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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奇怪的第一人称

时间:2022-0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叙事中为什么会多次出现第一人称?更何况,即使将《史记》与侥幸传世的鲁国史书《春秋》进行对比,我们也会发现,《史记》中那些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句子并非抄自《春秋》。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整个《十二诸侯年表》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体例的。《史记》中春秋诸侯世家采用的第三人称体例比较容易理解,由于世家中的史料多抄自《左传》《国语》,故此人称体例也与《左传》《国语》一致。

史记》记载历史时,根据一般语文知识和行文习惯,理应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然而,不知你是否注意过,《史记》所记载的春秋战国史里其实出现了不少第一人称叙事的情况,直接出现“我”作为主语,并且进行主观陈述。比如:

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史记·晋世家》)

这段话是叙述春秋时期秦国攻打晋国的一件史实,“秦缪公大兴兵伐我”中的“我”指的就是晋国,可司马迁在这里不写“伐晋”,却写“伐我”,而在之后的叙述中,他又写“晋恐,不敢出”,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混合使用,这是不是很奇怪?

《史记》叙事中为什么会多次出现第一人称?前辈学者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司马氏父子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诸侯史记”,就是诸侯国自己记录的本国历史。诸侯史记的写作往往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自说自话,比如《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就在叙事中把鲁国称为“我”,而不称“鲁”。太史公在抄录这些史料时难免粗心大意,忘了把每一处第一人称都改写为第三人称,所以在《史记》里保留了许多“我”字。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史记·六国年表序》明明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所谓“诸侯史记”,因为写了秦国的坏话,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都烧毁了,司马氏父子从哪里去抄呢?更何况,即使将《史记》与侥幸传世的鲁国史书《春秋》进行对比,我们也会发现,《史记》中那些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句子并非抄自《春秋》。

九年,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史记·鲁年表》)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左传·僖公九年》)

《左传》的意思是说,“齐率我伐晋乱”这个事件,《春秋》因为命令并没到达鲁国,就没有记录下来。既然《春秋》里没写过这件事,那么,《史记·鲁年表》在叙述这件事时使用的“我”字叙事显然不是来自《春秋》。

又如: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史记·鲁世家》)

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春秋·成公二年》)

这两段话说的是同一件事,不但表达方式完全不同,而且《春秋》经传里并没有出现“我”字,《史记·鲁世家》却用了“我”字。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史记》抄《春秋》呢?

要明白《史记》中这些第一人称的来历,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它们都出现在哪些篇目里。事实上,第一人称“我”字叙事在《史记》春秋战国各年表、世家篇章之中分布并不平均,春秋部分少些,战国部分多些。因此,为了方便分析问题,我们先讨论春秋部分,再讨论战国部分。

《史记》中涉及春秋诸侯国史的部分主要有《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世家》《晋世家》《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越世家》。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史部分发生“我”字叙事现象的共涉及十三个诸侯国,也就是《十二诸侯年表》里列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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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记》春秋诸侯“年表”“世家”中“我”字叙事的次数,就会发现,春秋列国史料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使用“我”字叙事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整个《十二诸侯年表》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体例的。而同样的诸侯国史,到了“世家”当中,“我”字叙事的情况则变得十分偶然,这说明诸侯世家的基本叙事体例不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那么,为何太史公要在年表和世家中使用两套叙事体例呢?世家中偶尔可见的第一人称叙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史记》中春秋诸侯世家采用的第三人称体例比较容易理解,由于世家中的史料多抄自《左传》《国语》,故此人称体例也与《左传》《国语》一致。而《鲁周公世家》中之所以保留“我”字叙事最多,恐怕和继承《左传》的第一人称叙事也有一定关系。

而《十二诸侯年表》为什么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体例呢?我们注意到,年表中出现“我”字叙事的时代范围均在鲁隐公以后,与《春秋》记事的历史线索相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共列十三国,其中鲁国因为《春秋》的文献功绩作为列国年代和事件的基准和纲领,被列在诸侯首位,其地位高于其他十二诸侯,仅次于周天子,故而并不计算在十二诸侯之内,出于这种认识,太史公撰写《十二诸侯年表》时便以鲁《春秋》——《鲁年表》的第一人称体例为标准,将另外十二诸侯年表整齐划一,统一在《春秋》之下,同时达到了“存亡继绝”、复原诸侯国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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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故城出土的建筑构件(《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文物报》第177期第5版)

《鲁年表》共出现“我”字叙事十九处,《鲁世家》出现“我”字叙事五次,在《鲁年表》出现“我”字叙事的十九次范围之内,而只有三处在《春秋》《左传》出现“我”字叙事的范围之内。并且,整理《鲁年表》和《鲁世家》中共同出现的内容,可以发现两者的叙述方式趋同。譬如:“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齐桓公率僖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齐取我三邑。”“齐伐我,取三邑。”行文颇为类似。这说明《鲁世家》有转抄《鲁年表》的可能,而《鲁世家》中的五处“我”字叙事恐怕就是转抄《鲁年表》时没有转写过来的失误。

通过对《史记》春秋时期鲁国史料中“我”字叙事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太史公撰写春秋诸侯国史的程序。

《春秋》《左传》(叙事体例为鲁国第一人称、其他诸侯第三人称)→《十二诸侯年表》(以《春秋》《左传》为材料来源,叙事体例为第一人称)→诸侯世家(以年表为提纲,叙事体例为第三人称,个别保留年表第一人称)。

《史记》中涉及战国诸侯国史的部分主要有《秦本纪》《六国年表》《燕世家》《楚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在战国史部分发生“我”字叙事现象的共涉及七个诸侯国,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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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记》战国诸侯“年表”“世家”中“我”字叙事的次数可知,战国年表世家体例标准不同于春秋年表世家。如果说春秋部分年表与世家使用“我”字叙事的次数没有呈现出某种规律,那么,战国部分年表与世家在使用“我”字叙事次数上的规律则表现为“正相关”:凡年表中使用“我”字多的诸侯国,在世家中使用也多;凡年表中使用“我”字少的,在世家中使用也少。年表与世家中出现第一人称的情况相辅相成,大致呈对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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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出土的饕餮纹大瓦当

从《六国年表》使用“我”字叙事的情况来看,《六国年表》基本上延续了《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人称叙事体例。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秦年表》。太史公在《六国年表序》中明确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可见《秦年表》之于《六国年表》中提纲挈领的作用正如同《鲁年表》之于《十二诸侯年表》。鲁《春秋》和鲁《年表》既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则“秦记”作为诸侯国史应当也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史记》战国部分“我”字叙事主要出现于被征伐的情境中,譬如《楚年表》“威王十一年,魏败我陉山”、《赵世家》“武灵王九年,秦败我,斩首八万级”。而秦在战国时是强国,根据《秦年表》,其进行主观叙事的情况多为其他诸侯国“来朝”“来赂”,极少受到征伐,所以出现“我”字叙事的频率反而较低。

从七国《世家》或《本纪》战国部分使用“我”字叙事的情况来看,太史公在撰写战国《世家》时没有采用春秋《世家》中保持的第三人称叙事体例,而是照搬了《六国年表》的体例,没有将《年表》中的第一人称改写为第三人称。春秋史与战国史的体例不统一,说明《史记》中的这两个部分恐怕不是在同一情境下完成——可能是不同的时期,也可能是不同的作者。

从体例的传递和影响来看,《史记》中春秋史的编撰应当是以《年表》为提纲的,而战国史的编撰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年表》是太史公收集史料、撰写《世家》的中间产物,是《史记》写作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太史公自序》固然以“本纪”为《史记》之首。

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

可是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却看到另一种次序。

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以“表”为首是否就是《史记》草创之时的最初面貌,我们尚不敢确定,但至少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表”在《史记》全书写作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即如宋代郑樵《通志·总序》所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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