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

虽然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的“爱”的概念总是“不自私的”和“利他”的，按理说不应该成为矛盾冲突的根源，但当代人的“爱情”观念受社会潮流和大众传媒内容的影响，广泛“引进”了“竞争机制”，于是，荧屏上的三角恋爱故事迭出不穷，矛盾冲突也在所不免。从1992年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的十多年里，中国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产生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社会对三角乃至多角恋爱和婚外恋的宽容程度，反映相应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笔者十多年来系统观察跟踪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的所有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并对剧中的三角恋爱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方式进行分析，以求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应价值观念构图。

一、1992—1997：“情有可原”的三角恋爱

在深入分析电视剧中三角恋爱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时，有必要考察这些三角恋爱关系的成因(假如剧情交代了成因的话)。从1992—1997年的第一阶段，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大都还显得“情有可原”。

第一类矛盾源自恋爱双方(或多方)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1992年播出的《半边楼》中的4个年轻人，志远，小歌，珍珍，二虎，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两个“三角”。是追求知识，还是追求金钱?几个年轻人都在社会的旋涡里苦苦挣扎着。他们都痛切地感受到金钱的重要性，但是又有前辈遗传下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吸引着他们追求比金钱更高的人生目标。有钱的没有知识，有知识的没有钱，这种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特有的悖论式的矛盾冲突通过几个年轻人的三角恋爱得到真切的体现。总的说来，剧情比较真实自然，可信度高，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观众，得到了专家和业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志远对于个体户二虎“夺”其所爱的情感反应十分激烈：“有钱居然能买爱情！”幸亏剧作者以他的善意对剧情的大结局作了喜剧化的处理，恋爱各方各得其所：有知识的奔赴改革开放前线去创业，有金钱的也开始追求知识。

第二类矛盾源自妇女的事业追求和传统的家庭角色两者之间的冲突。同样是《半边楼》这部戏，剧中的杨扬和呼延东这对夫妇就因为双方都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事业而产生冲突，最后导致分手。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第三者”何娜则被刻画成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现代女性，以其近乎一厢情愿的执着敲开了呼延心灵的大门，并使得呼延的妻子也对她心服口服。矛盾冲突的结局趋于和解与宽容：已经远在日本的杨扬请前夫赴日作学术考察，而何娜也到机场为呼延送行，并请他代问“杨扬大姐”好。这种相互的理解与宽容似乎是20世纪90年代人在经历了社会大变革之后，于浮躁之中过滤出来的一种心态：改变不了现实，但我们可以改变对待现实的态度。

第三类矛盾源自包办婚姻。长辈的意志拆散了原本相爱的青年男女，而一方被迫嫁娶之后，另一方又不甘心放弃，这就产生了冲突。最典型的当数《神禾塬》和《乡里故事》中几对年轻人的关系。都是在贫穷的农村，都是贫穷的人家被迫违心地把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家，而这女儿原来都有一个痴情相恋的对象。这冲突怎么解决呢?《神禾塬》中的女主角央求原来的男朋友，“我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你再争也没有用了”。《乡里故事》的剧情安排得更绝：让被迫违心出嫁的红瑶在大雨中的泥泞路上死去，她的前男友松伟也就死了心了，跟着他原本不爱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了。结局是这个十分倔强的男主人公“认命”了：“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如意呢?”应该说，这些反映农村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在处理剧中的三角恋爱矛盾冲突时，多少透出一种宿命的色彩。

第四类矛盾源自三角恋爱关系中男女主人公不同的生活目标/期望的冲突。同样是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男儿女儿好看时》中的张划水是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新型农村青年，而他的第二任女朋友余下英则只是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同样胸怀大志的女厂长李乡莲爱上了他，并且因为志同道合，两个人越走越近。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也是和平的，没有暴力介入，因为认命的余下英发现自己和她那丧偶的姐夫对生活有着同样的期望，不喜欢大起大伏，不喜欢“折腾”，只喜欢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于是，最后“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不是原来的有情人，而是在生活的风浪中重新“整合”过，具有同样的生活目标和归属感的“有情人”。应该说，对于变革中的农村社会而言，这种情感的变迁也是可信的，合乎情理的。

第五类矛盾源自恋爱双方社会地位关系/对比的改变。《荒路》写的是知青题材。剧中女主角白素素处于两个男友之间难以定夺的时候，与她一起回城上大学的新男友一席话令她的前男友无言相对：“我和她有共同的兴趣和同等的社会地位。而你所拥有的只是几张发黄的旧照片。很快，最后一丝浪漫的色彩就会褪去。你刚回城，只是一个小贩，而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你们俩怎么能走到一起去呢?”这种在知青中普遍存在的爱情变故似乎也深为编剧和导演所接受，他们在剧情的处理上走的是“宽容”和“理解”的路线。《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写的是上海外资企业中的女性高级白领。从普通的中国女孩一跃而成“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地位的急速变迁使她们原有的爱情关系乃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剧变，同样是可以理解的。3位女主角其中一位的父亲是个退休老工人，按理说难以接受女儿抛弃青梅竹马的男友而嫁给她的日本上司这样一个事实，但他也平静地接受了，并且允诺女儿：娘家永远是她的退路。而他的女儿则认为，只有在熟识了她的日本上司之后，她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她与青梅竹马的恋人之间只有友情。《情满珠江》中林必成赴香港为张越美工作，之后成了大款，与原来他和妻子共同的朋友张越美擦出火花，似乎也是“水到渠成”，而其妻梁淑贞断然决定以和平的方式离婚，则使这一“三角”关系很快变得简单了。

第六类三角恋爱的起因“似乎”是“无爱的婚姻”。有趣的是，同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的情节倒了个个儿，无论是《皇城根儿》《洋行里的中国小姐》，还是《住别墅的女人》，男主人公都是因为女方显赫的家庭背景而娶了现任的妻子，也就是他们不爱的人，但他们的心或另有所属，或婚后“红杏出墙”。这种矛盾冲突比较难以解决，叙事的张力在剧末难以得到自然的释放。于是，多少有些人为的痕迹：《住别墅的女人》男主角的婚外恋人在绝望之中出了车祸，伤病之中躺在医院里，而她的情敌则出于同情来安慰她。结局会怎样呢?只有留待观众自己去想象了。

第七类三角恋爱的起因完全是由于恋爱或婚姻的一方移情别恋。《这世界不会寂寞》和《戏剧人生》就描述了这样的故事。在动荡变迁的当代城市社会，这种情况难以避免，而相关电视剧中的主人公都能选择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反映了当代人对此类问题的宽容态度和“见怪不怪”的心态。这是祸还是福?

二、1997—2003：电视剧中人为制造的三角恋爱

如果说，在1992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剧情中的三角恋爱故事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反映生活变革的基础上，其中的人物关系也不违背情理，那么，1997/1998年以后的许多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人工编造的痕迹比较明显，甚至有这样一种嫌疑：为了寻求“卖点”和“看点”而刻意营造三角恋爱。其中，各种各样生编硬造的“误会”和“意外”对剧情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无巧不成书”的误会和意外，剧情中的三角恋爱故事无法展开，更无法有自圆其说的结局。

从1997年秋到2003年夏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40多部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工作的现实题材主旋律剧中，有超过30部以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涉及三角恋爱、婚外恋或婚变，或可美其名曰“感情纠葛”。

先说家庭伦理剧，比如《大哥》《非常代价》《难舍真情》，还有1999年红极一时的《牵手》。剧中的夏小雪爱着已经不爱她的丈夫，她的丈夫爱上了别人，寻死觅活，两个人大吵大闹，甚至于苦苦哀求，她也没能挽救她的婚姻。故事的另一条线倒是进展顺利，她的妹妹小冰与大学生何涛恋爱，但何却因一连串令人无法相信的意外而死亡，使故事出现了斧凿的痕迹，但这意外“促使”小冰“更多地理解”姐姐的婚变中的各种因素，从而实现电视剧诱导观众宽容第三者的目的。当然，这是以第三者最后明智地退出作为前提的。

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也刻意安排了许多三角恋爱的情节。《DA师》《导弹旅长》《突出重围》《光荣街十号》《壮志凌云》《惊涛》和《波涛汹涌》等都是例子。被公认为优秀电视剧的《光荣之旅》也有败笔。似乎是为了避免给贺援朝这样的优秀军人形象抹黑，但又要有漂亮的姑娘进入他的生活，于是编导设计了一幕“感情潮水天上来”的第一集，让妻子张洁和贺援朝一开始就为调动工作的事吵到“缘分已尽”的地步，从而使张提出离婚，以便接下去的剧情中年轻漂亮的季风能进入贺的视野。可以说，这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三角恋爱或婚外恋，但总使观众难以信服：夫妻分歧真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吗? 更有甚者，贺援朝在几次“发现”医生妻子的一位患者向妻子献殷勤之后，便因误会之深而拒绝挽救婚姻，拒绝理解妻子。而他与季风好事多磨，大致是因为他的儿子贺兵屡次制造“误会”。最后，解铃还须系铃人，季风与贺兵在网上匿名笔谈而结下友谊(又一个巧合)，促使贺兵接受了季风，而季风的眼病又把她推到身为眼科大夫的张洁面前，从而使两个隐藏的“情敌”有了一番和平的对话与和解。《导弹旅长》中的江昊、林静和冯媛媛从剧本开篇便历尽不必要的误会和曲折，才在感情上各得其所。《难舍真情》则以夫妻的争吵开局，而且是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第三者争吵。中国人有句俗话，“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编导们都忘了?一开始就先让婚姻解体，然后再“藕断丝连”，构成三角关系。

1997年以后的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三角恋爱关系与人物生活中的各种物质利益冲突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光荣之旅》中的贺梦凡爱上了年轻教师林欢，而林是有妇之夫，在这桩婚外恋可能给他的晋升带来威胁时，他选择了退却。对“爱情”而言，这似乎是懦弱，但就剧情发展来看，倒是成全了贺梦凡的雄心壮志。《大法官》中的林子涵结识了做房地产的方正，“差一步就成为第三者”，正要推出这层关系，方正却要求林子涵在他的离婚案上提供法律援助。这种打“擦边球”的现象在《紫荆勋章》中也可觅踪影。主角李修龙与农村妻子天香“缺乏”感情，到香港工作后先后与徐丽——温妮和冯家慧有过感情上的过从，幸而从未越轨。有必要这样设计剧情吗?是否可以让我们的主人公不陷入感情纠葛，清清白白地来，清清白白地去?至于被称为“海南观光片”的《没有冬天的海岛》，一个扬州女大学生苏梦，成了国家干部，国营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主共同追求的对象，再加上她的表妹，几个人构成了多个三角恋爱关系，每个人成天不干正经事，就是为情所困。所谓的市长或老总，顶多也就是到施工现场转一圈，昙花一现地“工作”几个镜头，然后就又谈三角恋爱去了。费扬爱上苏梦，要求妻子离婚，这一情节也显得比较勉强，不完全合乎情理，而他在与妻子分手后又以对家庭造成感情伤害为由拒绝与苏梦结婚，就更显“人工”，完全是作者为了让苏梦和其他几个男人的关系继续“复杂”下去而制造的情节。当然，也是为了让苏梦和费扬继续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在故事中与丁海南共同制造一次又一次有“看头”的生意场上的危机。同样是写民营企业家的《问问你的心》，就让劳资双方的冲突者卷入三角恋爱，还牵扯出已经被写俗写滥了的主人公“身世”之谜。世界上哪来那么多不明自己身世的孩子，父母哪有那么多的孽债。反映中外合作开发高科技产品的《不说再见》的剧情干脆围绕着林剑虹、辛颖和梅宁的三角关系展开。

说到三角恋爱中的孩子“身世”之争，这本是20世纪80年代进口电视剧的经典情节，现在还影响着诸如反映海军潜艇部队的《波涛汹涌》这样的电视剧。

再说写反腐败题材的《风雨乾坤》，也设计了恩怨相报的三角情感关系，并且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反腐斗争的进程，因为所牵扯到的人都有相当的利害关系，而且是解不开的关系和冲突——司马民望，林虹，林岚，胡国民，等等。

至于上述种种人为设计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主要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三角恋爱的一方意外死亡或自杀，一种是一方远走高飞(通常是出国)。这种编造痕迹太过明显了。

2003年夏天才播出的《书香门第》，长达38集，据说意在反映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进取，说的是一家两代经济学家的故事。但是，全剧绝大部分篇幅围绕着颜家4个儿女各自的三角恋爱冲突和感情纠葛打转转，没让人看到主人公干什么正经事。倒是每一桩三角恋爱都包含着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比如颜玉的男朋友吴鸣毕业后为了留校，就必须有求于情敌赵杰的权势，并且以答应让出颜玉为条件。虽然最后冲突各方趋于和解，但我们有必要问一问：生活中的书香门第真是这样的吗?1998年秋天播出的《阳光地带》，是多年来少有的一部反映大学师生生活的电视剧。为了制造卖点，一开场就推出了韩枫和陶悦的“旧情”，后来又插入一个年轻的女博士肖蓓蕾。其实，如果没有这段三角恋爱，该剧会更耐看，更有生活的深度，也更令人信服。

三、主旋律电视剧感情戏的走向及其成因分析

这个话题不是纸上谈兵能解决的。

首先，我们承认，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不可抗拒，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也无法避免。从20多年前谈离婚色变，到现在的都市流行见面语“你离了吗”，这变化实在是天上人间。关键是，媒体在此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答案是，媒体宣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之间可以有3种关系：一是从较高的层面引导观众，培育健康的价值观念，帮助人们认识到婚姻的神圣和家庭的重要；二是“与生活一般见识”，随波逐流；第三种选择是媚俗地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

从以“同情”和“理解”的心态描绘“情有可原”的三角恋爱，到完全由编导人为设置的三角恋爱，中国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在过去十多年中的这一变化脉络清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思。其中，80%以上的三角恋爱以冲突各方的和解告终，更有一种误导作用：显得这种畸形恋情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有条件卷入“感情纠葛”的剧中人物大都是“官”“款”和“腕”。此中的导向问题就更令人忧虑了。概括地说，在讲究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国，在我们的主旋律电视剧里，难得见到一桩和和美美的婚姻，难得见到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

现状如此，责任并不完全在电视剧的编导人员。现在正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迎合的是人好新、好奇、好胜的天性，随着这种欲望的不断膨胀，越往后的电视剧，自然就越编造出种种奇奇怪怪的三角恋爱故事，以示自己不输给先前的剧目。大众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为虚拟地满足欲望而制造更多的欲望，身处此洪流中的电视剧编导也不能免俗，既然观众的胃口大了，看多了三角恋爱，就要看越来越新奇的三角恋爱。这是一个怪圈，进去容易出来难。

我们讨论的是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主旋律电视剧反映的多是有限的几个“重大现实题材”，比如反腐倡廉，题材严肃，故事沉重，主要起教育和警示作用，而广大观众的观赏期望已经被大量流俗的“其他”电视剧改变了，要求的是娱乐。因此，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者可能担心看点不多，就要不时地加点“调味品”(主要是三角恋爱中的感情纠葛)，久而久之，这成了一种公式化的做法，原本试图体现“多样化”的，却变成了单一化。这是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个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也由原来的“真情”性质发展为今天的纯粹的煽情。何谓真情?一对夫妇或情侣，在现实生活中相濡以沫，共渡难关，他们的故事因此打动了观众，这是患难见真情。如果电视节目制作者把他们搬到演播室里，让他们重新“演出”他们的经历，以此来赚取观众的眼泪，这就成了煽情。服从和遵循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合情合理地谈恋爱，结婚，过日子，未尝就没有真情；一味地“让爱做主”，不顾他人的家庭幸福，甚至“挖墙角”，还美其名曰“一切为了爱”，这是典型的煽情。最危险的是，电视作为大众媒体，有一种作用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赋予某种“新”的价值观念合法地位，最终使之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日渐升高的离婚率和婚外恋发生的频次并不像电视剧里反映的那么高、那么多。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电视剧正在误导观众和社会潮流。

当然，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妇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女性为起因的感情纠葛，婚外恋情和离婚诉讼等案例数目明显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期社会的社会潮流。但是，且看我们的主旋律电视剧是如何表现这些冲突的呢?在1992—1997年这5年里，侧重点在于女性的独立和自尊，特别是城市题材的电视剧，因此我们说其中的三角恋爱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某些电视剧中出现了女性充当男性的感情附庸的现象，甚至再大的问题最后都由大官的权力或大款的钱财来解决。这种戏看多了，我们的总体印象就是金钱和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感情问题。

电视是最大众化的媒介，老少皆宜，而观众也确实品味各异。所以，我们挑毛病，不说其他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专门关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的“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因为这些电视剧“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与否至关重要。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能一味地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而应该致力于提升他们的道德标准和欣赏品位。这才是广大电视观众的根本利益所在。面对现代人群中日渐升高的离婚率，日渐盛行的情感诱惑，主旋律电视剧应该把握“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准则。

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应该重新提醒自己，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多次强调，电视剧要弘扬主旋律，力戒“滥情风”，这是正确的决策导向。电视剧的编导可能会担心一旦抽去了三角恋爱的感情纠葛，就没有人看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要代之以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更加令人信服的人物心理轨迹，更加无愧于时代精神和人民大众的故事情节。后现代主义者消解崇高，但我们认为，高尚的精神和品格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能缺少的。一个真正的小康社会，应该是人民道德水准普遍较高的社会，而不是到处有人挖婚姻的“墙角”，动摇家庭的稳定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缩影，中国人相信“家和万事兴”，这是真理。婚姻是维系家庭的纽带，主旋律电视剧不能人为地抽去这根纽带。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电视机构每晚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坚持倡导“亚洲价值观念”，重视家庭的稳定，婚姻的纯洁。当地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也时常涉及感情纠葛，但故事的结局总以“第三者”或“入侵者”的失败或良心发现告终，并且剧情的寓意十分清晰：对爱情要忠贞，对配偶要忠诚，才会有好报。虽然我们未必照搬此类剧情模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和范例，对我们提高主旋律电视连续剧的质量，净化荧屏，不无好处。

原文载于《与和谐同行——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