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影评《特吕弗》,特吕弗_用电影写日记

三、特吕弗——用电影写日记

四百下，法国

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1932—1984)是“作家电影”理论最忠实的鼓吹者。1954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杂志中发表一篇名为《法国电影的一种倾向》的文章，第一次使用了“作家电影”这个名词。从这以后许多年，他发表了大量论文、电影评论和导演访问记，在所有文章中他都反复阐述他的观点。1957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谈论想象中的明天的电影说:“在我看来，明天的电影较之小说更具有个性，如同一种信仰或一本日记那样，是属于个人的自传性质。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将以第一人称来表现自己和向我们叙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是他们新近的爱情故事，政治觉悟的转变，旅游故事，一场疾病，他们服兵役的情况，他们最后的假期，而且差不多都会从中找到乐趣，因为那将是真实和新颖的……‘明天的电影’将是一个爱的声明。”特吕弗不但在理论中这样说，在实践中也这样做。他的成名作《四百下》(1959)就是一部最具有个人特色、最具有自传性的影片。这部影片是描写一个得不到社会和家庭温暖而离家出走的13岁小男孩安托万·杜瓦内尔的故事。这部影片没有情节线索，没有矛盾冲突。只是通过安托万逛马路、逃学、撒谎等戏剧冲突的事件，揭示孩子犯罪的根源。在谈到这部影片主题时特吕弗说，青少年时期是生活中痛苦的时期，这就是他拍这部影片的首先动机。《四百下》的故事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少年时代的经历。特吕弗和安托万一样，小时候曾经从家里出走，他父亲把他交给了警察局并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中心的大篷车里与妓女为伍。幸运的是安德烈·巴赞救了这个孩子。他答应当局如果放了这个孩子，他给特吕弗找份工作。后来他把特吕弗培养成一个著名的影评家，这段经历深深印在特吕弗脑海中。不幸的是巴赞于1958年40岁时英年早逝，特吕弗悲痛至极，特拍此片献给巴赞，以示怀念。但这部影片也不是他本人经历的复制，特吕弗并没有把影片的时间置于德军占领时期，而是让故事发生现在的巴黎。他着重表现的是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的历程。他说:“我的目的，并非以怀旧的眼光来描述昔日的少年，而是要表现介于童年及成年之间的少年时代。一个人在那样的转变时期，会有令人忧患的经历:感情还很幼稚，身体已经开始发育，既渴望独立，又慑于父母师长的权威……这时，稍不痛快就会爆发出反抗的火星，而所谓不良少年恰恰反映了这种精神危机，他们认为世道不公……对付的办法之一就是不管一切地胡来。”“在法国有句俗话称这类胡作非为叫‘打它四百下’——这就是片名的由来”，所以这部影片又叫《胡作非为》。

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之一弗朗索瓦·特吕弗

《四百下》没有太多的情节，影片线索由安托万的生活经历构成。安托万与他的母亲和继父住在巴黎。由于安托万的母亲与别人同居，怀孕以后才和她现在的丈夫结婚，所以安托万在家中得不到任何温暖。安托万有个好朋友叫勒内。他们俩都讨厌那所刻板、严厉的学校，于是一起逃学。老师问他为什么旷课，安托万说母亲死了。他继父被招到学校去揭穿了这个谎言，并?了安托万一耳光。孩子又伤心，又害怕，便从家里逃出来。无法生存便去偷东西，他把继父办公室的打字机偷出来，但无法处理，正想送回去的时候被逮住了。继父把他送到青少年罪犯拘留所，那儿的教育更加没有人性。有一天安托万逃出拘留所，跑到海边，影片结束。

影片着重表现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影片在节奏上用对比的方法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当安托万在教室、在家里、在少年犯拘留所时，是一种灰暗的、压抑的、封闭的、情绪低落的、节奏缓慢的情调;当安托万和勒内逃学在街上游荡，从拘留所逃向大海时，影片节奏明显加快，是一种轻松的、明快的、自由的情调。影片使用了大量的主观镜头，从安托万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比如在家里，他睡在过道地板上的一个睡袋里，他那位风流放荡的母亲深更半夜回家的时候，摄影机仍然保持低角度，观众看不见他母亲的全身，只能从安托万的视点看见他母亲穿着丝袜的腿，踮着脚从儿子身边走过。他继父穿着睡衣走过睡袋，也只能看见睡衣的下摆。在安托万和勒内逃学的那场戏中，他们跳到一个大转筒上玩。大转筒越转越快，逐渐变成一片模糊以表现眩晕感觉。这些主观镜头使影片更真实更突出地表现了一个少年的心理状态。这是一部彻底电影化了的影片，在很多场戏中根本没有对白，有人说这是法国新浪潮中的无声片。摄影机紧紧跟着安托万把日常生活中这些极平淡的事用电影化的手法表现出来，而且能使观众从影片中感受到这个孩子的孤独、烦躁、不安、恐怖、压抑、受屈辱等主观情感。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是电影史上有名的一个片段:孩子们在拘留所的操场上踢足球，突然，安托万从球场跑出来，从篱笆下面一个洞里钻出去跑掉了，警笛大响。这时摄影机长时间地从侧面用中景跟拍。安托万跑过农舍，越过田野，经过灌木丛边的空房子，他仍然在跑，他从一个土坡上滑下来，突然换成慢镜头和主观镜头，左边地平线上出现了海，一片相当开阔的海。又换成客观镜头，安托万还在跑，他终于跑到海边，走进海水中，好像他要自杀。但他突然转过身，走向海浪拍击的岸边，在他回头的一刹那，镜头停住不动，成为定格，然后画面放大，并逐渐模糊，影片结束。这一段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完全是一种主观情绪的宣泄，是长时间压抑以后一种发泄的过程。大海象征着自由的空间。至于最后的定格画面，特吕弗说:“我的用意是，这样一来，等于让孩子的形象走到观众中间，让它在观众中形成定格，让他成为无言的控诉。”这部影片获得195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为了体现他的纯“作家电影”的个人传记片特点，特吕弗让这个扮演安托万的小演员莱奥隔几年就演一部安托万的电影。所以在以后20年中，他又拍了《二十岁的爱情》(1962)、《偷吻》(1968)、《床笫风云》(1970)和《爱情快跑》。但后几部影片都没有《四百下》那么感人。1961年特吕弗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他的代表作《朱尔和吉姆》(《祖与占》)。这部影片通过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全面探索了爱情、家庭、情欲、友谊等一系列涉及道德伦理、婚姻价值观念的问题。在影片中特吕弗推崇的是一种无理性的、潜意识的性爱。他认为人的爱情只能靠直觉和潜意识去爱和被爱，无理性可言。他在影片中把人物的那层有意识克制自己的“超自我”的社会心理完全去掉，让人物的直觉和本能意识自由流淌，塑造了一批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毫无拘束的爱情生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完全违背的青年形象。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特吕弗所追求的理想，即男女青年们只根据本能和情感的吸引，而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束缚生活在一起，即所谓“自然复归”、“森林群居”等生活方式。这种思想也是战后一批受弗洛伊德学说和存在主义学说影响患“世纪病”的年轻人的典型思想。影片在表现和刻画人物那种稍纵即逝、变幻莫测的情感时非常出色，作者通过无技巧剪接和纯自然表演的手法使影片显得真实、自然、朴实无华。这个主题成为特吕弗以后一系列影片所探索的共同主题。新浪潮结束后，特吕弗把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爱情主题延续到他所有影片中，无论是探索片和商业片无一例外。在《朱尔和吉姆》之后，除了他的那部自传体的安托万系列片外，他还拍摄了《温柔的肌肤》(1964)、《华氏451度》(1966)、《密西西比号警笛》(1969)、《两个英国女人和欧洲大陆》(1971)、《像我一样美丽的姑娘》(1972)、《阿黛尔·雨果的故事》(1975)等。1979年特吕弗的《美洲之夜》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81年他的《最后一班地铁》再次轰动国际影坛，获十项恺撒奖。在这部影片中他的反戏剧、反情节的观点又有了新的表现，在一种既不排斥情节又不依赖情节的手法中仍保留了现代主义的灵魂。1984年特吕弗得癌症去世，年仅52岁。他被世界电影界称为“我们时代难以取代的导演”。

朱尔和吉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