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翻译而言，不同译家各有自己的实践智慧和独特天赋。朱生豪在其译者自序中指出，“余译此书之宗旨，在求于最大可能范围之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从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苟同”。而梁实秋则以为，“我翻译莎士比亚，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他坚持“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孙大雨、卞之琳、方平等译家则恪守原文的诗体格律，整体以诗译出，旨在复现原文的本色。事实上，每个译者都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翻译宗旨。
就纯文学层面而言，译者的翻译行为会受到自身的翻译经验、语言能力、跨文化视域、文学素养等翻译内部或文本层面的技术和知识性积累的限制。译者内在的积淀和融贯中西的学养不同，对文本解读的效果会大相径庭。从社会学层面看，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受各自所处的历史时空，客观社会环境、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翻译外部或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因素所限。哈贝马斯说，意识形态的不同会使文本的信息扭曲、变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会有异样的阐释目的、视角和志趣，甚至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翻译策略。原作唯一，译作无数，这是翻译本质的体现。
就译者对原作的语言艺术与风格的驾驭能力而言，各译家皆具严谨、忠实的翻译作风，也受各自的文学修养、阐释目的、人生志趣等因素的束缚，翻译的结果自然有差异。整体看，朱氏以散文译出，重原作之神韵、意趣，对原文的语言风格、色调有出神入化的再现，语言的表现睿智酣畅、浓重华彩，深切透视原文的戏剧形式与舞台效果，追求语言的声音美，对文字精雕细琢，赢得读者和观众无限赞誉，在国内的版次最多。梁译则平实、严谨，以散文译出，谨守原文的字句、语法，甚至标点，原原本本地用另一种文字转换了原作。为了取“信”于原文，梁氏搬用原文文体，严守其语法结构，字比句次地考究，可谓最忠实的译本。译笔细腻，一丝不苟，甚至连猥亵语也“悉照译，以存真”。卞之琳则遵循原文的格律，整体以诗译出，译文极致、练达，颇显作为诗人的学识与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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