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翰林”和复旦校长

“洋翰林”胡振提，字漪邨，1880年出生于宁波北仑柴桥老屋能房中的一户富裕的书香之家。其祖父宋柬（字学理，号雪樵）、曾祖有壬（字济美，号季嵋），皆为清朝国学生。父维林，字九如，生有五子，振禔为第五子。

振禔公家学渊源深厚，又天性聪明，勤奋好学，少年时在乡里就有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曾经支持过主战派的光绪皇帝在洋枪洋炮的“开导”下，特别是受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影响，再加上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和身处逆境的不满，促使他寻找一条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天津是中国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响应维新变法，并努力付诸实践。盛宣怀，这位鼎力协助李鸿章在天津发展洋务运动的实业派，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892年盛宣怀上任津海关道后，就开始筹备办学。三年后，即1895年，他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由于李鸿章调入内阁办事，盛宣怀又于1895年9月19日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光绪皇帝，请求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由此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创建。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学生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以确保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不分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北洋大学从189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输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振禔公生逢其时，被幸运地招入北洋大学堂学习。

振提公在家乡已打下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有北洋大学堂里优秀的中外硕学鸿儒的教导，于是，成为学贯中西的栋梁之材。1911年8月振禔公从北洋大学毕业。

1906年，晚清废除科举以后，清政府于10月14日举办了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选拔优秀人才。清政府当时规定每年八月对游学毕业生进行考试：“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光绪朝东华录》第5573页）是年八月甲子日，振禔公与同期毕业的李成章、何炳麟、张务滋、苏企由、张寿祺、吴大业、钱寯均共八人，按游学毕业生考试办法，被引见给宣统皇帝，成为宣统三年（1911）游学进士。振禔公在六位被授予进士出身的同学中名列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吴大业、钱寯均二人被授予低一等的同进士出身。

振禔公得中进士的消息轰动乡里，报喜队伍从镇海县衙出发，一路鸣锣开道，将报单和“翰林”牌匾送到柴桥能房祖宅。能房的长辈在院子中搭天棚大开筵席，宴请来使和芦江胡氏宗亲及邻里乡亲。后又在三份头祖堂世德堂旁边新造大门，悬挂“太史第”匾额，与对面老屋穆春堂大门的“登科”匾一起，两相辉映，成为芦江胡氏前房一族的骄傲。

中华民国建立后，振禔公曾在国民政府的财政部任职。其后到英、美、法、俄等国考察律法。回来后定居上海，以律师为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一家投资公司工作，直到1954年逝世，享年75岁。

振禔公擅书法，在上海书法界有一定名气。佛教圣地普陀山遗有他书写的大字照墙。老家“柴桥”的桥名，柴桥小学仲愚图书馆馆名和碑记也曾由他题写。从其遗留的书法真迹和题刻来看，振禔公的书法以北碑和汉隶为根本，有时代特点。笔画浑厚雄强，参以行书用笔，结体显得灵动，有清道人之笔意。

振禔公之子胡介峰先生，谱名嘉骞，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任历史教员，后任训育部主任，教授。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介峰先生坚持在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授课，帮助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工作，担任事务主任，秘书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介峰先生曾离校到北平市政府担任科长。1948年返校，继续在复旦附中工作，任教务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承党和政府信任，于1950年8月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复旦中学第一任校长，直到1961年因操劳过度，患病离任。

介峰先生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1950年出任复旦中学校长后，即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3年在复旦中学组建成立民进支部，并任主任。1956年底任民进上海长宁区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7月起，连续四届当选为长宁区人民代表和区人民委员会委员。

1963年介峰先生逝世，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