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的风格

复旦的风格——傅继梁校友访谈录

本人近照

傅继梁，男，1968年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同济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第二军医大学遗传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人事部博士后流动站专家委员、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兼伦理法律和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副总编辑等。主持和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第一个医学转基因动物研究室，以及军队院校中第一个医学分子遗传学开放实验室。

我是1959年考入复旦生物系的。当年生物系是五年制，有190多个学生，9个专业：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人类学和遗传学。我们这一届学生还是很不错的，出了两位院士：一位是已故的施立明院士，还有一位就是洪国藩院士。在复旦的岁月锻炼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对人生、社会和专业的看法。我们都被深深打上了复旦的烙印——made in Fudan——而且似乎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会体现出来。

当时给我们上《植物学》课的王鸣岐老师，他可以说已经到了对讲课内容烂熟于心、上课不用备课的程度，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备课，他每一堂课都上得非常好，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刚进入大学，就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幸运。当时教我们《无机化学》的徐燕老师我也终身难忘，前两年我们曾一起参加研究生答辩，我问徐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她说：“记得记得！”我一年级时是化学课代表，记得第一次期中考试，大半个班的人不及格，我这个课代表的日子就有点不好过了。我和几个班干部吃了晚饭就到徐老师家里去，徐老师就说：“你们这次考得这样差，就是因为你们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如果你们再不适应这种大学的学习方法的话我就不教了！”我们很快就把徐老师的话传达到班上，希望大家要认认真真去适应大学的学习规律。后来我们进步都很快，到了期末考试我们的成绩基本上都上来了。

当时尽管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复旦读书的气氛仍然是很浓的。谈家桢先生一个人就给我们开了《辐射生物学》、《进化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等3门课；《微生物遗传学》是盛祖嘉先生开的；《普通遗传学》、《人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是刘祖洞先生开的；《生物化学》是沈仁权教授开的；《细胞遗传学》是项维教授开的。这些都是复旦当时最有名望的老师，而且这批人多数是解放后刚从国外回来的，都是非常勤勉的。我记得施履吉先生当时虽不是我们复旦的教授，但他也是谈先生的学生，那时刚从美国回来。谈先生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学生上上课？”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他穿了一件T‐shirt和一条短裤，就来给我们上课了，我们大家都很惊讶。施先生不修边幅，但他的目光非常敏锐。只要他一开口讲课，所有学生便会被他征服，他讲的那叫精彩。在复旦的时候，大家常常会去旁听其他系的课，比如副校长苏步青先生的课。苏先生的课即便搬到现在的相辉堂——那时叫登辉堂——去上，窗台上也会坐满人的，我相信听课的不全是数学系的学生。

我1964年考取遗传学专业研究生，但没读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学业不了了之。1968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成都郊区的一家兽药厂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我在厂里干着和普通工人完全一样的活。当时我在生产猪瘟疫苗的车间，猪瘟疫苗很重要，因为养猪是农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从现在看，疫苗的效价有很多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可以检测，但是在差不多40年以前，是没有这些方法的。但复旦教会我对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思考。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摸索了一些可以保持效价稳定的方法，这些方法现在看起来水平都不怎么高，但是在当时确实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全国有很多兽药厂，光中央直属的就有4个。在一次兽药质量评比中，我们的毒种效价是最高的。我想这就是复旦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对很多问题都要有一种新的思考，不要无条件地接受人家给我们的东西，而要从别人没有思考过的角度再想想。

成功一定要勤奋，有人曾说成功就是勤奋的积累。但是后来我发现勤奋的人很多，成功的人却很少。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在背英语什么的，很努力，但是成功的人真的很少，为什么呢？我认为勤奋只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你还必须加上something else，不然的话就不会成功。但是要加什么你自己去想，这是你的问题。还有一句话，现在都还有人在讲，我们要像海绵吸水一样无穷无尽地吸收知识。这句话初听起来很对，但是如果你进一步思考，尤其像我们学生命科学的，就知道细胞对环境是怎么反应的，它不是无条件吸收的。我们讲的海绵吸水，这海绵已经不是生物了。细胞是有选择的、主动的、有进有出地动态吸收，所以它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生命系统，我们也应该像细胞那样主动的、有进有出地形成自己动态的知识结构，甚至于进一步形成学术上的一些个性，也就是Scientific Personality。

我在四川工作和生活了25年，我的四川话讲得非常好，几乎可以乱真，但当时我和妻子生活过得非常清苦，清苦到我们都不敢要第二个孩子，当时还没有只生一个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没有经济条件来培养第二个孩子。到我们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们家里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100块。但是我对儿子提出了三条做人的原则：第一，身体健康；第二，你要受尽可能好的教育，能够考上高中就读高中，能够考上大学就读大学，能够考上研究生就读研究生，到哪一天你考不上了你再去工作，只要你能考上，我倾家荡产也要供你读书；第三，做人要有基本的道德，不是说高尚的不得了，但要有底线。只要遵循这三条原则，你再穷也穷不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三条，因为这三条实际上就是复旦教给我们的，包括现在的学生，我觉得复旦对我们的影响是绵延不断的，复旦把我们这群不懂事的中学生塑造成为会思考的、有人格的人。在我们复旦的同学中间，每个人都很正直，很难找出什么不顾道义的小人行为，这是复旦对学生的一种无形的教育。

1978年我去了华西医科大学，还当了一届副校长。我在华西上课的时候，学生对我非常好，我非常感动。一次我给本科生开课，这门课是医学院只有1个学分的选修课，因为当时医学院对遗传学课要求还不是很高，还不是很重视。我的课是在下午，有200多个人听课，我曾对同学们讲：“我的课不会用很难的题目来考你们，因为我教书教到现在还没有同学不及格。”但有一天我真的很感动，因为那天是世界杯决赛，热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对我说“老师，今天下午有世界杯比赛，可能学生来的不会很多”，因为我上课从来不点名，非常宽松，但结果那天学生全来了！我非常感动，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问学生们：“哎呀，今天是世界杯决赛，你们都赶来听我的课！”有个学生讲了一句话：“世界杯可以看重播，但您的课只有这么一次。”那一刻你会觉得你的教学、你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现在我出差或开会，很多人都会上来说：“傅老师，你认得我吗？我听过你的课！”你听过我的课，你当然记得我，就像你看过一出戏会记得里面的演员一样，但我不记得了，因为学生实在太多，然而我内心对学生是感激的，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把学生看作是教师学术生命的延续。

1993年我被调到第二军医大学，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副校长。期间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开放实验室，主要是面对一些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我想应该让他们有更好的学习和实验的环境。我也许是复旦生物系毕业生中很少的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学生，但是我感觉还是一个复旦人，这是我洗也洗不掉、抹也抹不去的。人家还是觉得你不是从军事院校出来的，而是从复旦出来的，这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

2003年退休之后，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吴启迪来找我，请我去同济“帮帮忙”。同济原来的医科是非常好的，但1952年院系调整时迁到了武汉，直到前两年同济和铁道大学合并，因铁道大学有医学院，所以同济才又有了自己的医学院。2003年同济大学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和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合在一起成立了学部，目的是加强学科交叉。我现在就在这个学部里工作，也算发挥一点余热。

我从四川回上海后，经常因工作关系去复旦。2004年国庆节，我们64届毕业生在立人生物楼107室——那是我们曾经上大课的地方——聚会，庆祝我们毕业40周年。我们彼此见面后有很多感慨，我们这届的同学，大家倒不一定在事业上轰轰烈烈，但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往前走的路。同学们并不要求有一天要怎么样，但一天都没停止过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我觉得我们同学这一点非常突出，我们去当工人，我们去做农民，我们去“五七”干校，几乎在各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同学停止过自己的思考。即使在农村，即使没什么工作条件，都可以保持这种继续向前的劲头。我们很多同学回来以后，掌握的都不仅仅是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而是老师教给我们的一种方法，一种为人之道。复旦给我们一种熏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复旦出来的很多人也往往是这样，复旦改变了他们做人的信念、方法和思路。在学校时也许还看不出来，但到了社会上就会发现复旦同学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例如中央的宣传部长虽不是复旦的人，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你去看看那些主编、副主编、名记者，很多是复旦毕业的。复旦人绝大多数虽然默默无闻，但每天都在为社会工作，甚至献身，复旦比较多地培养了一批埋头苦干、执著、不放弃的人，各个专业都有。有些人讲到一个学校的时候就会讲这个学校出了多少领袖人物，这是一个方面，社会需要那些人。但以我的观点，社会更需要那些默默无闻的、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去的、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停顿的群体。我觉得复旦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同学几十年后再聚在一起，很难说谁怎么样，做了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事情，但没有一个人不在做事情。

谈家桢先生已经97岁高龄了，但一天都没忘记要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把教育搞好。谈先生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所有农村小学办好与否是中国是否富强的标志。”这句话很深刻啊！什么是人才？我们经常说人才是百里挑一，中国如果百里挑一，人才能有几千万啊！千里挑一也有几百万啊！但如果不受教育就不可能成为人才，玉不琢不成器，所以在农村如果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的话，我们的祖国是一定会富强起来的。

第十八届遗传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是谈先生的一个梦。1948年谈先生在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遗传学大会时，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参加，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总有一天要把国际遗传学大会放在中国召开。你知道1989年以后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有看法，他们认为计划生育不人道，中国社会存在性别歧视等等，又加上政治风波，就不赞成把会议拿到中国来开。当时在英国伯明翰开第十七届遗传学大会，大会投票决定十八届在哪里开，很多人提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开。投票前一天谈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一届遗传学大会在哪里开的？在印度新德里。这一届在哪里开的？在英国伯明翰。如果下一届拿到澳大利亚悉尼开，人家会以为我们是在开英联邦国家的遗传学大会，而不是全世界遗传学大会。”就这一句话，第二天大家都把票投给了北京。这是不是举重若轻？谁也没想到。你去大声号召“大家到北京来吧”，没用的，但就这么一个微妙的四两拨千斤，第二天就通过了。这也许是复旦的风格的又一种体现。

我们一家人跟复旦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我是复旦生物系的，我太太是复旦数学系的，我儿子是复旦物理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我儿媳是复旦经济系的。我们整个family都是made in Fudan。4个人来自不同的系，因而家中有一种浓郁的复旦情结。一家人虽没有什么杰出人物，但大家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工作。我太太也做了10年的工人，接着教书，直到退休，她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很优秀的，这就是她的贡献，很多学生到现在都一直记得她。我儿子原来是在上海交大读本科，因受父母的影响，他对复旦也很有感情，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交大保送他到复旦物理学系读了3年研究生。恰巧1997年香港回归，他参加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主持的《京、沪、粤、港庆香港回归英语演讲比赛》，并得了第一名。在所有获奖者中，他是唯一一位非英语专业的，所以得奖之后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在他得奖的第二天，当时复旦校长杨福家院士就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感谢我的儿子傅希涌为我们复旦争光，拿了全国第一名，而且还不是英语专业的。我觉得我们一家人都受有复旦的恩泽，为复旦做点事是应该的。

我有一张孙女的照片：踮起脚来开门。这张照片我一直放在办公室里，我从照片中得到一个启示，才1岁多的她，为了要开这扇门，脚要尽量踮起来，手也要尽量伸直，把小小的身子尽量拉长、拉直。我由此想到一个人一辈子，有时也许只要再稍微多努力一点点就成功了。

百年校庆快到了，相信每一个复旦学子都会由衷地说一声：感谢母校。

（采访整理：徐佳熹、虞耕、金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