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行业

二、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行业

自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为了救亡图存，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外来撞击在从器物和制度层面进行积极回应的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自身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抛弃“夷”“夏”之辨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中西文化平衡论”、“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论”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在一个世纪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在西潮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行业也随之发展变化。

1.报业

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是在英国对华宗教渗透之下产生的。随着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3]的诞生，外文报刊也开始在华出版，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宗教宣传、提供军政情报和商业信息。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占领香港。英国商人要在中国推销自己的货物，中国商人要贩卖进口的商品，都必须借助信息传媒。这样，在香港不仅创办了大量的英文商业报刊，中文商业报刊随即也从早已成熟的英文商业报刊中孕育诞生。

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1861年11月由字林洋行创办、美国传教士伍德主编的《上海新报》是上海最早的中文商业报刊，为商业服务，发表的许多简讯很受读者欢迎，创刊后的10年中一直是上海唯一的中文报纸，经济效益可观。

1872年4月30日，英商美查等人创办了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申报》，与《上海新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

《申报》和《新闻报》以盈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方面不断变革，英美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

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申报

2.图书出版业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并称全国两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早中华书局15年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等人筹议创办。商务印书馆最初以印刷为主，也曾出版过《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类销路颇佳的英文书。商务出版业务真正开始有大规模发展，是在1902年张元济入主编译所组织编写《最新教科书》之后。这套在编写体例上独步一时的教科书，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式学堂广为采用。商务印书馆由此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和供应中心，出版界霸主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在清末，有名有姓的教科书出版社前后有10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文明书局、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等，但最终都没有太大的发展。到民国元年前，商务印书馆占有教科书市场份额的90%，几成垄断之势。在民国元年元旦，也就是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的同一天，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书局正式营业是1912年2月22日，第一日仅售大洋五元，第二日售百余元，第三日开始批发，增至五六百元。随后，中华书局一套名为“中华教科书”的小学课本在全国大销特销起来:“购者纷纷，每日印订之书，无论多少，皆不敷售，架上恒无存书”^[4]。中华书局的成功，可视作教育变革带来出版商机的典型范例。从此，在我国教育界多了一个服务于新教育的教科书供应商，在我国出版界多了一个与商务印书馆相匹敌的大型出版机构，新的出版格局由此形成，出版界的竞争随后更加激烈，书业经营更加多姿多彩。

3.戏剧演出业

中国戏剧主要包括戏曲和话剧，戏曲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戏剧，宋元之际得以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到中国近代，京、津、沪等地及沿海地带，职业戏班及文艺演出尤为发达，上海等地的戏曲演出种类繁多，中西各种风格皆具。据记载，民国时期，海安士绅名流点戏于庙台，市民竞相购筹码看戏，镇人茶余饭后，进入书场品茗听书，亦蔚然成风，一时民间演出市场颇为兴盛。话剧则是20世纪引进的西方戏剧形式。20世纪初到“五四”前称“文明新戏”，这种早期话剧仍具有一些戏曲的特点。“五四”以后重新依照原样引进西方戏剧，形式是现实主义戏剧，称“新剧”。1928年起称“话剧”，沿用至今。中国近现代话剧的创作成就显著，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剧作家和优秀剧目，如曹禺的《雷雨》、《日出》，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屈原》等。戏剧演出业日渐繁荣。

4.文物古玩业

文物严重外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物业、古玩业中常见的现象。民国时期，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文物古玩业的必要管理，致使国宝由此渠道外流竟畅通无阻。现今在欧、美、日等国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收藏的难以数计的中国珍贵文物，既有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抢走的、以“学术考察”名义公然带走的，也有中外奸商勾结贩运的，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的。一些外国商人觊觎中国的文物，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之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5]。

北京是数百年古都和文化中心，近现代这里形成了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兴旺发达的文物市场。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侵略者恣意掠夺珍贵古玩文物，满载而去。从此，我国奇珍异宝在国外大放光彩，引来国外客商在北京成立洋行，进行古玩交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琉璃厂一带被德国兵占领，古玩铺的古玩字画、金石陶瓷等文物被德国兵抢走，所剩无几。侵略者还将从宫廷和官宦人家抢劫来的文物拿到社会上出售。在民国时期，新旧交换，社会动荡。清皇室珍宝抵押在外国银行；贵胄世家靠变卖祖宗留下的古董文物维持生计；故宫盗宝案发生；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伪满灭亡时，被溥仪携带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1 200余件散失民间……许多珍宝流入市场，招来国内外古董商客，以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往异国他乡。

5.书画业

民国时期书画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上海发起组织的画会社团之多前所未有，其中规模、影响较大者，如上海书画会、海上书画联合会、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而且在这些画会中，已打破了地域界限，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知名书画家，并且经常举办画展进行艺术交流，同时也为会员提供了卖画的窗口。通过画展卖画，堪为民国绘画流通领域中的一大特点。当时的画展展品中除了极少数标为非卖品用作陈列外，其余一律按画家润格出售。购画者只要在欲购的画件上标上“已订”的字条，即表示认购成交。如有两人以上看中同一件作品，后者可标上“复订”字条，即由画家依照该作品的题材、形式重新绘成后交件。这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似了无价值，故马叙伦曾撰有《画可复订乎》予以针砭；但作为市场商品来看，则多多益善。由此，当时的绘画商品化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绘画成了商品进入市场，就需要通过宣传来扩大影响。当时上海印刷、出版业已较发达，美术期刊、画册大量出版发行。据《1911—1949美术期刊过眼录》就收录全国各地的美术期刊近400种，上海约占200种，其中又以书画类为最多。在这类期刊上除了刊载画作和推介、论述文字外，往往附有书画润例，如1922年《神州吉光集》中就刊有上海书画会全部会员的润例；《国画月刊》附着《黄宾虹书画润格》，《东南日报》上刊着《来楚生绘画篆刻例》等等，各种大小报纸上更是以广告的形式刊登着书画润例及画展海报，凡此种种，也为民国时期所独有，它为活跃、推动书画市场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6]。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书法市场开始繁荣。譬如北京荣宝斋字画店于民国期间在全国各地就开设有五六家分店。不少书法家鬻书自给，客观上使书法与社会审美思潮相联系，促进了民国时期书法尚势出新的时代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