版史料，如张静庐先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相关篇章，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现代史料部分，地方性出版史资料等；各种回忆录，像莫志恒等装帧人的回忆录，张静庐、王云五、赵家璧等老编辑人的回忆录，周作人等亲历者的回忆录，出版机构的回忆性资料等；专题性研究，如路英勇较为细致挖掘了书籍出版与文学社团之间的关系，张泽贤对民国图书的版本与出版背景方面有丰富的介绍，《中外装帧艺术论集》中的相关论文，王建辉对出版与近代文明的研究等；各种书话，如《晦庵书话》《周作人书话》《鲁迅书话》《西谛书话》《叶灵凤书话》等交代了若干书装背景和风格等；各种个案研究资料，如大量对《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的研究、吴果中对《良友》的研究、李楠对民国小报的研究等，都提供了资料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与论文等。此外是具体图像提供，如罗小华将此时期的书装作品结集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收藏为目的版本学著作中不乏现代书装的图像资料，比如，姜德明的《书衣百影》系列、张泽贤的《民国书影过眼录》系列、唐文一等人的民国文学版本学著作，以及陈平原与陈子善等对民国文学的研究、陈其章对杂志形式的研究、谢其章对杂志的介绍等，均提供了真实的图像资料和出版的背景介绍。
但由于本书的研究维度，上述材料只能作为探讨的基础。晚清近现代的书刊形态，处于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基本的技术来自于外来的移植，对于外来技术与形态的天然承接和视觉本土性要求的矛盾，构成了书刊形态发展内部的张力，因此研究中引入“他者”与跨文化的观照，必然会带来新的发现。《现代设计的诞生》着眼于中国设计在对西方设计的模仿与反思后所呈现的自身的特质，为中国书刊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依据。笔者在国外所见的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书籍发展的文献也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1932年《现代》第一期封面，钱君匋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实物拍摄）
在研究思路上，李欧梵以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为名进行的个案分析、曹意强的《艺术史的视野》提供了艺术的考量角度；各种社会学著作，如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等也成为研究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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