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片风格的转变

妖魔化奥斯卡

第7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全球两亿多影迷的瞩目中落幕,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为原型创作的影片《美丽心灵》最终获得了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四项大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以高科技大场面取胜的史诗影片《指环王》。获得五项提名的法国影片《天使艾米丽》没能像前一年的《卧虎藏龙》一样,顺风顺水地捧走最佳外语片,而是让《无主之地》这部已经赢得第54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和第5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力作占了先。最出人意料的是,本届奥斯卡影帝、影后的桂冠双双被黑人演员摘得。哈里·贝瑞凭借在《怪物舞会》一片中的出色表演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影星,丹泽尔·华盛顿因为在《训练日》一片中成功扮演一名受贿的警察而当选影帝。另一位黑人影星西德尼·波蒂埃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位1963年以《原野百合花》首获影帝称号的黑人演员赢得了奥斯卡的敬意。更有意思的是,1977年以《安妮·霍尔》一片击败好莱坞有史以来票房最成功的影片《星球大战》,赢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五项大奖的著名导演、影星伍迪·艾伦这一次却意外地出现在奥斯卡颁奖舞台上。也许是时间改变了一切,或者说是“9·11”改变了美国。

这次角逐最佳影片奖的五部影片,除了戛纳电影节已获最佳导演奖的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和科恩兄弟的《缺席的人》,都是让人信服的力作。朗·霍华德导演的《美丽心灵》,以流畅的叙事、细腻的表演、深刻的反思展示了一段命运的旅程:绝望与希望、疯狂与挣扎的生命之旅。影片中的主人公纳什的形象,将和《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哥哥巴比特、《闪亮的风采》中的钢琴师杰弗里·拉什以及《阿甘正传》中的阿甘等角色一起永载史册。澳洲导演巴兹·鲁赫曼的《红磨坊》是好莱坞歌舞片《音乐之声》、《出水芙蓉》等的后现代版本,和《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等影片一样,该片把《茶花女》式的经典爱情情节和百老汇式的舞台演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指环王》作为一部体现好莱坞技术之专业、资金之雄厚的影片,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至于罗伯特·阿尔特曼导演的《高斯福德庄园》,则以油画般精致的画面、高超的演技以及充满张力的心理冲突,复活了一种古典主义的情绪。托德·菲尔德导演的《不伦之恋》是一部小制作影片,也是一部探讨家庭问题的影片,风格冷峻含蓄,节奏舒缓沉稳,传达出《美国丽人》中的那种灰色的当代韵致。

1.热情与冷漠

当200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被印度影片《季风婚宴》抱走后,所有目光就汇聚到奥斯卡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各种媒体都开始挖掘与奥斯卡有关的一切。有趣的是,国内的各家媒体在对奥斯卡大肆报道的同时,总是不失时机地点上一句:“奥斯卡电影节只不过是美国影艺学院颁发的一个国内奖项,如同中国的金鸡奖。”当第74届奥斯卡尘埃落定的时候,各种批评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奥斯卡的众多评委们是以美国的意识形态来衡量世界电影的,所以不具有世界性。对于ABC广播公司现场直播颁奖晚会的30秒钟125万美元的广告天价,以及由范思哲、圣洛朗、普瑞达等顶级品牌组成的时装秀和珠宝辉映中的明星们盛装走过星光大道的入场式,部分中国电影人更是嗤之以鼻。此外,希区柯克、库布里克、卓别林、马丁·斯科塞斯等电影大师被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冷落的历史,也成为奥斯卡忽视艺术性的“铁证”。至于第74届奥斯卡,政治正确和偏好疯子题材被认为是缺乏公正的表现。有媒体直陈丹泽尔·华盛顿和哈里·贝瑞两位黑人影星的获奖是一种政治正确的逻辑在运作,两个非裔美国演员得奖的意义是一直被批评为“白色奥斯卡”的金像奖对“9·11”后出现的认同危机和恐怖压力的一种妥协。《美丽心灵》虽然是好莱坞第一部以现实人物经历创作的影片,但是神经质主人公容易得到评委会的青睐被认为是它获奖的重要原因。论者往往以《飞跃疯人院》、《我的左脚》、《阿甘正传》、《闪亮的风采》等片为例,说明这类迎合好莱坞标榜的“人性”的影片容易获奖是畸形心态形成的结果。

2.奥斯卡·美国电影·文化霸权

“如果爱一个人,你就将他送到纽约(奥斯卡),因为那是天堂;如果恨一个人,你就将他送到纽约(奥斯卡),因为那是地狱。”《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饰演的王启明这段充满民族狂热的诅咒,也道出了人们对奥斯卡的爱恨交织。单是这场长达4小时的“晚会秀”就带来美国本土高达26.2%的收视率、全球2亿观众和2亿美元的广告收入,以及伴随着奥斯卡价值50亿美元的海外市场,这怎能不让我们怦然心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但这个时代还能有谁会在漫长的等待中做一块民族电影的铺路石呢?何况即使是WTO这样的全球化秩序也还有保护民族工业的特别条款,于是,在抗击好莱坞文化霸权对本土文化侵蚀的旗帜下,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合乎时宜地响起来了。金像奖揭晓后,我们听到了一些电影人的声音。以贺岁片享誉影坛的冯小刚导演态度鲜明:奥斯卡奖是美国的电影奖,对它没兴趣,这种经过商业炒作的奖项在电影界没有意思。曾执导过《小花》、《如意》、《过年》等影片的“第四代”导演黄健中很自然地联系上拯救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在他看来,用美国的标准取代世界标准,会使得其他文化、信仰、传统习俗无法受到重视,实际是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他以欧洲、印度、韩国等地不认同奥斯卡来印证全世界抗击好莱坞文化侵略的决心。

一边是美国大片占领了70%的中国电影市场,一边是对奥斯卡电影节权威性的强烈质疑与激烈抨击;一边是中影公司搭上奥斯卡的顺风车迅速引进获奖影片《美丽心灵》、《指环王》,一边是中国电影人与主流媒体合谋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获金像奖的影片不是艺术性最强的影片而是最符合美国审美趣味的影片。”在媒体竞先炒作奥斯卡的过程中,从电影频道到其他数不胜数的媒体都在有意无意间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而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电影节,其最佳外语片的参赛片是各个国家推荐的,这远比威尼斯、戛纳、柏林三大国际电影节保守,像某个国家代表团因为有“地下影片”参赛而退出电影节的“政治事件”在奥斯卡上是不会发生的。同时,美国电影中的批判精神、对人性的探究、对现存体制的反思以及对电影艺术形式的探索,都是其他国家的电影所不可企及的。

3.奥斯卡的风情

“鼓励和表彰那些在电影艺术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士,以促进电影文化、教育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并安抚那些认为电影给美国的道德和理想带来不良影响的人们。”奥斯卡奖创立的宗旨明确了作为一个美国影艺学院设立的奖项,它的审美情趣是保守的中产阶级性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电影对现实生活题材的敏感性、美国电影导演对电影艺术的探索性和美国生活在“现代性神话”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奥斯卡奖最终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奖项。早在1984年,俄国著名导演卡林·沙赫纳扎罗夫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了美国电影兴盛的秘密:“我国电影的悲剧就如同我们生活的悲剧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教父》?要知道黑社会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描写阿富汗的影片,可要知道,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什么样的考验……有一段时间,我曾想要拍这么一部影片,可是,在看了《现代启示录》、《野战排》之后,还能讲什么呢?重复我们已经在西方电影中看到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派生而为的生活,它正经历着西方国家早已经历过的那些时期。艺术在此能做些什么呢?”而已经过去的74届奥斯卡奖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教父》、《音乐之声》、《乱世佳人》、《一夜风流》、《蝴蝶梦》、《发条橙》、《卡萨布兰卡》、《辛德勒的名单》……

美国电影成熟的生产体系以及不断吐旧纳新的明智奠定了现在的好莱坞帝国,这也遭到其他民族电影的抵制。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三大国际电影节,它们与奥斯卡有着强烈的敌意。第58届威尼斯电影节甚至提出出人意料的口号“打倒好莱坞帝国主义!”但是,尽管有分歧,电影艺术的品评标准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从奥斯卡自1947年开始设立的最佳外语片奖的分布情况可见一斑。意大利得奖13次,法国以12次紧随其后,然后是俄国的4次,西班牙、捷克、瑞典、日本、荷兰各3次。单从个人纪录来看,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和德·西卡是最受推崇的,费里尼的《大路》、《卡比莉亚之夜》、《八又二分之一》、《阿玛珂德》,德·西卡的《擦鞋童》、《偷自行车的人》、《昨日、今日、明日》、《费里兹花园》都获得过此奖。瑞典导演伯格曼也以《处女泉》、《穿过黑暗的玻璃》与《芬妮与亚历山大》三次折桂。被公认为最注重艺术性的戛纳电影节,也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有过“亲密接触”。1954年第7届“金棕榈奖”得主《地狱之门》,1959年第12届的《黑人奥非斯》,1966年第19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80年第32届的《锡鼓》,1988年第41届的《征服者佩莱》,它们也同时捧走了当年的奥斯卡奖。近几年来角逐最佳外语片奖项的影片《中央车站》、《美丽人生》、《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卧虎藏龙》、《黑暗中的舞者》、《天使爱美丽》、《无主之地》等影片,也都是在三大电影节上获得盛誉的影片。

4.走进奥斯卡的中国电影

2001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在奥斯卡一举夺得了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音乐四项大奖,让好莱坞第一次感受到华语片的强势,但这一步飞跃是建立在中国电影前辈们与奥斯卡越来越近的距离上。早在1955年,黄宗霑就以《玫瑰纹身》获最佳摄影奖;1984年,柬埔寨华裔演员吴汉借《杀戮战场》获最佳男配角奖;1987年,苏聪凭借《末代皇帝》获最佳配乐奖;1990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凭借《菊豆》入围“最佳外语片”,次年又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继续冲击“最佳外语片”,可惜均失之交臂。1993年,顾长卫以《霸王别姬》一片获最佳摄影奖提名,大师级导演陈凯歌借《霸王别姬》挟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之余势角逐最佳外语片奖,惜未果。但中国电影的艺术水准已经让奥斯卡的评委们瞩目。1994年、1995年、2001年,李安以《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三次逼近最佳外语片奖,尤其是在2001年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三项最重要的提名,并摘得最佳外语片奖。音乐人谭盾因此片获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原创歌曲奖。平心而论,奥斯卡奖的评委们是有一定倾向性的,他们往往钟情于带有独特文化韵味、揭示现实生存状态、抒写真实生命体验以及表达人性的作品。这也应了伟人的高瞻远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世界电影格局看,奖项的评定也顺应潮流,费里尼、特吕弗、伯格曼、黑泽明、基耶洛夫斯基、米哈尔科夫等大师的蟾宫折桂也多是众望所归。从中国电影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的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作品中的形式感和理性精神都是身前身后的导演们所力不能及的。特别是走出了《一个与八个》、《黄土地》、《猎场扎撒》、《孩子王》、《晚钟》的抽象化之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影片,在民族文化精神与国际化语境中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切入点,从而与台湾的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掀起了“中国风”。而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电影依然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在美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上没有实现大的突破,特别是没有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和一个火热的氛围,反倒是《辛德勒的名单》、《阿甘正传》、《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美丽人生》、《星球大战》等影片让我们感受到好莱坞电影的魅力。

5.学习奥斯卡

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A级电影节,但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与奥斯卡相提并论,去年获得最佳影片金爵奖的好莱坞影片《反托拉斯行动》,与《美丽心灵》也相去甚远。前几年美国一直在“妖魔化”中国,试图影响国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但是总有一天,一个平常百姓会有机会像今年的布什一样走进中国的平常人家。对奥斯卡的成见也很难主导观众的审美情趣。虽然纸上的票房数字可以涂抹,但是满市场都是外国影片盗版碟的状况却让每个具有生活常识的人做出清晰的判断。从电影传统上看,我们与好莱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庭院里的女人》制片罗燕所说的,“一边是手工作坊,一边是机械化大生产”。从资金因素上看,动辄上亿美元的制作成本是正在提倡“低成本、小制作的想象力电影”的国内电影业不可奢望的,虽然中国的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等都操起了外国资金。从电影环境上来看,好莱坞电影处于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奥利弗·斯通导演的《JFK》这样锋芒毕露的影片也能正常发行,而中国电影人显然更为不利,“文革”这样的集体记忆至今仍是一个“题材禁区”。面对审美能力、期待视野都在变化的观众,“妖魔化”奥斯卡成为一种无奈又无力的选择。其实,每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文化传承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这已经为各个民族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契机,威尼斯、戛纳、柏林、东京、上海、奥斯卡等国际电影节也为民族电影提供了表现的舞台,黑泽明、费里尼、伯格曼、米哈尔科夫、陈凯歌、张艺谋、李安等著名导演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民族电影的未来是“乍暖还寒”还是“暮霭沉沉”也只有让时间去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