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风格的发展,风格史的“标准版本”

电影这门艺术，自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标准（canon）至今仍然在起作用。电影作为一种“叙述”方法，可以追溯到它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而出现，波德维尔称之为“基本故事”（basic story）。“基本故事”的定义是要说明，电影风格的发展是通过放弃“用活动的画面来记录事件”的能力而实现的，电影是“叙事”的，而不仅仅是电影诞生之初卢米埃尔所使用的记录。1903年，埃德温· S．鲍特拍摄的美国影片《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因首次使用“剪辑”讲故事而成为叙述技巧的标志性事件；同年的《火车大劫案》沿着这个方向更进了一步。剪辑实现了两个行动的呈现，而D．W．格里菲斯通过将一个场景分解成无数个镜头进行交叉剪辑，推动“叙事电影”的美学传统以臻于完美而载入史册，《一个国家的诞生》通常被视作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杰作”。在格里菲斯对表演进行了改良并发展了剪辑技巧之后，欧洲电影开始沿着不同的民族电影风格各自发展：如瑞典电影表现自然风光和人文传统，法国电影受印象派的影响和推动，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兴盛等等。到了1910年左右，另一种民族电影备受瞩目，即苏联的蒙太奇电影。

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影这种大众娱乐开始与其他的现代艺术形式平行发展了。就像当代艺术史学家通过扫描各个国家来寻求最新的对传统艺术的突破，电影这种新媒体证明了它能够表现出艺术从“一个先锋到另一个先锋”不断推进的特质。到了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进步已经从美国影响到德国、法国再到苏联，“基本故事”使得电影美学变得独一无二。自从“基本故事”的清晰表达手法出现之后，每一次的实践都是对现代美学观念的改造和重建。

声音的出现打破了无声电影的繁荣局面，电影制作者们开始寻找适合有声电影的新风格。只有少数人面对挑战作出了回应，比如：弗里兹·朗拍摄的影片《M》，雷内·克莱尔创造的音乐片以及沃尔特·迪士尼的动画片。但总体来说，“基本故事”坚持认为，“对话”的出现激发了电影“戏剧”模式的恢复并且造成了视觉价值的削弱。

波德维尔认为，“基本故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和文化现象：它成为新闻评论的产物、高高在上的电影出版物、在美国和欧洲扩散的严肃读者参与的电影俱乐部以及博物馆进行的电影资料档案收集。他认为电影的“标准版本”（standard version）为“基本故事”带来了“黑格尔式”的本体论的定位锚，将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媒介，它的演变显示了一种寻求自身基本形式的自我完善。欧文·潘诺夫斯基和鲁道夫·爱因汉姆推动了它的发展，“风格”的历史不再被简单当作电影带来的贡献中不断发展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认为电影风格应该被理解为“揭示电影内在美学特征”的发展。

莫里斯·巴代什和罗伯特·巴西拉奇合著的《电影的历史》（1935年）对电影的“标准版本”的主流趋势作了梳理和集合。他们认为，一次幸运的意外让早期电影变得无声，而语言的缺失却迫使电影成为一项视觉奇观，并驱使艺术家们开发设计和安排形象，电影成为造型的艺术；但是声音的出现恢复了电影的“戏剧化”。

之前的历史学家通常用一个国家在基本的大事件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新的十年”）的电影制作来划分历史时期，巴代什和巴西拉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提出的是真正的电影风格史，他们提出了四个时期，即电影的诞生、童年、青年和成熟期。1895—1908年的最初阶段，他们称之为“电影的第一步”。根据他们的说法，直到1908年前后，电影都处于由“实验先驱”乔治·梅里爱支配，使用停拍、剪接、溶镜、不同速度等技术手段的时期；1908—1918年，电影变得备受推崇，不同民族的电影制作者打破电影“戏剧化”的观念，开始揭示电影的特质；从1919年到1924年，电影成为一门自主的艺术，摄影机变换视角的“剪辑”及“叠化”开始成为激发情感和揭示思想的手法；1910年晚期到1920年早期，电影显示出“它是一门严肃而复杂的艺术”。1924—1929年是无声电影的“黄金时期”，由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等主要的电影生产国家主导。但是巴代什和巴西拉奇认为这一时期没有重大的进步。作为对1920年早期电影“自我意识”觉醒后技术手段兴盛的反作用，这一时期的电影制作者大多使用“不易察觉”的电影技巧，比如茂瑙的影片《浮士德》等。但是巴代什和巴西拉奇将无声电影这些贫瘠的年份视为电影的“成熟稳定期”。他们认为，直到声音的出现，无声电影的风格已经不再发展，因为电影制作的手段和方式已经足够自信而不再需要炫耀技巧。

巴代什和巴西拉奇合著的《电影的历史》影响广泛，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深受其影响，并对他们提出的特定现象进行了不一样的解释，比如，他指出，巴代什和巴西拉奇都认为经济因素是造成电影风格稳定或变化的重要原因，并且都在“艺术与经济”的框架中加以论证，但是他们对经济原因的理解有所不同。巴代什和巴西拉奇认为商人对电影艺术家的财务限制是希望通过电影这种新兴的大众艺术来赚钱，但是萨杜尔将电影的美学因素归结于中产阶级的阶级趣味。萨杜尔进一步细化了“基本故事”和“标准版本”的许多方面。比如，他认为“电影戏剧化”不仅仅是因为梅里爱的尝试，还有艾尔伯特·坎普拉里（Albert Capellani）的努力；而早期的英国电影制作者也为“电影语言”作出了贡献。萨杜尔的著作相当权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他之后，瑞恩·杰尼（Rene Jeanne）和查尔斯·福德（Charles Ford）以及让·米特里（Jean Mitry）等人对于“标准版本”都有不同的研究。如今看起来，“标准版本”的历史很容易评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它被约束的时代里电影制作者们所做的努力和抗争。

1920年前后的代表性作品中的摄影机运动和剪辑，激发电影风格史学家们去关注与之相关的电影的进步。由于早期的有声电影让这些维度变得粗糙，因此史学家们又退回到关注“出生—成熟—衰落”的动态变化之中。为了适应变化而不是关注持续性，标准版本的史学家们将声音的优势当作一种额外的风格的力量，商人们希望新技术的出现能带来电影手段的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声音”同样也有可能促进和改变在无声电影之前就形成的风格趋势，比如空间的现实主义、时间的持续性，以及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的场景构造。

始于无声电影时代的电影风格史的探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史学家沿着乔治·萨杜尔和刘易斯·雅各布斯的方式，提供了对“基本故事”细节化的扩展和纠正。这种研究是在“标准版本”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然而，还存在其他重要的研究方案。为了与时代的风格发展相一致，研究者们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假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