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译本，迥异的风格

就译者对原作的体裁、修辞、意象的转化而言，朱译对原文中丰富的修辞、意象则多有从简、删略，整体以散文体译出，虽保留了原文的韵味，但对原文的诗体部分未保留原本形式。对猥亵语采取意译，使用了大量的双关语、叠语及戏谑式修辞手段。为达“神韵”，切“意趣”，不惜更换原文语法结构，灵活选词，语言独到。就读者接受效果看，朱译技高一筹。梁译对原文的修辞、意象尽力体现，难译之处则加以注释，但译笔略显生硬、拗口，有欧化现象；梁氏也并未以诗译诗，对戏剧之舞台特性、语气、选词似与舞台场面欠协调，语言也欠酣畅，但仍具赏读性。卞译为忠于原文的诗体形式，开创了“以顿代步”的译体，旨在保持原文真面目；他的译诗才情出类拔萃，为保留原文体裁，他挖掘出过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与表现力，在情感和音节的结合上，下足了神功。

就社会学层面而言，译者对原作中文化差异的应对策略各异。由于汉、英语系不同，民族不同，两国人民的历史境遇不同，造成彼此间的历史间隔和时空跨越，翻译过程中不免存在理解障碍。对英语民族的表达习惯、民族心理、道德标准、处世原则等，对原文中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人物传奇等不同文化背景如何体现，是考察各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根据。朱、梁二人更多地受翻译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了译本的差异，梁译忠于原文“模样”，译词拘谨、拗口，朱译倾心原文的“神韵”，译词练达、酣畅；而卞译则紧扣原文的“形式”，遵循原文的格律，被冠以“学院派”，体现了很高的文学修养。卞译本受翻译外部因素的影响最深，他受当时苏联文艺批评倾向及鲁迅文学观的影响，创造性地“误读”出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把文学史看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些特有的“个性”成为他莎译作品中最突出的时代烙印。

就读者接受效果看，朱译更顾及译语的语言规范和译语读者的接受现实，翻译有的放矢；梁译虽对原文的修辞、意象尽力体现，难译之处也详加注释，但文辞过于拘谨，读起来缺少了许多快感，在阅读目的与阅读对象层面尚欠周全考虑；而卞译本则完全保留原文的韵格，曲高和寡，为学养高深者首选。从现有的六套汉译莎剧全集中有四套是以朱生豪译本为蓝本而增补或重校这一事实来看，朱生豪对翻译的本质、特点、目的、效果等方面的洞彻是很到位的。

由此可见，忠实理解原作是翻译的基本前提，也是一种伦理要求。但忠实的本质并不是逐字逐句地“挪译”原文，而应在尽力保留原文的语言、文体、修辞、意象等形式风格的前提下，充分再现原作的神韵、意趣；同时，也应顾及译语的语言规范和译语读者的接受现实，使翻译有的放矢。朱译在语言表述、追求神韵和意趣、重视阅读效果方面有突出表现，但对体裁、修辞、意象等方面有所忽略；梁译在句法结构、体裁、修辞、意象等方面均忠实再现，但对译语语言的规范及读者接受习惯尚欠重视；卞则为自身所处时代的文艺观所侵扰，给作品的翻译留下不少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